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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77 年，美国弗吉尼亚军校 1927 年毕业班的学生，为了纪念毕业五十周年，特别出版了一本纪念册，凡是能够联络到的同学，大部分都不能免俗地写了一篇短文。一位中国籍的同学 Ngan Ben Chow，在纪念册上是这样写的：
我 1927 年毕业后回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混乱的状态，军阀割据，土匪掠夺于乡间，国民政府无能为力，我也面临种种困难。我好像到了外国，一切都需从头开始，我愿意接受任何职位，不管官阶的高低，仍是走投无路。虽然我是广东人，但家乡偏僻，我说的方言并不普及，所以当我到广州时，必须先学广府的语言，后来到其他省份，还要学其他的各种方言——现在则通行国语。 我终于找到一个位置，在蒋委员长（后来曾任中华民国的总统）麾下服务，大部分时间在战场度过，曾参加北伐、剿共和抗日，而且曾一度负了伤，并且被日军俘虏达六个月之久，后幸能逃跑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率领军事代表团到香港，后来复员，在那里开了一家餐馆，并且办了一间私立中学。总之，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但也无愧于母校。
根据其他资料显示，这位 中国留学生应是周雁滨，广东开平人，1901 年生，在弗吉尼亚军校就读时与孙立人系同期同学，自美国学成归国后服务军中，1935 年 5 月叙任步兵中校，时任财政部税警总团上校团长，1947 年 11 月升任少将。 上面的这段短文显示，这位怀才不遇的留学生在回顾毕业以后的五十年生涯时，令他印象深刻的经历，居然是回到中国后找工作时所受到的挫折。留学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固然是凤毛麟角，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挫折的经历并不是属于他一个人所独有，也不是属于他那一代的人所独有 ；他描述返国后所见到的政治、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北洋时期以后中国的一个缩影。1927 年他开始找工作时，“必须先学广府的语言，后来到其他省份，还要学其他的各种方言”；事实上，直至抗战爆发前夕，国军（系指国民党军队）仍不是一支真正属于国家的军队——东北军有东北军的编制，川、滇、黔、桂军也各自有其绝不划一的编制，即使是中央直接统辖的部队，也因为历史渊源的不同，而有两三种的编制 ；至于饷章也和编制相同，各个地方部队均有其不同的饷章，如此一来，官兵生活固然谈不上平等待遇，而办理军需的人员，对于军费的预算，更是无从着手办理。
抗战时期，各种人事制度渐上轨道，但是仍多迁就事实，不能完全按照规定办理，甚至广东名将薛岳在湖南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时，重要的军事会议仍然是采用粤语进行。
众所周知，军队的构成，自然不外人员和装备，进步的机械化装备固然是现代化武力的基本条件，而运用装备却依赖其人员，故建军不能仅注意装备，而更需要注意人员的任免、升迁调补、奖励惩戒、待遇福利，才能使人员的动员补充、任用调免，运用灵活，适时发挥新陈代谢的作用，让进者称职，退者得所，进而提高战力。如果人事制度运用得好，上下一心，不惜牺牲，则用较差的武器往往也可以击败有精良武器的敌人 ；反之，即使有良好的武器装备，但是没有良好的人事制度，人员不能称职，也不能发挥武器的力量。1951 年 8 月，国军高级将领周至柔在实践学社对军官训练团学员演讲人事制度时曾说过 ： 过去我们都只知道军队的战斗力量是由训练而来的，不知道战斗力的高低和人事制度的良窳有很大的关系，结果处处是怨言，处处使人不满 ；你不佩服我，我不佩服你 ；你排挤我，我排挤你。人的力量互相抵消，而不能相辅相成，在战场上就不能互相合作，互相支援，这样的军队，自然只有失败一途了。
这段话固然简化了国军在大陆时期失败的原因，但却正确地指出了研究国军的人事制度，实为了解其体制与战力的重要工作要谈这本书的写作历程，必须从 1986 年说起。那一年，笔者刚获得博士学位，即奉召入伍服役。在受完入伍训练后，被分派至一所史政机构，担任少尉史政官。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服役期间，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得以经常进出库房调阅各种历史档案。一次，在档案架上发现一批1949 年以前国军的官佐名册及《资绩簿》，保存完整，稍加翻阅，即判为珍宝，自此改变原有的研究兴趣，开始着手研究军事史。每天上班时间，处理史政业务，查阅档案及相关研究。下班后则阅读军事史的外文著作，并了解欧美学界对于中西军事史的研究趋势。在晚近学者的著作中，Warlord Politics 齐锡生教授的两本经典著作——《中国的军阀政治》（in China, 1916-1928，1976）和《战时的国统区》（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cal Collapse，1937-1945， 1982），令我折服 ；以色列籍学者 Martin van Creveld（1946- ）的《作战力 ：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与美国陆军表现比较》（Fighting Power: German and US Army Performance, 1939-1945, 1982）一书，则对我的影响，觉得中国史的研究还缺乏类似的作品，于是决定写一本讨论国军作战能力的书。 退伍后，返回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89 年，有幸赴斯坦福大学作一年的短期研究。在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中，藏有大量民国时期的军事出版物，包括各种会议纪录、重要将领的言论集及军事刊物。在军事刊物中，重要的莫过于 1929 年创刊的《军事杂志》（月刊）。 这份刊物的历史悠久，发行时间长，不过在海峡两岸各大图书馆并不多见，反而在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和密歇根大学的亚洲图书馆，收藏十分丰富。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逐期阅读，不但找到极多绝佳的史料，也让我对国军内部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均有所了解。就在此时，海峡两岸逐渐开始学术交流，我躬逢其盛，曾多次赴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江苏省立图书馆，以及重庆市的档案馆及图书馆，查阅档案史料，调阅较多的是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的档案及军方出版物。原本计划写一本书，从人事、情报、作战、教育训练、后勤补给等方面探讨国军的作战能力，不料经过几年在各地收集所得的档案史料，数量过于庞大，只得缩小题目，先撰成《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一书，于 1993 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此书出版后，曾先后获得熊玠与纪业马（Jacques Guillermaz）两位前辈于美国的《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与法国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撰写书评介绍，也的《汉学书评》（因此书获邀为一本教科书《中国军事史》（Ａ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2002）(David A. Graff 与 Robin Higham 合 编 ) 撰 写“ 从 黄 埔 至 1949的国军”一章。不过由于军事史在台湾是属于冷门的研究领域，这本书又是在学术机构出版，因此销路不佳，版1000本居然卖了 13 年才卖完。此次能够有机会在王奇生和金以林两位教授的推介下，将这本书增添部分内容，交由汉唐阳光出版，向大陆学界请教，感到十分高兴。 本书除包括旧著《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外，另收录了以下各篇论文。 1.《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2.《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 ：师资与课程的分析》，《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二届讨论会）》，台北 ：“国史馆”，1994。 3.《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 年6月。 4.《遥制 ：蒋介石的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 5.《化干戈为玉帛 ：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 40 期，2008 年 12 月。 6.《雅德赉（Herbert O. Yardley) 与中国——兼论抗战时期的密码战》，吴叔凤等编《不可忽视的战场：抗战时的军统局》，台北：“国史馆”，2012。 本书原计划将以上各篇论文列于《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之末，以附录形式出版，后接受汉唐阳光李占芾先生建议，将各篇论文插入原书适当章节，并另取书名，部分论文题目与小标题也略作更动，使得全书更具可读性，在此必须向他致谢。 美国女作家米雷（Edna St. Vincent Millay, 1892-1950）曾说过，一本书一旦出版，作者就好像在公众面前脱下裤子──如果这是一本好书，谁也不能贬低他 ；如果这是一本坏书，那么谁也帮不了他。在本书出版前夕，我的心情固然是满心欢喜，但是也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毕竟这次所要面对的读者，比过去写作时所想象的，何止多上十倍。希望这不是一本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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