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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阅读席勒
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席勒的思想是如何有助于他在批判媒体研究领域内形成别具一格又铿锵有力的话语的。贯穿其学术生涯，席勒将他所做的媒体与传播研究看成是历史研究——阐明传播在帝国般的“美国世纪”中的集中化；评价军事—工业联合体对信息业不断扩增的圈占，而后者对协商民主至关重要；记录社会动荡和社会变动的形势，它们促使统治集团更为严厉地控制意识塑造和文化表达的资源；揭示美利坚帝国主义的文化—传播状况；解构对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大肆宣扬，指出它们反过来是如何被军事和商业利益集团所虎视、开发和挪用的；了解为建立新的国际信息秩序而制定的一国（national，本国）传播—文化政策之目标与矛盾。所有这些努力都“一以贯之地致力于将传播研究置于更宽广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如果传播学者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席勒觉得那会是令人愉悦的巧合，但是，正如他对主流传播研究领域及其“帝国的理论家们”的批评，鉴于后者对学科规范的关切甚于一切，席勒认为上述一致性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媒体研究领域，席勒为人知的是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政治经济学有多种定义，文森特·莫斯可建议，大体上我们可将政治经济学看成是“对不同社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权力关系，它们共同构建了对资源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莫斯可按地域划分了传播研究的这一分支，并将席勒归为其中“北美”一派的代表性人物。莫斯可认为，席勒和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可以说是该地区对该领域影响深的两个人，并且其影响波及世界各地”。斯迈思在20世纪40年代创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门大学课程，并将研究聚焦于传播如何有利于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经济的与文化的）价值创造过程。与此相对，资源分配则是席勒的一个关注点，他研究信息―传播资源的分配如何历史性地有助于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间的分化。这一特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关注的是，潜藏于媒体讯息和传播技术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结构之下的阶级体系，这一路径也确立了席勒的声望——分析统治集团如何使用并滥用信息和传播资源以维护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权位的重要分析家。莫斯可还概括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其他总体特征，如关注国家的作用、社会变迁、整体分析、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参与，这些特征也是席勒著述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北美”政治经济学家并不能完全体现席勒对其自身地域身份认同的理解。他被来自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欧洲的研究者和研究所深深吸引，这一点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写作，也许与他美国同胞的著述相比更是如此。尽管席勒以美国的本土语言写作，但其著述不论在精神上还是所探讨议题之范畴上，很明显都是国际主义的。席勒不仅促使“在国际范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促使国际主义至今仍是批判传播研究的核心。
除了上述对媒介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贡献，树立赫伯特·席勒在传播研究领域显著地位的另一重要知识分子特性是，在其著述和公共演讲中席勒有意识地将普通的读者和听众视为传达对象。席勒有一种令人钦佩的能力，他能用一种几乎人人都能明白的语言清晰地提出问题，并给出具有启示性的解释。这个才能是他成为教学效果显著的教师之关键，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使他成为重要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使媒介与信息研究领域为公众所知。早在其学术预备期席勒就已拿定主意，他的研究要跟人民的生活相关，而不仅仅是学术圈子。他说，
在学术研究之外，有工作日，有生活经验，有日复一日的生活……有人们真实的艰难困苦。成就的获得不只是起床去做一场不错的小报告，会很受一些人的欢迎，这些人经受过你正被迫经受的过程，这对他们能有所启发，但是却将公众的理解排除在外。对我来说这却是相当重要的。
为磨炼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技能，席勒在20世纪50年代做过激进的新闻记者，其后，他始终对政治新闻报道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在《国家》杂志（The Nation）和《世界报·外交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上发表大量文章，还不包括其他期刊。从很多方面来看，他的新闻从业经验帮他形成了后来在其重要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事实上，有不少文章经扩展后成了著述的章节。这种通俗易懂的特点扩大了席勒在学生、年轻教员以及具有进步思想的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令他成为“一名行动主义型学者的楷模”。
然而，席勒的公共知识分子风格不仅在于词汇与句法的通俗易懂，席勒的写作和演讲也因隐含着对读者和观众的想像而别具一格。当面向想获取更多有关传播与信息业对其日常生活之相关性的知识的人群演说时，席勒也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的演说对象就是（或者能够变成）积极参与当前的政治生活、参与协商民主过程，甚至有可能参与社会变迁的人们。“我研究的主题”，他说，“不是狭小的学术争论”。作为一名行动主义型学者，他的研究聚焦于在美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长期变化过程中，媒体的历史重要性。由此，他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宽泛意义上的行动主义型公民（activistcitizen）的利益相联结的话语，而不是与传播研究领域内更狭小的学术利益相联结，不论后者对政治的思考有多深刻。除了对其读者的一般态度之外，我们还将看到通过诸如传播与外交政策、知识与媒体劳动、非支配性的本国传播政策，或者抗击商业势力对文化和信息的接管等议题，他在书中如何表达更为具体的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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