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支武装团体在会战（pitched battle）中相遇了，接着发生了一场混乱的厮杀。许多战斗人员被消灭。在一场持续数小时或者一整天的冲突结束之际，一支团体逃离了，或者双方都逃离了。通常而言，那支在恐怖和杀戮中成功守住其阵地的团体，会被视为胜利者。
我们应当如何思考这一事件？从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它只能被认定为一种毫无意义的集体性屠杀，一种向非理性野蛮主义的堕落，或者是一次恐怖的经历。我们可以联想到一幅17世纪的油画：由塞巴斯蒂安·弗朗克斯（Sebastian Vrancx）和小布鲁盖尔（Jan Brueghel the Younger）创作的《一场战役的余波》（The Aftermath of a Battle）。在这幅画中，当战败的军队从背景中逃离时，胜利者正在残忍地杀死（敌军的）存活者，并剥光尸体上少得可怜的值钱东西。1 这幅画面是对兽性的真实暴露。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对1859年索尔弗里诺（Solferino）战役结束时的场景的著名描写，这一描写是由亨利·杜南（Henri Dunant）——红十字会的创建者——完成的。杜南见证的战役结束场景如下：
那些被运送了一整天的可怜伤员，其脸色是异常可怕的苍白和精疲力竭。一些人身受重伤，他们已经神志不清，似乎已经无法理解别人在对他们说什么……一些人有着开裂的伤口，伤口已经开始显现感染迹象，他们被痛苦折磨得接近发疯。
他们请求迅速了结这种痛苦。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面目扭曲，身体蠕动……
所有见到前一天战斗的恢宏场景的人，都能够看见，在混乱和无序之下，难以言状的绝望和各种类型的痛苦都是无处不在的……
一些在战场上被直接杀死的士兵，以一种冷静的表情躺在地上。但是许多人的尸体都因为经历死神的缓慢折磨而变形，他们的四肢变得僵硬，他们的身体出现可怕的斑点，他们的双手还在刨着泥土，他们的眼睛大大地瞪着，他们的胡须下面是咬紧的牙齿，并且显示出一幅凶恶而又痉挛的笑容……
……尸体成千上万地堆在山坡、工事和山丘顶上，或者散落在树丛和森林中。
和平主义者一定会问：是否真有任何理由能够将如此荒谬的死亡与痛苦予以正当化？如果不是一次可怕的野蛮大爆发，会战还能是别的什么事件么？
然而，在人类历史中，和平主义者只是少数。在大多数时代和地点，大多数人并非将会战视为愚蠢或无意义的。与此相反，在大多数时代和地点，大多数人都对这些事件赋予崇高意义。在会战中被杀害，常常被认定为做出了一次极有意义的牺牲。战役的胜利也被认为充满意义，它要么导致边界的重新划定，要么导致王室和政府的下台。
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会战尤其被描述成一种重要的审判或法律程序，一种竞争双方解决其分歧的合法方式——通过单日的、有计划的、分阶段的集体性暴力。例如，在中世纪，会战被视为上帝的审判。发动一场会战近似于发起一次神判。战役和神判一样，都是法律程序，也都是在人类无法解决自身争议时，召唤上帝前来扮演法官的角色。
之后的几个世纪继续将会战视为一种法律程序。例如，在18世纪法学家的眼中，会战是在“运气的默认契约”（tacit contract of chance）下发动的争端解决程序。在该程序中，冲突中的两个国家同意将它们的纠纷通过“武力的运气”来解决。3 迟至19世纪，法学家仍旧主张战役是一种契约性的争端解决程序。战役是一种法律程序，一种通过一致同意的集体性暴力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合法手段，一种会达成某种裁定的审判，这种观念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常见的。
相反，在现代世界，战役被视为一种审判形式的这种想法，已经看起来颇为古怪了。依法律解决问题，如今意味着避免暴力；法律问题能够通过一场蓄意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来解决，这种主张如今像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无疑，我们很难接受如下观念：当两国之间存在纠纷时，发动一场相互间对年轻人的大屠杀来解决该争议是合适的。尽管如此，我们的前辈的确惯常性地发动会战，以此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而且，为了理解战争法的历史，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前辈之所以如此行为，无疑有着深刻的理由。
会战尽管显得恐怖而又野蛮，但它的确是社会科学家们所说的“冲突解决机制”。它是一种有节制且经济的、在两个交战团体或国家间解决纠纷的方式。无可否认，战役的直接参与者被迫面对一种噩梦般的暴力，但发动一场会战的目的却是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限制暴力：如果一场冲突能够以战场上的集中性杀伤方式在一天之内得以解决，那么暴力就能够免于扩散到社会的其他部分。发动一场会战虽然是残忍的，但这的确是一种限制战争并且使社会免于更糟糕的战争形态之威胁的方式。
而且，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其他的战争形式要比会战糟糕得多。发动正式会战的替代做法，是某些总体战（total war）或“硬”战（“hard” war）。在人类战争史中，这种战争有着各种形式：围攻；骑兵突袭（chevauchée）——中世纪骑兵用这种方法在乡间散布恐惧；穆斯林的劫掠（ghazw或razzia）——其手法与(欧洲的)骑兵突袭颇为相似。这些冲突中的系统性抢劫(诸如在三十年战争中)，像谢尔曼的“向海洋进军”“向海洋进军”（March to the Sea）是指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由北军谢尔曼（William TSherman）将军在1864年冬季发动的从亚特兰大远征萨凡纳（Savannah）的军事行动。此次远征中，谢尔曼的武装力量不仅进攻军事目标，而且摧毁众多工业设施和平民财产，以达到彻底破坏南军战争潜力的目的。——译者注这样的破坏性远征、游击战、恐怖主义袭击或者现代空袭。相比于会战，它们的随意性和暴力性要严重得多，而且也更加不受控制，从而容易陷入无差别杀戮之中。
与这些其他形式的战争相比，会战算得上是一种福分。它是一种制度，虽然其本性中包含着战争暴力。确实，在其经典形式中，亦即在其19世纪晚期之前的形态中，会战被认为是一种美妙而又节制的事件。就像一场古典式戏剧，经典的会战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它发生在一片限定好的场地上，而且人们期待它只会延续一天：始于黎明时的紧张不安，而终于黄昏时的精疲力竭，并（在好的情况下）在夜幕降临时彻底结束。作为一种有节制和有限定的安排，它被认为能够保证社会其余部分不受干扰。
古代作家有时将会战描绘成令人惊讶的有节制的事件。例如，一名在古代印度旅行的希腊人曾如此记载： “即使当狂暴的战争就发生在附近时，农夫们仍旧不会感受到任何危险，因为尽管双方的战士都在相互残杀，他们却允许这些从事耕作的人继续毫无烦恼地生活。”人们当然很难完全相信这种描述，但毫无疑问的是，有节制的会战的确在人类过去的岁月里发生过。实际上，这种会战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令亨利·杜南（Henri Dunant）惊悚不已的索尔弗里诺战役，正是这种经典的单日会战。它被限制在一个战场——杜南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穿过的“巨大场景”——和一个日期——1859年6月24日。在那个集中性杀伤的日子里，索尔弗里诺战役得以结束，并且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裁决：意大利的统一。
对于19世纪著名的会战——滑铁卢战役，我们也可作出类似评论。滑铁卢战役开始于1815年6月18日，并结束于当日。它开始于黎明时的部队机动，继之以11点30分开始的交战。在夏日的深色黄昏中，获胜一方的普鲁士和英国的指挥官们开始对整个事件作报告，此时战争便结束了。这场战役带来的痛苦当然不会少于索尔弗里诺战役带来的痛苦，然而一旦会战之日结束，问题便得以终裁定：拿破仑输了，战争结束了，而且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
没有接踵而至的总体战，没有对法国乡村的抢劫，没有对法国市镇的包围，也没有“向海洋进军”。会战成功地做到了结束战事，并且没有触犯其贵族式的约束（Aristotelian limits）。
一场真正的战役，一场古典会战，绝不意味着一种朝向恐怖的直接堕落。它是一种集中（从而也就是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