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歌德在这里得出结论，“我们想在此相见，并且想随便阐释，这样，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见识太短浅，我们的经验太贫乏，我们的想象太受到限制，而我们又无法对这样一种本质有充分的认识。”一个男人，（S.237）莫不如说是“本性”，以镇定自若的姿态坐在这里，而这种本性是他的皇帝能胜任的。
自己变成历史，这对于歌德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歌德与艾克曼进行的一次谈话中获悉，1824年2月25日，歌德对艾克曼说：“我出生的时代，一个伟大的世界事件正在上演，并且贯穿我的人生继续发展，这对于我而言是很大的好处，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如下事件的见证人：七年战争、美洲同英国分离、法国大革命，终是拿破仑时代，一直到这位英雄的衰落，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我就得出了完全不同于所有这些人的结论和洞见：如果他们现在出生，就不得不通过书本了解这些他们并不理解的大规模事件。”时代见证人的永恒论点是：谁没有身临其境，谁就无法理解过去！歌德对待时代历史就像对待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当他阅读文学时—他尤其在人生后20年直接做的—后为了追踪他自己理解的足迹。
这些诱发时代历史自传学的重要时间在歌德后岁月里变成了英国伟大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创作的《拿破仑·波拿巴的一生》（Das Leben von Napoleon Buonapart）。司各特是这个时代成功的作家之一，他真正创立了19世纪的文学引领类别：历史小说。歌德也高度评价司各特用细腻的笔墨勾勒出来的对过去的绘画，这些历史小说至今还拥有大量读者。歌德对司各特长达数千页的对拿破仑时代的描述感到好奇，这个时代以法国大革命一个详细细节作为序曲开始。司各特是歌德的一位崇拜者，1827年夏天，他亲自向歌德宣告，要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歌德，歌德的出版商写了一封亲笔信催促，抱有一种好奇的不耐烦，而歌德同时代的文学很少表现出这种好奇的焦躁。
11月19日，9卷本的英文原版书终于放到了歌德的写字台上，两天之后，歌德就向文书口授，确定了其书评观点比较详细的纲要。在此，我们借这一个特殊情况可以了解歌德的阅读方法，尤其看到对他自己期待的解释。（S.238）按照这种模式，他不仅希望作家具有很强的能力、清晰的理解、“丰富的面貌”、认识内涵，而且还希望诗艺的成就，“他的方式是，通过虚构的主题使得历史与真实更接近，并且统一成一个可理解的东西，否则，它就与历史相去甚远，并且几乎无法在精神层面表现自己，但是能有把握地向心灵展示自己”。也就是说，通过虚构反映真实！一个今天变得荣耀的观点，然而，这种观点恰恰在历史学科专业化过程中使这个时期失去了合法地位：长篇小说和历史应该分开。歌德的诗学在方法上并不要求强制，而是要求展示叙事态度：
瓦尔特·司各特出生于1771年，也就是说，他的童年恰好在北美战争更如火如荼地爆发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17岁或者18岁。他在这样的时代以这样的方式什么没有经历过呢？现在，他已经步入50多岁，并且完全足够近地被世界历史触摸，于是他带着上述各种特征出场亮相，为了公开和我们聊过去的重要事情。
歌德想延续这种闲聊方式，而且是公开地聊，他也表明了他自己的态度：“我恰恰在20岁时站到了保利（Paoli）本人面前，而我在60岁时站在拿破仑本人面前，凡是了解这一点的、比我年轻20岁的人都会很容易接受，这一切在我的内心里肯定引起了哪些期待。”也就是说，歌德要求司各特，而且也要求自己用自传体看待历史的观察视角，他在同艾克曼的谈话中已经发展了这个观察视角：“我是通过亲身经历才熟悉这段世界历史的。经历这些漫长的岁月，我接触了诸多世界事件，或远或近，我不失时机地思考这段世界历史，并且以个人的方式整理各种历史对象，然后形成一种内在联系。”歌德在向艾克曼口授自己的观点时已经以此为前提：司各特按照他的方式做了同样的事情，即他也不会否认其英国人的立场。在法国人和德国人针对法国大革命说了五花八门的、充满矛盾的观点之后，“听听一个英国人，而且是著名的英国人的观点，这肯定是很有趣的。”歌德为此得出结论，他会表达，为的是搞清楚“到底谁在说话，而且在对谁说”。（S.239）从1827年11月到1828年1月，歌德都在阅读司各特的描述，歌德的日记仔细地记录了所有的阅读步骤。歌德还向他的朋友蔡尔特流露他的观点，他同样通过卡莱尔（Carlyle）转达了他对司各特的美好祝愿。没有无聊的聚会，没有宫廷庆典，而是事后体验他自己的人生时代的历史，这成了歌德在这个冬天每个夜晚的内容。歌德于1828年2月20日致信蔡尔特时进行的后概括非常重要：“够了，直到现在我才完全清楚明了地而且有内在联系地了解到从1789年开始那段漫长的、重要的而且有时困难的时间，在我从意大利旅行归来之后，革命的梦魇开始让我感到压抑。我也可能现在又要忍受回忆这个时期的所有细节带来的痛苦，因为我在某种系列中看到了这些细节。”至理名言把歌德阅读的司各特的书提升到超越许多其他同时代历史文学的高度，这些至理名言陪伴着歌德人生的后岁月，同时代其他历史文学书包括布里埃内（Bourienne）、诺尔文（Norvin）、贡斯当（Constant）写的书，尤其是在歌德与艾克曼的评论中介绍了这些书。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歌德却没有进一步发展到整理他自己阅读司各特著作的迹象。为此他于1828年1月28日致信政治领域的老朋友、拿破仑的侍者莱茵哈特时说出了坦诚的话：“因为他（司各特）完全用弱音器演奏了所有英雄人生的神奇的人生的大型交响乐，假如我们不愿意接受教益，去了解这些重大事件越过英吉利海峡是如何被看待的，或者了解在英国的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重大事件，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毕竟，“我把这部作品看成一个编织得很好的网，我用这个网有了另一种能力：从忘川冲到岸边的波浪中重新钓到我自己的人生中默默无闻的鱼，而且与之相联系的和正在发展的世界事件，我获得了更多的兴趣”。
如此看来，歌德从一开始就预料到的片面的观点现在却妨碍干扰了他！拿破仑的人生被用弱音器（con sordino）进行演绎，这是多么充满损害的事情，以至于对他而言，仅仅只能认可那些带有倾向性的观点。这样，后世会觉得自己在这一独特的事件上遭受了欺骗：歌德详细地、用回顾的方式解释了他的皇帝拿破仑及其人生历史。今天，倘若哪一位不辞辛劳地看一眼司各特的著作，那么，他就会明白，并没有出现外界所谓的商谈。（S.240）司各特的书富有细节，但并非长篇小说，而是具有更多冷静清醒的近处观察所得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拿破仑的天赋完全被揉碎了。拿破仑战争的速度和幸运完全被记录下来；但是，他同时记录下一种无法持久的残酷统治—这种统治如此毫无王法。在这种有倾向性的立场所提出的问题是英国式的：帝国通过哪些手段可以得到维系。司各特的回答是：肯定不是用暴力和显而易见的非正义。
斯科特对在西班牙尤其对德国的解放运动中那些随和的民族作出了完全合理的反映。司各特在第18部分的第三章中写道：“法国篡权的无情暴力结束了不同的小国家，它们的消失使得全国或多或少忍受痛苦的压迫体制被打破，”“撕碎了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的分水岭”。除此之外，德国的古典文学家歌德与席勒的名字也常常成为关键词，作为受到爱国主义感染、学术方面有为的年轻人出现。假如歌德详细地研究探讨过司各特的作品，那么，他就不会绕过那幕令人毛骨悚然的黑夜情景。司各特这位英国人完全站在叙事技巧的高度上描绘了击毙当甘公爵时那个黑夜的情景：在谋杀可怜的波旁王朝亲王当甘公爵的那天夜里，雾气朦胧，人们为他挖掘好了敞开的坟墓，人们不得不把一盏灯挂在他的脖子上，以便处决他的执行命令的小分队能够击中他。拿破仑派人把当甘公爵从巴登地区劫持走，然后下令匆忙结束审理程序而后击毙他，而歌德这一辈子都持这样的态度，觉得当甘公爵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导火索一样。所以他在1827年7月5日与艾克曼谈论了很多关于“当甘公爵及其不谨慎的反革命的行为”。而在司各特的书中他现在可以看到，根本就谈不上这一点。事实上相反，拿破仑错就错在通过选择牺牲品来杀一儆百，开展自己的惩罚行动。司各特在这里并不是描述一种犯罪，而是完全在塔列朗的意义上描写拿破仑这一命令充满暴力行为特征，这一错误极大地损害了拿破仑在全世界的威望。
此外，司各特撰写的关于拿破仑的著作还是一个历史知识的里程碑，因为它超出了一部传记的话题范围，（S.241）还考虑到了与法兰西帝国皇帝行为同等重要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发展、立法和金融、教育事业以及所有其他内部关系。其描述如此平静、范围如此广泛并且充满细节—海涅在其书评里无情地批评指责了司各特描述中的慢节奏—以至于英国的视角几乎不起决定作用；只有那个伟大的人物毁灭了。或许司各特的著作是一本大型的罪孽记录簿，歌德在世界末日时派人把这位撒旦叫到上帝的御座前，而仅仅把神圣的三位一体当成个“屁”打发掉了。这在时间上会吻合，因为歌德激烈的讽刺诗写于1828年。
关于歌德与拿破仑完全个人的关系，这部著作却只字未提。1828年3月11日，就在歌德看完司各特著作几周以后，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歌德对拿破仑这个了不起的人物进行了详细的、众所周知的谈论，当然，这次谈论显然发生在司各特在书中展开描述法兰西帝国的新鲜印象之后。在这次谈话中，歌德说出了他著名的、多次被引用的句子，这些句子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皇帝这个人物及其提坦神式的能力上，但歌德很少把灯光打在历史背景上：
拿破仑真是个家伙！—他总是突然领悟，总是思维清晰，行动果决，他每个小时都具有充沛的精力，能够将他认为有利的和必要的事情立即付诸实施。他的人生是一个半神，从一场战役走向另一场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人生。关于他人们大概可以说，他处于一种不断顿悟的状态中，所以他的命运也是一种熠熠生辉的命运，他以前的诗人并没有看到这种熠熠生辉的命运，而在他以后的诗人恐怕再也看不到这种熠熠生辉的命运。
艾克曼的草稿以“是的、是的，我的好人”被打发，而歌德在后来说道，同类人只能被同类人认识，他当然在谈论他自己：“你们想干什么！我也没有第二次出版我的爱情诗歌和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们总是以青春和联盟中的创造性找到那种神圣的顿悟，出类拔萃的事通过这种顿悟产生，拿破仑是自古以来有创造力的人之一。是的，是的，我的好人，为了有创造力，人们并非仅仅需要诗歌和戏剧。还需要一种英雄伟大业绩的创造力。”（S.242）歌德认为，这是天才的真正特征，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完全不取决于专业和职业，此外还完全不受大众产品的触及。对一种天才现象学的解释就这样展开，一种“恰如其分的身体”也属于天才现象学。“假如人们听拿破仑说，他是一个花岗岩打造的人，那么，这尤其是指他的身体。他苛求自己做到一切，并且能够让自己过高地期待一切！”歌德以曼佐尼式的跳跃继续说：“从叙利亚沙漠灼热的沙子，到莫斯科大片的雪原，大量的行军、战役和夜间露营地（Bivouacs），哪一个不处于核心位置呢！—他不得不克服怎样的辛劳和体力上的匮乏透支啊！睡眠少、营养不良，而且总是处于强度的精神活动中！”
歌德就这样在脑子里追忆（Revue）拿破仑毕生的许多内容，尤其是拿破仑青年时代的光芒，他吸引天才到自己身边并且为才华横溢的人打造自由的人生轨迹的能力。倘若我们寻找同时期与这种视角相似的观点，那么，人们会毫不迟疑地想到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这部长篇小说以完全相似的手法演绎了伟大人物对全社会产生的唯能论的影响力。在1829年4月6日，歌德比较了拿破仑这种统帅人们的天赋和优秀导演和剧院领导的能力—我们从1808年10月的情况就了解过这种对比，这种人使人们感到目标明确，使他们在他的麾下会达到他们的目标。歌德在其他的时间节点上也经常谈到这种作用，比如在1831年3月21日，歌德又和艾克曼谈起了拿破仑在法国年轻人中间引起的“自私自利”，他们不会消停，直到“他们中间又有一位了不起的专制君主站起来，他们在这位专制君主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盼望成为的的等级”。
在1828年3月11日的长篇谈话中，艾克曼被歌德火一样的激情深深打动了：“其禀性的贵之处似乎在他的内心是活跃的；他说话的声音以及他炯炯有神的眼睛的力量如此强大，仿佛他被好的青春烈焰烧得通红一样。”歌德把他的英雄想象成年轻人，他自己也因此而变得年轻了，所以他宣告：“这些男人以及类似的人都是天才的人物，他们有自己的本性；他们的青春期周而复始，而别人仅仅年轻一次。”至少在这里我们明白，（S.243）这次谈话并未涉及人们后来所称的“历史的伟大”；虽然拿破仑也是这样一位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物，而且在歌德的眼里，拿破仑还是革命的继承人，是天才的开拓者，是社会“自私自利”的暴力的妨碍者。但是，他有更重要的意义：他是顿悟的，富有创造性的，是用花岗岩制成的—而且被魔鬼陪伴着。它们框定了这个奇怪的对话的范围。开始，艾克曼抱怨自己不舒服，歌德要让他高兴起来，他说出这样一番话：“人的忧郁消沉和乐天开朗决定其命运！我们有必要让魔鬼每天用襻带牵引着我们，并且让它告诉我们，驱赶我们，总还应该去做的事情是什么。但是，卓越的英才离开了我们，我们疲惫懈怠，并且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感叹句“拿破仑可真是一个家伙！”更多的对话还在进行，而这次讲述又以魔鬼一样的话结束：“人类肯定会再次被毁灭！—每个出类拔萃的人都有一种特定的天职使命，他有义务履行这个天职使命。假如出类拔萃的人完成了这个使命，那么，承载他的尘世形象就没有必要了，天意又使他成为别的什么人物。然而，人世间一切都按照自然的方式发生，所以，魔鬼一次又一次给他使腿绊，直到他后衰落垮台。拿破仑和许多其他人都是这种下场。莫扎特36岁时英年早逝，拉斐尔同样36岁离世，拜伦仅仅比他们稍微年长一些。”后来歌德挑明，这些伟大的英雄豪杰—他还把大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纳入这些英雄豪杰的行列中—不仅仅屈从于魔鬼，而且自己就具有魔性，而且具备“天生禀性，生而伟大，还有诸多与生俱来的品格”。
魔性，天生禀性，生而伟大，还有诸多与生俱来的品格！这样就触及了歌德理解世界时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历史世界的另一面。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站在一个交界处，他仅仅可以越过这个界限向外指，而又不能超越这个界限。他也可以失灵，不用再长篇累牍地调出《诗与真》第20卷中那些一再被引用的关于魔性的段落。这些段落可能在1813年被构思出来，主要涉及各种矛盾：“魔性并非神圣的，因为魔性似乎是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因为魔性没有理智，并非魔鬼的，因为魔性是乐善好施的，魔性并非天使般的，因为魔性经常让人认识到幸灾乐祸。”这段话并非是定义“魔性”，而像是一个半含神秘色彩半含自然宗教色彩的迷。 （S.244）拿破仑属于一种不能再按照常理去把握的“果决”的人物形象，歌德在其一生中都常常认为这种果决是有益于健康的；有时他也会认为这种果决具有破坏性。赋予这些人物以优势的自然力量生活在人为想象的世界里，这种人为想象的世界从幽灵世界延伸到泛神论的神之本性，即延伸到星象学。拿破仑的例子恰恰说明应该如何理解《诗与真》中引用的那段话中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与幽灵相关的事情：当拿破仑打败仗时，歌德书房里的一幅画从墙上掉下来，而当他在艾尔巴被驱赶下台时，歌德那枚戒指上刻的首字母已经宣告了他的垮台衰落，这几乎就像是查哈里亚斯·维尔纳的一部戏剧作品一样，无论如何这与其说是政治，毋宁说是命运剧。
“心魔”，人物的内在声音和本质核心，由希腊的女预言家、先知和星象力量事先标示的命运，处于生命力的核心。这种生命力聚焦在更软弱的、更有感受性的禀性的人身上而达到极致。歌德把自己算成这种更软弱的、更有感受性的人。面对艾克曼，歌德否认自己具有魔性：“它并不存在于我的天性中，但是我屈从于它。”面对这种半清楚半模糊的玄虚学说，人们需要作出选择，但人们甚至都无法通过某些假设来判别哪些事是清楚的，哪些事是模糊的。而在文学这门学科上，这种模糊的区分好被消除。然而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依然是，歌德在此找到了说明他与拿破仑的关系的有普遍性的和果敢的简单表达方式。歌德与拿破仑的关系并非政治的—无论歌德在政治上是多么的追随拥护拿破仑皇帝。其实这种关系的建立，其基础在于，面对一个非凡的人物所具备的禀性及其产生的魔性力量，人们能够发挥创造力去感受它。这样，歌德与拿破仑终的会见并没有赶上历史政治的繁荣，而是命运的偶然，是一种机缘巧合，作为上苍的礼物出现。
历史学家可以提供的说明是：歌德对魔性提出了决疑论，而且，他基于自己与拿破仑的关系让人们认识到了什么是个人伟大的概念。这个概念尽管与黑格尔同时提出的“世界历史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