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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消融一九四五年一月初,迫于苏联红军的巨大压力,德军匆忙疏散西里西亚(Silesian)矿区。在其他地区,类似的情况下,德军会毫不犹豫地纵火或使用武器,摧毁集中营,屠杀其中的囚犯。但在奥斯维辛地区,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德军高层(似乎是希特勒本人)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回收每个还能干活儿的苦力。因此,所有健康的囚犯都被疏散,在极为可怕的条件下,前往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而病人则被扔下听天由命。凭着证据,人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德军原本并不想在集中营里留下一个活口。但夜间猛烈的空袭和苏联红军的迅速推进迫使他们改变了主意,扔下未完成的任务而逃之夭夭。在布纳-莫诺维茨(Buna-Monowitz)集中营的病区里,留下了八百名囚犯,其中大约五百人在苏军到来前死于疾病、寒冷和饥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即使得到了苏军的救助,仍有两百人陆续死亡。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午时分,我们次见到了红军巡逻队。我和查尔斯先看到他们——我们正把索莫奇的尸体搬往乱葬坑。他是我们死去的位室友。我们把担架倾覆在肮脏的积雪中,因为乱葬坑里早已堆满了死人,而附近再没有其他墓坑。查尔斯摘下他的贝雷帽,作为对活人和死人的致敬。四名马背上的年轻士兵,沿着作为营区边界标志的道路而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端着冲锋枪,驻足于铁丝网边,向里张望,相互偶尔说上几句话,把陌生而尴尬的目光投向杂乱的尸体、破败的营房和我们这几个还活着的人。在灰色的雪地与天空之间,在预示着消融的潮湿烈风之中,岿然高踞于骏马之上的士兵,在我们眼中,显得极为具体而真实。可以说,我们就像流星,在充满死亡的虚无中游荡了十天,终于触到它那坚实的中央,一颗聚凝的核心。四个人,全副武装,却并非我们的敌人——四名和平的信使。厚厚的皮帽下面露出他们粗糙而孩子气的脸。他们不向我们打招呼,也不微笑。似乎不仅是同情,还有难以言表的局促,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封闭着他们的双唇,让他们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开这殡葬般的场景。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羞耻——每次筛选之后,每次我们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种暴行之后,这份羞耻就会吞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只有正义之人见证了他人的罪行时才体会得到。它是一种罪恶感——这样的罪行竟然存在,这样的罪行竟然无法挽回地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而目睹了这桩罪行的人们,他们追求正义的意愿被证明是如此软弱或徒劳,他们面对这罪行却束手无策。所以,即使当自由的钟声庄严而沉闷地敲响时,我们的心中也不只是喜悦,还充满了痛苦的羞耻。这痛苦如此深切,竟使我们妄想洗去记忆与意识中的污秽。这痛苦如此强烈,因为我们感到这罪行原本永不该发生。但现在,哪怕美好的善良,纯洁的心灵也无法抹掉我们的过去。这伤疤、这暴行,将永存于我们的灵魂深处,永存于目睹暴行之人的记忆里,永存于暴行发生的地方,永存于我们对这暴行的控诉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犹太民族的可怕特权,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罪行,了解它的本性就像一场蔓延的瘟疫,无法治愈。以为人类的正义能够荡涤这罪行是愚蠢的。它是永不枯竭的罪恶之泉;它摧毁躯体,也摧毁躯体中的灵魂——它扼杀人们的良知,让人们变得卑鄙无耻;它是报应在压迫者头上的耻辱;它是滋生于幸存者之中的仇恨;它有一千张面孔,或为复仇的渴望,或为道德的妥协,或为对信仰的背弃,或为对人生的厌倦,或为对权利的抛弃,麇集于众人之间,而全然不顾人类追求正义的意愿。在那昏昏沉沉的岁月,在我们获得解放的喜悦之余,大多数人感到,这痛苦与羞耻不过是致命的疲劳的一次意料之外的打击。因此,很少有人去欢迎我们的拯救者,很少有人去感谢上帝。当一些人开始拆除铁丝网的时候,我和查尔斯仍然站在堆满一层层苍白尸体的墓坑边。随后,我们拖着空担架,回去向我们的狱友报告这个消息。那天没发生任何其他事。这倒不让我们惊讶,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日子。在我们的牢房里,老泰尔马上占据了死去的索莫奇的床铺,这让我的两个法国狱友厌恶不已。据我所知,泰尔,是一个“红三角”,一名德国政治犯,这集中营里的“老资格”。所以,他理所当然成了集中营里的一名贵族。他不用干活儿(至少在后一年里),可以收到从家里寄来的食物和衣服。出于这些原因,在病房中很少能够看见德国“政治犯”。不过,他们在病房里倒享有各种特权:重要的是不用参加筛选。解放时,泰尔是病房中的政治犯,逃走的党卫军任命他为第二十区的头子。在这个区里,除了我们这个住满高传染性疾病病人的病房,还有肺结核和痢疾病房。作为一名德国人,他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靠不住的任命。在党卫军离开和红军到达之间的十天里,在每个人都经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后折磨时,泰尔却勤勉地视察他的新封地,检查地板和碗的状况,检查毯子的数量(每人一张,不管死人还是活人)。有一次检查我们病房时,他甚至表扬了亚瑟所保持的秩序和卫生。亚瑟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