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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口热乎的 

我的朋友老六是个话痨。每次老男人局喝酒,他讲的话都在一万五千字以上,这也是他编辑《读库》的入门级投稿标准。

前一阵儿,一位朋友邀请老男人们去喝酒,饭店很大,十几个包间,主人还专门挑了的一间,以示我们是座上宾。一张能坐十六个人的大桌,装了我们不到十个人,转盘桌子中间还摆了一座鲜花垛,庄重得紧。那天的饭菜都很地道可口,服务也温馨有加,可老六就是打不起精神,话少得可怜,酒也喝得彬彬有礼,总之和平时判若两人。

回去的路上,我试探地问:“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近?”“没有啊!”老六一脸无辜。我接着问他为什么饭桌上如此沉默寡言,他把招牌眉毛拧了半天,回答说:“像今天这样的场合,对我来说,显然太不适应了,咱们穷哥儿几个一落座,你丫立刻掩映在鲜花丛中,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冲动地想跟你说客气话。哦,天哪……”

按照大众传播学的说法,两个人面对面的正常交流,应该在一百五十公分以内,这种距离被确认为是安全的,大于这个距离被称作社交距离,它的私密性就大大减少了。所以,在电视里经常看到那些貌似掏心窝子的访谈,主持人和被采访者相聚一丈多远,我说这根本不是交流,更像是审问。吃饭,也是这样。如果哥儿几个闹酒的聚会都弄成国庆招待会那样子,两个人想说点什么,恨不能靠手机短信完成,这就扯了。所以,那天临别的时候,老六异常郑重地说:“咱们哪,赶明儿还是吃点热乎的吧。”老六说的热乎,是指那种亲密无间的人挨人,类似家庭聚会的热络。

在日常生活里,桌距,或者说桌子的直径甚至可以改变任何人之间的关系,桌距的长短和人之间的亲近程度是成反比的。当然,“吃口热乎的”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作家阿城老师是个极挑嘴的人,这种挑剔不仅体现在对厨师水平的考较上,他还特别强调一种叫“镬气”的东西。镬气说起来有点玄幻,大体是指端到桌子上的菜的热乎程度。这是对“吃口热乎的”另外一种追求。

关于镬气,阿城有一套系列理论,首先从鼎锅发明的历史渊源说起。凭我的记忆,他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人发明火锅、炒菜锅之前,这东西首先用于祭祀,里面烹饪的食物冒出的腾腾热气是希望祖先感知的。热气还分层,靠近锅边的层面由活人享用,而靠远端的热气以及“热气冷却后幻化的信息”,是在天之灵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离烹饪的器皿太远,您就把自己当成祖先了。

据阿城说,早先北京的大户人家不讲究下馆子,有头有脸的人讲究请名厨到家做。厨师一进门,先要问请客的地方在哪间屋,然后一定要选离那间屋近一间做厨房。这样,才能确保镬气不散,离得太远了,镬气就没了。按照阿城老师的理论,镬气是菜肴的灵魂所在。“现在很多大饭店,饭菜从厨房到餐桌要走几个楼层,一里多地,到了客人的眼前,面目已经冷峻狰狞,拒人千里之外,这就是镬气散没了,没魂儿了。”阿城说,“就像涮锅子,总不能我涮得了,放盘子里,再端您家去,这不像话。”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阿城的分析,美食家娜斯就举例说:“西方人也喜欢刚出炉的面包,但他们并没有祖先崇拜啊?”但是在平时的实践上,我更愿意同意阿老这套说法。用他的理论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一家号称国际餐饮品牌的台湾包子铺的包子,怎么吃,都没有江南或是巴蜀的路边小店可口,后者离锅灶近,热气旺―几乎是围着炉子吃,那镬气得多盛啊!

我非常喜欢的一间小馆子叫翠清,做湘菜的。连厨房加一起不到一百五十平米的小店,每天顾客盈门,好多年都是如此。服务员穿梭于拥挤的座位和排队的客人中间,大声喊着“小心烫”。不一会儿,菜便一道道“咣咣咣”粗犷地摆到了桌上,吃的时候甚至还烫嘴。前两年,翠清做大了,开了一间上档次的分店,营业面积比原先大了好几倍,装修精致许多,菜价也没有太大变化。我有一个叫梅子的美女同事,精通烹饪和吃喝。有次在老翠清排队实在绝望了,我带她去了新开的分店。没吃到一半,她就不停说,菜没有老店的好。我提醒她,会不会有心理和感情的因素,她决绝地说:“肯定没有。不说材料和厨艺,首先,这儿就少了老翠清的那股热乎劲儿……”这又一个讲究“镬气”的主儿!梅子甚至把菜刚出锅和女孩子的青春相提并论:“韶华易逝,菜又何尝不是这样?”

我承认她的感受比我细腻和准确。确实,平时如果不是和特“讲究”的人一起吃的话,我宁愿排队,也要选择老翠清。而这种偏好,不能不说“镬气”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毕竟热菜热饭热心肠,这是一种美好的感受。讲究“镬气”,说白了就是品尝菜肴鲜出炉的那一刹的芳泽。菜没了这个新鲜劲儿之后,再和它亲近―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靠在你肩头的女孩,心里一直想着前男友……

嗯,想到“镬气”,想到“桌距”,盘算着自己手机里存着的几十家小饭馆名录,改天,还得叫着老哥儿几个,满满登登坐一小桌,“吃口热乎的”,咱们!

 

一个人的面馆

府右街,紧挨着伟大首都怦怦直跳的心脏。在这条街北口的把角,有家快餐厅,名字叫“延吉餐厅分号”,这是我喜欢的饭馆,说起来你不信,粗略算一下,我去过这里不下千次!真的。

关于这家餐厅,我甚至清晰地记得和它的次相逢。那是1982年,我的一个同学,北京妞儿,要让我明白他们北京“兴”吃什么,于是带着我到了这家人山人海的饭馆。先买券,三两朝鲜冷面,定价两毛一分(同等级别的一碗现在已经是人民币十二元)。之后排了二十分钟队,一点儿不夸张,二十分钟,队两边都是站在那里端着六寸大碗,以很高的分贝吸溜面和咕嘟咕嘟喝汤的顾客。我当时心想,靠,这东西在北京还真是“兴”啊。

关于朝鲜冷面的知识都是后来知道的,延吉餐厅的这种面在东北叫黑冷面,用面粉、淀粉加荞麦面混合在一起压制,汤是用葱、姜加酱油外带苹果、梨的汁水一起调成。面出锅先过凉水,再倒入汤,加白醋食用。次吃冷面,我的北京同学急迫地挑动着眉毛等待我的评价。口,首先感到的是浓烈的生酱油味,紧接着是泡菜的臭味和白醋的酸味,这味道太古怪了,我甚至没有吃完一碗面。但我没好意思说难吃,只是扭捏地说,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离开饭馆的时候,下意识认为再不会光顾,但当时是穷学生,又是学摄影的,经常在故宫北海什刹海附近转悠拍作业,延吉冷面低廉的价格让我没多久便再次成为它的顾客。接着又有了第三次。而且,这种面放上特制的辣酱,非常刺激、开胃,以至于后来拿着学校发的公交月票,无论去哪儿拍照片,都把午饭定到了这里。要三两面,再要一扎生啤酒,先把啤酒倒进五百毫升的军用水壶里,当晚饭和水,喝掉剩下的半升啤酒,再把面吃完。荞面扛时候啊,一下午都不饿。赶上父母寄生活费,就中午和晚上都在这儿,还可以多要一瓶北冰洋汽水。

古时候,男女结婚,好多人之前根本没见过面,但也不乏和谐恩爱的例证。我和延吉冷面就像这样,从不接受到习惯,后变成无法舍弃。多的时候,我有连续五天冷面的记录,一个星期没吃,想想就要流口水―冷面就这样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和很多人感受不同,我认为吃冷面好的季节并不是夏天,过瘾的,是隆冬,好是下雪的晚上。吃完冷面回学校,一阵小风吹过,自己不由打一个哆嗦:那种颤抖不仅来自寒冷,也来自于口腔被辣椒灼痛催生的迷幻―那是一种一跳一跳的辣,带有一点轻微的自虐的快感。坐109路,我会high到东大桥,赶上112,我能high到十里堡。

延吉餐厅多的时候有三个分店,总店在西四北大街,据说那儿的面比较正宗,可是我总觉得西四没有府右街这家分号好吃,除非赶上这里装修,否则我绝不光顾总店―这说明味觉的先入为主有多严重。那时候,我已经在西三环附近上班,经常中午打一辆面的,来回二十元钱,到府右街吃三元钱的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后来有次出差,从延边到浑江到丹东,一路上都是朝鲜族聚居的地方,吃得美,酒喝得也浩荡。每顿饭,主人征求关于主食的意见,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冷面!可是吃到嘴里,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和府右街那家相比。有一次我甚至脱口而出:“你们冷面好像有点儿不正宗哦。”说完自知失言,但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回北京,机场大巴一到西单,直接109,背着一肩膀的行李,端一碗冷面,迎着风,站在马路边,不过三分钟,解馋。

这几年经常喝酒,每次酒醉,第二天想的就是那种筋道的面条。尽管它不容易消化,但就是那么怪,一碗冷面下肚,本来翻江倒海的胃立刻就能平静下来。坐在餐厅里,想想这么多年了,看着这家小铺变成了两层小楼,看着饭馆的名字前面加上了餐饮集团的名字,甚至见证过这里的一位服务员从相亲到结婚的过程……它承载我到北京之后非常多的人生经历和记忆瞬间。我也动笔写过,一万字都没结束,因为那已经不完全是一篇关于吃的文章,这家饭馆对于我,也不是简单地用餐厅二字就能概括的。

非常不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混饮食圈,写专栏介绍饭馆,偶尔甚至被唤作美食家。但酷爱冷面这件事,我从来讳莫如深。这里有过一个教训。某年,和关系好的一位同事把冷面吹得天花乱坠。终于有一天,约上她,我又帮着放辣椒,又帮着倒白醋的,忙活了好一阵,挑动着眉毛就等她赞叹的尖叫……这位同事特有风度,不动声色地把面吃了一半,然后轻轻地将筷子摆在了碗上,微笑着对我说:“哎,我真想知道,人要犯多大的错误才给吃这么难吃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我之蜜糖你之砒霜”吧。在生活里,我经常推荐朋友们去各种各样的餐厅品尝美食,但只有延吉餐厅分号是属于我个人的,多,也只能和亲近的人分享。记得不止一次,看到我心情不好,儿子跑过来,主动说:“爸,要不咱们去吃冷面吧?”他乖巧的样子让我不觉心下一暖:其实,个人的饮食偏好,尽管像胎记一样私密,但至亲永远知道它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