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学界中人，往往在尽本单位学术义务的同时，经营一点自己个人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有人称之为“学术自留地”。我也未能免俗，近些年经营着两小块学术新领域。在这两个新领域中，我各有一个小小的合作团队，成员主要来自我已经毕业的博士，他们毕业后继续和我合作，进行我们共同感兴趣的研究。
这两块小自留地，一块是“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主要是将以往从未进入科学史研究视野的科幻活动和作品纳入科学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令人喜悦；另一块就是“科学政治学”，这本小书就是这块“学术自留地”中的部分成果。
所谓“科学政治学”，在这里主要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不是学科的正式名称—不管在正式的学科名称中有没有“科学政治学”这样一个分支。我们是在这样的意义下使用“科学政治学”这个概念的：它既包括在科学运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色彩，也包括科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举例来说，本书中《当代东西方科学技术交流中的权益利害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的后续发展与定性研究》一文就是前者的典型案例，而《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一文则是后者的典型案例。当然，事实上，尽管这两个案例各有侧重，但这两者在许多问题上也经常会交织在一起。
经营学术新领域，通常都是有风险的，常见的风险之一，是不容易很快被学术界认可。但既然只是“自留地”，主要动力来自个人兴趣，也就大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必那么在意学界的认可了。
记得我们的长篇论文《当代东西方科学技术交流中的权益利害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的后续发展与定性研究》写成后，北京某学术杂志审稿一年之久，仍然迁延不发，据说是担心“为黄禹锡鸣冤”会成为错误甚至罪状。那时在前一阶段国内媒体不明真相跟风报道落井下石的影响下，黄禹锡还被“钉在学术的耻辱柱上”没放下来（有不少学者至今还这样认为）。后来我失去耐心，通知该杂志撤稿，转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承学报青眼，立即刊登，而且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封面列目。随后“黄禹锡事件”的一系列后续发展使情况日渐明朗，完全证实了我们论文中的判断。
这件事使我和我在“科学政治学”小自留地的主要合作者方益昉博士都颇受鼓舞。本来我们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但收获倒也相当不错，而且来得挺快。这证明只要真是有价值的研究，即使是在新领域中所出，得到学界有识之士的认可也未必那么难。
笔者对于象牙之塔中的学术生涯，原是一向安之若素的，没想到近些年来，从科学史的研究出发，不经意间，居然介入了好几起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科学争议。现在回顾起来，还真有些出乎意料。不过既然已经介入了，我们的有关文章和言论也引起了一些媒体关注和社会反响，正好将它们统辖到“科学政治学”之下，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从形式上来说，这本小书是“跨文本”的—其中既有纯粹“学院派”的学术文本（为的是确保“言之有据”），也有方便公众阅读的大众文本，甚至还收入了几篇长篇访谈。我们决定不拘文本形式，而是根据争议的问题，分成五个单元，这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更方便地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基本观点。
江晓原
2015 年1 月27 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后记：“黄禹锡归来”与科学政治学研究
八年前一个初夏的傍晚，我陪老师江晓原先生散步。走过一片全新设计的建筑群，见主楼像亮剑出鞘，直指苍天。好事者以为，此楼敬畏之心荡然无存，极为不祥。殊不知产权方求的就是震慑隐喻，所谓辟邪。
由此可知，千年天学老了，研习者寥寥，敬畏者稀缺。在天学（或者天象）的历史功能被污名化的当下，说到底，还是信仰与敬畏精神的崩溃。如果继续追问，科学史专业的现实意义在哪里？答案可能有无数种，我以为不济的，便是聊作书斋尤物。于是，师徒俩决定启动科学政治学研究模型，将刚刚发生、发酵的黄禹锡事件作为研究样本，直接介入现实社会的科技进程进行观察。
说实话，从科学的信徒，进而演变为科学政治的观察者，过程漫长。早在1987 年，大学崇尚科学主义，防疫部门还在鼓励多撒六六六粉（国产DDT）除“四害”。年轻的我主攻公共卫生，对社会医学着迷，关注农药DDT 的长期毒理危害与社会环境关系。当时尽管综述了DDT 毒理学文献，人云亦云也没有立场，但文本注意收集各路数据和意见，接近科学政治学路径，学科间距一隙之遥竟茫然无知。等到人届中年，且在学界、商界和政界历练些许之后，我主动选择科学政治学专题研究，方才发现角色换位和思维过渡分外顺畅，于是就有了与恩师合作文集的眼前机会。
当初，我们选择以韩国的黄禹锡事件作为建立科学政治学术模型的研究基点，确属点中了理论架构和史实依据的自洽穴位，且意义延绵。举例而言，2014 年1 月14 日《自然》撰文，重点分析了10 年前的黄禹锡事件，其结论与我们2011 年的研究报告不谋而合。“黄禹锡归来”是科学的理性回归，遭遇大起大落，终获学界认同。
同样在2014 年1 月，学术圈内另一起轰动的细胞克隆事件，当属日本理化研究所发育生物学中心小保方晴子（Obokata Haruko）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声称调整培养基酸碱度，即可促使体细胞逆生长，变成干细胞。整个2014 年间，西方学界反复质疑小保方晴子的实验无法复制，理化研究所副所长兼小保方晴子导师笹井芳树（Yoshiki Sasai）以为“有耻”而悬梁自尽。这位曾经誉满学界的发育生物学家对学生的后寄语是：一定要将实验重复出来啊！居然以死自证清白，倒是让西方学术共同体有点始料不及。当然此事可能另有未发之覆，尚待继续观察。
2014 年，中国克隆生物学界的大事包括，与笹井芳树同龄的北京农业大学动物克隆专家李宁院士，涉嫌贪污几千万科研经费，为自家公司牟利。基于这条坐实了的诚信丑闻，不难理解为何即使中国农业口大腕频许学术宏愿，也难觅世界学术共同体对该群体研究成果的认可了。或许，就此把中国学界视作钱包富裕而敬畏贫瘠的学术江湖，是夸张了，但某些院士不时暴露的低级趣味污染了学术空间确是事实。
这些年，我们将东西方两大学术共同体的干细胞克隆学术纷争，置于放大镜下研究分析，并探索其中的科学政治交锋。我们有意选择境外事件作为启动窗口，他山之石易于攻玉。稍有积累之后，我们开始调整视角，聚焦身边发生的有关转基因主粮的争议细节和产业动向，政治的诡异面目，正如我们预计的那样，隐藏在科学背后，闪闪烁烁，时露峥嵘。再看那些邻国风波，我们似乎置身事外，其实相互关联，难以无动于衷。
交大校园里不时遇到相识几十年的老同事、老先生，有人知道我的跑道上标注了“政治”二字，多少有些诧异。经验告诉他们，技术与政治授受不亲，即便我的政治兴趣仅限“科技发展的平衡艺术”，也是算蛮拼的了！ 方益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