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要了解当下批评的现状——在我看来，这类知识即使对研究远古的文学史家也是必不可少的——不确定的东西就多起来了。要选出主要人物变得愈益纷争而艰难，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愈益显著。人们头脑中的图景摇来摆去，困窘不堪，好像几乎每年都在变化。我设想，有可能的话，好安坐在一家收藏丰富的图书馆里，限度地阅读，以便形成关于每一个国家批评现状的基本观点。然而，这似乎仍旧是不够的。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读书、读杂志，但除此之外，还需要通过个人接触了解与批评活动有关的环境氛围、地理地形、人、书的关系与重要性以及争议的问题等。
近年来，我曾不断地、广泛地旅游欧洲，会见批评家和研究文学的学者们，尽管我没有对他们做任何访谈录 （我厌恶录音），却和他们有过自由坦率的交谈。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接触能够获得我愿意称做当代欧洲批评的地志或图绘之类的知识。对欧洲主要国家作一个短暂的库克式探险之旅*有可能使我们对今日欧洲大量的批评活动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至少我这些年旅行获得的突出印象值得进一步反思，那就是不同民族传统之间存在着鸿沟，尽管人们尽力建设相互沟通的桥梁，但裂痕依然难于弥补，欧洲主要的民族都固守各自的批评传统，不易改变，甚至即使在一个民族内，不同流派、不同意识形态和个人之间同样纷争不断，难以沟通。有时比语言中的巴别塔式的混乱还要糟，这给批评带来的折磨比其他任何可以比拟的人类活动更严重。真令人沮丧不已。研究者往往要从自己了解的术语概念出发，以此为前提向前推进，果真如此，你就会发觉十分难以理解那些外来的批评术语和预设。要进入那些前提与自己迥异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头脑要求你能够表演精神杂技，或者说得好听一点，能够完全牺牲自己的个性。幸运的是，对此我并非毫无准备，我早年在欧洲特别是捷克与英国曾有多样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足以让我应付这样的处境。
英国显然是美国人熟悉的国家。20世纪英美两国在批评方面的联系特别强大： 两个美国人庞德和艾略特移居英国，作为批评家影响巨大；美国人理查兹从英国康河边的剑桥移居美国查尔斯河边的坎布里奇，可以被看做美国新批评之父。理查兹也是威廉 · 燕卜荪的老师，他和艾略特一起对F. R.利维斯的早期发展影响至大，而利维斯已经74岁了，可依然是英国批评的中流砥柱。
一直以来，利维斯的许多弟子和追随者在批评界都是异常活跃的。较老的一代有L. C.奈茨 （L. C. Knights），他因那本抨击A. C.布莱德雷的著作《麦克白夫人究竟有多少孩子？》 （How many Children Had Lady Macbeth?, 1933） 而名声大震，近又写出了《几个莎士比亚主题》 （Some Shakespearean Themes，1959） 和《〈哈姆雷特〉一解》 （An Approach to Hamlet, 1960）；意大利裔的威尔士人特拉维希也写出了讨论莎士比亚的几部论著；《细察》杂志的法文专家马丁 · 特纳尔 （Martin Turnell） 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包括《法国小说》 （The Novel in France，1951）、《波德莱尔》 （Baudelaire，1953）、《法国小说艺术》 （The Art of French Fiction，1959）。流传广泛的《鹈鹕英国文学指南》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几乎全部是由利维斯的弟子们按他的精神撰写的。约翰 · 哈洛威 （John Holloway） 在此书后一卷的一节中宣称，利维斯的著作是“本世纪(指20世纪——编者注)英国批评杰出的成就”。[2]哈洛威本人因《维多利亚前贤》 （The Victorian Sage） 那本好书成名，在这本书中，他完全遵循了利维斯那种反理论的精神，将所有哲学和美学沉思全都贬为胡言乱语，以至于抨击美国新批评及其对复杂性、悖论和反讽的崇拜，还批评了芝加哥学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燕卜荪的含混。剩下他赞同的就只剩下阿诺德式的“冷静的理智”、“节制”和“温文尔雅”以及批评理想就是发掘文学对生活的意义这样的洞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