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还将稿子寄给了另一个人。这个人，黄宗 英“亲聆”的文章中没有涉及，两位前来取稿的记者 在《听黄宗英说往事》一文中同样没有涉及。个中缘 由很简单，由于不是“亲聆”，那个人也是无法帮助 她解决任何问题的。
这个人是黄宗英女士的浙江老乡。1957年7月7日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座谈会召开之时，这个人才 17岁，还在老家上中学。有意思的是，2006年5月9日 ，上海、浙江有关部门联合举行的鲁迅学生黄源百年 诞辰纪念会的前一日，这个人向人们笑谈了四年前他 与黄宗英之间所经历的这一幕。聆听者有多位，笔者 恰恰有幸与其紧挨着坐在一起并坦诚对话。他笑着告 诉笔者：秋石，你有所不知，2002年黄宗英写好她那 篇《亲聆》文章后，在没有交给《南方周末》和《文 汇读书周报》之前，还专门寄给了我一份，说是让我 看看…… 黄宗英的上述作为令人费解，她为什么不找一同 出席当年座谈会的人去核证，而去找两个当年并不在 会场的人员进行“删改、调整”或“把关”呢?由此 不得不让人起疑，她信誓旦旦的那个“亲聆”之说究 竟是不是“铁证”?或者换言之，是否真的是源自于 之口? 那么，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 参加座谈会的36位“各界人士”，除黄宗英之外，是 否均已不在人世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搞清楚。单凭黄宗英在上海的名 气和各方关系，要弄清楚这36位人士还有几位健在， 并不需费太大的周折。可是黄宗英从撰写《亲聆》到 公开发表以来的这么多年中，她从来不曾这么去做。
这就更令笔者疑窦丛生：这又究竟是为什么? 据笔者多次向上海有关方面有关人士了解这方面 的情况，被告知：黄宗英于2002年12月发表此文时， 参加1957年那次座谈会者尚有多人健在，而且神志并 不糊涂。这就直接攻破了她在《亲聆》一文中与律师 对话时所云“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 人世了”的这个判断。之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主观 臆断，因为律师也好，黄宗英也好，既然能够花费大 量时间“我就到处求助”，为什么不向其居住地及工 作单位所在地的上海的方方面面打听一下? 读了这段即时即景(在2002年7月4日“病中”动 笔撰写《亲聆》一文同一时间)发生的对话，让人迷 惑不解的是：在向律师作这个咨询时，黄宗英为什么 不先行认真地思索一番：这世上，除了“我”之外， 参加那次谈话的还有哪一些人活着?在打听清楚的基 础上，哪怕是打听出一两个健在者后，是否还应当向 活着的这一两个人印证一下，然后，再考虑如何发表 的问题。等等。再有，从“我熟悉的律师”口中不假 思索脱口而出的那句“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 多已不在人世了”的话，显然是顺着黄宗英的话头而 来。“正因为”这三个字十分关键，表明了黄宗英本 人首先是这样认知的――她应该是现今世上“历 史现场”健在者，自然是能够证实“毛罗对话” 内容真实与否的人。
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是相信了 她所说的话的。何况，还有由她一手翻检出来，一脸 欣喜地拥坐在身边的那幅照片为证。
可也正是这段对话的内容，令笔者读后不由得疑 窦丛生：作为著名演员和擅长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 又是在向世人讲述如此一件惊天动地、惊吓得导致自 己“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大事，怎么能够如此 轻率地不作任何调查，向包括自己的导师与好友、当 年的同事在内的同一个历史现场见证人征询一字半句 ，就武断地认定其他“当时在场的人……大概多已不 在人世了”呢? 不光是在落笔撰写文章之初，而且，于文章写毕 的五个月后，《南方周末》甫一刊出，事情就起了明 显的变化。原因十分简单――从前一日《南方周末》 文中“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的表述，变成了第 二天《文汇读书周报》文中去掉“大概”二字的“如 今已大多不在人世”的说法。显然，早在《亲聆》被 《南方周末》记者拿去后的一段时间内，以及该文在 《南方周末》发表的当日当晚，就有人(而且不在少 数，且主要在“毛罗对话”的原发地上海，反响尤为 强烈)为这个“大概”的表述纠正上了：明确告知， 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与黄宗英一 道出席同座谈的人士中，还有多人健在! 一个令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七年多来 笔者不懈地寻踪调查、考证的结果，却是板上钉钉地 印证了七年前笔者头脑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这个疑惑： 至2009年3月，在已知的仍健在的多位当时在场的人 中，就有黄宗英的两位前辈同事、好友在内! P6-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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