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并不预言中美之间即将爆发战争，即便有所尝试，考虑到政治学家在预测未来方面向来成绩不佳，如此臆测实难令人信服。事实很简单，人类并不擅长对那些接近我们自身直觉和经验的领域进行预测。人类只有在观察那些远离日常生活的领域时才有把握，例如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或遥远天体的运动。科学试图发现表象之下的规律和共性，即各种“定律”和“守恒”，各种“常量”和“原理”：这些模式使人能够作出可靠的预测。结果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定律迄今很难被证明是可靠的。人类社会太复杂了。
政治现象会随时间而演变和分化，因此在政治学领域作出精准的预测尤其困难。尽管我们有可能确认革命环境和战争环境，但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主张的那样，革命环境并不总是导致革命发生，战争环境也并不总是以战争结束。政治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经济周期逆转政治命运；民族主义情绪在出人意料之时爆发；或许重要的是，人类是任性的，容易冲动行事。
这并不是说政治在本质上不可预测。为国家行为甚至政治家行为创建模型是可行的。有些时候人们的行为具有可预见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开展行为分析，但人们的行为并非每时每刻都具有可预见性。与知道故事如何结局的历史学家不同，政治学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他们的指南就是逻辑规则，也就是对人类行为进行长期观察后发现的模式和规律。政治学家正是利用这些逻辑规则来帮助政治家预见具体的事件。其中重要的趋势涉及战争的可能性，无论这样的前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看起来有多么“不大可能”。
在很多人看来，大国战争再次爆发纯属天方夜谭，而且中美两国的政府和军队高官也持有这种观点。当我告诉我的同事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回应。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倾向于这种观点，或许在西方尤其如此，但在亚洲也一样——尽管那里有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当我对这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提出质疑时，我才认识到它既根植于一段时间以来我和我的同事相互提及的元叙事，也根植于国际关系的主流范式——根据这种范式，和平有利于积累财富。这种理论在自由派思想中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