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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看教堂
外国人说在中国旅游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中国人在欧洲旅游则是“白天看教堂，晚上中餐馆”。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反映出相互的陌生与不理解。我在初接触教堂时总有一种怪异、神秘的感觉，不愿多看，也不愿细想。但是在欧洲，几乎一抬头就见教堂，主人一安排参观名胜就是教堂，就像我们出门见绿树、做客必饮茶一样平常，你想摆脱也摆不掉。这次到意大利访问又勾起了许多关于教堂的联想。
基督教的起源在公元1 世纪。那时，现在的意大利一带连年征战，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于是就有救苦救难的基督出现，这也算顺乎民心，是小民幻想和憧憬的表现。算到现在已有两千年，比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还要老。什么东西都怕老，一老就有了资格，有了说法，有了附会、寄托和蕴藉。比如一棵老树，虬枝拂云，浓荫蔽日，有风吹鸟衔的种子落在糙皮枝缝间，又生出些杂花绿草，甚而树上再长出一棵树。这树枝上噪暮鸦，枯洞里宿野狐，有好事者就来附会鬼仙，寄托精神，披红献祭，焚香顶礼，它就成了一棵既有物质又有精神的树。但这必须是老树，越老、越枯、越怪就越好，亭亭小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我把欧洲的教堂就比作这样一棵树，你总能从它身上读出许多树以外的东西。
一
树的主干是政治，是哲学，是世界观。本来一种宗教就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又是依此对现实世界的做法。当我在梵蒂冈参观时，立即感到它对世界的影响和干预。那天正赶上一个月末的星期日，每月只有这一天梵蒂冈宫才对外开放。我们去得早，圣彼得教堂外广场上还没有什么人。环顾四周，我隐隐感到一种王气、霸气。这里虽是宗教建筑，但绝没有五台山、峨眉山上绿树映古寺的世外之感，也没有灵隐寺里青烟绕红烛的世俗之情。教堂的正面八根大理石柱巍然矗立，就差没有盘龙在上了，而宽敞的台阶，深幽的门厅，简直就是一座君临天下的皇宫大殿。殿的左右两侧伸出两个弧形的石柱长廊做环抱状，揽着一个广场，有囊括宇内、怀抱四海之势。这种建筑构思哪里是消极出世的宗教，简直就是积极入世的帝王。事实上在欧洲，在地中海沿岸，从古代起教皇和世皇就在斗，争夺治民之权，斗得难分难解，教会干预政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公元756 年，法兰克国王丕平为酬谢罗马教皇助他登上王位，将新夺得的意大利中部大片土地赠给教皇，史称“丕平赠土”。从此，只统治精神世界的教皇也有了土地、臣民、军队、赋税，有滋有味地做起了既有精神又有物质的真皇帝，历史上也多了一个新名词：教皇国。欧洲的政治纠纷、军事争夺、王室更替，甚至科学、思想领域它都要干预，直到为新国王行加冕礼，其权势到13 世纪达到**。1870 年意大利下决心收复了罗马城四周的教皇领土，教皇避居城西北角的梵蒂冈。直到1929 年，墨索里尼才和教廷正式签订了条约，承认这个独立的梵蒂冈城国。梵蒂冈的正式居民只有一千人，但有自己的军队、报纸，还发行邮票。它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却远远超出它这个只有零点四四平方公里的国界，世界上几乎凡有基督教的地方都有它的影子。
我们从梵蒂冈宫出来时，正是教皇难得的一次出来与教民见面，据说是在哪一个阳台上。白云仙鹤，幽幽邈邈，不见其人，只听见麦克风里隐隐嗡嗡的声音，而我们来时空旷的广场上已是一片黑压压静悄悄的人群。后来我们进去看圣彼得教堂，教堂内富丽堂皇，游人如织，自是一番景象。在这热闹之中还有数处恬静，就是立于墙脚的几个忏悔室，每个室前默默地排着一行人，*前面的一位已经跪伏在窗下，听着布帘后不识其面的神父为自己做心理解剖。看着这巍峨如皇宫的教堂，这教堂内外虔诚的大众，你不得不承认宗教是一种力量，一种政治和思想的势力。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一段妙论：“盛行于罗马世界的各式各样的崇拜，都被人民看作同等的正确，哲学家则把它们看作同等的荒谬，而地方行政官则把它们看作同等的有用。”宗教和政治从来是联姻的，见不得又离不得的，互相利用的。佛教在中国也曾走过同样的路，一时被皇帝利用，封什么护国禅寺、国师，拨给土地、佃户，一时又灭佛烧庙。同是一个唐朝，宪宗时耗资动众，修塔建庙，大迎佛骨，甚至误导百姓倾囊捐银，断臂焦指，以表虔诚。韩愈就因上书反对此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到武宗时就来一个全国灭佛运动，庙宇统统烧光，弄得我们现在考古，研究唐以前的古建筑都很难。幸亏有一座藏在五台山下的佛光寺，因路径偏僻，未被烧掉，20 世纪30 年代为梁思成考证发现，算是孑遗的孤宝。这种忽而捧之，忽而摧之，全是利益之争，权术之用。宗教也就忽明忽暗，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幽灵。我在梵蒂冈城里散步，时而觉得梵蒂冈宫和圣彼得教堂有一种君临天下的辉煌，时而又觉得它向隅而泣在咀嚼历史的凄凉。你看教堂阴沉的身影，墙壁、穹顶上那被风雨冲刷的斑痕，它倒像一个历经宦海沉浮的政客。它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狡猾而又宽容地笼络民众，拼死地和政敌搏斗，所以才这样伤痕累累，面色冷峻。
二
宗教为了控制信徒首先要制造理论，要建立体系，要培养和训练神职人员，因此就要垄断文化，学文化必须进神学院、修道院。现在，亚洲有些地方还是小孩子学文化必须进庙。但是人一有了文化，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所以有一种看似奇怪但又不无道理的现象：教会总是在培养自己的叛逆者。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教堂成了诞生新科学、新思想的大棚。英国的培根是神学博士，**次提出光是由七色组成，大地是个圆球。教会恨得牙根痒，判他终身监禁。波兰的哥白尼到罗马学神学，并任教长，却在神学院研究出一个“日心说”，被恩格斯称为把上帝的宇宙颠倒了过来。意大利的布鲁诺，十五岁进修道院，二十五岁当牧师，却坚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勇敢宣传，*后被教会烧死。奥地利的孟德尔在修道院里工作了八年，发现了生物遗传规律。就是我们中国唐朝也有个叫一行的和尚，在庙里研究天文，并在世界上**次实测子午线，到1977 年国际天文界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但是恩恩怨怨纠缠*深的要数伽利略与罗马教会了。
中学读物理时就知道了伽利略和他做实验的比萨斜塔。老实说，这次到意大利，*想看的就是这个斜塔，但是万没想到它也是一座教堂建筑。大约在10 世纪时，比萨小国在与邻邦作战时得胜抢掠了大量财富，为炫耀胜利，便要建一个圣迹广场。广场上当然少不了一个宗教建筑，就设计了一座教堂、一个大礼拜堂和一座塔。大约是建塔的钱来得不干净，塔建到三层时就发现向南倾斜，只好停工。又过了九十四年，比萨人不死心，又接着往上盖，并且把每层倾斜一方的柱子加长一点，约到1268 年终于建成，但仍然是个斜塔。于是这塔就再也没有别的名字，而以“斜塔”显于世、名于世了。当时意大利各城国正在纷纷进行建筑比赛，名作高手，群星灿烂，以至于现在我们仍将这个半岛视为建筑博物馆。但无论是以后的达·芬奇还是米开朗琪罗，无论是现在仍占据世界**的圣彼得教堂，还是占据第二的圣母大教堂，任何高手也没有这样的绝笔，因为谁也不敢与之比“斜”，现在塔顶仍比中轴线偏斜四点八九米。它就这样巍巍然一直矗立了八百年，真是蚌病成珠，牛黄成宝，世上的事常歪打正着，斜塔反而名声远播，到现在每天来瞻仰的游客十万人众，为它的子孙赚着大把大把的银子。
前面说过，在斜塔建成前后，其他教堂里已经出现过培根、哥白尼、布鲁诺等这些上帝的叛逆。到这塔建成三百年时，一天，塔下走来一个年轻人，这就是比萨大学的教授伽利略。他手里握着大小两只铁球，他要借这举世闻名的斜塔，揭穿一个曾被视为万古不变的真理。过去人们总认为物体从空中落下来时是重物比轻物快，伽利略则认为不管对错，只能靠实践验证。只见他双手撒开抛下大小两个铁球，不一会儿，“嘭”的一声两球同时落地，就这一声敲开了近代物理学的大门。我们有了一个新概念：加速度。我们开始了对运动的研究，有了以后的火车汽车，登月飞船，而曾亲睹这光辉的一刹那的，现在还存在于地球上的，就只有这座斜塔了。伽利略做完实验从斜塔上缓缓地走下来，伽利略的学生欢呼着，拥戴着他。他满面春风，东望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他的目光穿过教堂的丛林，他怀疑上帝设计的这个世界。
当时的比萨属于佛罗伦萨国，伽利略自从斜塔实验之后春风得意，却被公爵算计丢了比萨大学的教授，只好到威尼斯去教书。那时威尼斯被教会摒弃，宗教裁判所也不去管它，因此意大利不少学者都逃到这里来治学。他在这里又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在那本是一片深沉静美的夜空中发现了转动的新星、远方月亮上的山脉，他一下子把上帝完美的世界给捅了个大窟窿。教会给了他**次警告，不许他再说话。他这样憋了九年，直到老教皇死了，伽利略又忍不住写了一本《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大胆宣传哥白尼学说，又道出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新原理——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这就是有名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这一下子又把上帝纸糊的世界捅了个更大的窟窿，从根本上动摇了地球是静止的，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这还成为后来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础。这次教会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叛逆，便把他抓到了罗马，审讯了三个月，昼夜不息，施以酷刑。他*后只得申明：“我从此不以任何方法、语言或著作，去支持、维护或宣扬地动的邪说。”伽利略当时是屈服于教会的淫威，他没有像布鲁诺那样勇敢地去接受火刑，他签字了。据说他伏在地上签字时，又悄悄地自言自语：但是地球确实在转动。一个科学家的良心在受煎熬。伽利略是曾经想和教会搞好关系的，他说：我是上帝忠实的孩子。他曾寄幻想于他的几个主教朋友，但是，愚昧容不得科学，他还是没有逃脱审判。这年是1632 年，是斜塔建成后的三百六十四年。
宗教裁判所判他终身监禁。当年轻潇洒的伽利略做完实验，迎着欢呼从斜塔上走下来，一条真理——自由落体定理也随他从斜塔上走下来。现在他已入垂暮之年，更多的真理从他的口里说出来，宗教裁判所的黑牢却一口将他吞进去。一个科学原理在发现之初总是不为人注意。当年法拉第刚发现磁交电，进行表演时，有绅士问：“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法拉第说：“先生，不久这玩意儿就会为您交税的。”现在全世界因电而创造的税收已经数不清了。伽利略被终身监禁在一个幽深的教堂里，可外面的世界却在一步步按他揭示的规律演变，就连那些神父、主教，也都坐上了汽车、火车、飞机，去做相对运动，他们看着卫星传播的电视，终于他们不得不承认地球确实在动，在绕太阳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天体运行和身边的运动都无数次地证明伽利略是正确的时候，主教、教皇们的良心也在无数次地被谴责，终于他们实在脸红心跳得坐不住了，到1980 年才为伽利略平反。但教会与伽利略的这段公案，却拖了三百四十八年。
一条真理被承认要付出这么长的时间，现在这段历史的见证物只有两件了。一是那斜塔。那天，在暮色苍茫时，我在塔下久久凭吊，那塔拔地而起，一出就斜。旁边就是笔直冷峻的教堂，但是它背过脸，不理它，只是向大地俯吻下去，好一个叛逆。还有一件是佛罗伦萨的主教堂，这在意大利也算一景，其规模就是在全世界的教堂群中也是数得着的。教堂内有一个特点，就是埋葬着教会承认的名人，并都配有大理石雕像。没想到进门后**个人就是伽利略，他端坐于上，长须齐胸，明眸远眺，右手中捏着大小两个铁球，左手持一个单筒望远镜，象征着他对物理世界和天文世界的重大发现——实际上就是对上帝世界的挑战。教堂大厅的尽头，主教正在布道，蜡烛在昏暗中闪着幽幽的光，虔诚的教徒跪在一排排的长凳前，游客在厅里自由走动。伽利略就这样静观着世事变化，他生前恐怕也想不到，到死也不给他平反的教会，却又把他请到这里，给一把交椅，终日与唱经布道的主教们为伴。
三
教堂虽然是基督的大旗，是他的讲坛、他的行营，但教堂首先又是它自己，是由砖石构造，建成某种形状，又配以某种装饰的房子。它是盛着精神的物质，是相对内容而存在的形式。而形式这种东西又常常可以偷偷地离开内容，或假借内容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正如不管是皇帝还是农夫都要穿衣，裁缝就只管他们的形式，只在这一点上实现自己的手艺。中国诗赋的格律，就是离开内容而独立存在的声韵和节奏的美。当主教大人们决心到处修造恢宏的教堂来宣扬圣道时，艺术家也就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艺术才能的借口和形式。所以今天我们看教堂，就是对宗教没有一点的兴趣，也可以把它当作艺术来欣赏。就如欣赏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并不必追究这衣服是穿在什么人身上的。
教会垄断了文化也垄断了艺术，垄断了建筑，因为它有势，有钱，能调动**的材料、**的艺术家来修教堂。与教会平行的是皇宫，那也是有钱有势的主，你看哪一家不金碧辉煌？因此罗马和欧洲大地上的著名教堂，实际上成了那些伟大艺术家的个人纪念碑。我猜想教会与艺术家之间是心照不宣互为利用的：我花钱雇你来修教堂，你的才能越发挥得淋漓尽致，教堂就修得越好，就越证明我教的伟大；我被你雇来修教堂，你花的钱越多，教堂修得越大，就越能发挥我的才能，证明我的存在。这种暗中的相互利用，倒给我们留下了一件件艺术精品。
借教堂成名的艺术家当首推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1475 年诞生在佛罗伦萨，他的奶娘是位石匠的妻子。也许就是这段缘分，他一生也没有离开石雕艺术，后来他风趣地说：“我是吃铁锤和凿子的奶长大的。”他二十九岁时便完成了成名作《大卫》。至今，这件作品被全世界美术院校的学子奉为入门教材。梵蒂冈宫的西斯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米开朗琪罗纪念馆。这位文艺复兴的先驱，以他人文主义的思想是反对神权的。但是他被迫两次来梵蒂冈的西斯廷作画，**次来是1508 年，画了四年；第二次来是1535 年，这次画了八年。现在西斯廷成了游人难得一进的艺术圣地，那天我们去瞻仰时，教堂内密密麻麻地站满人，大家慢慢地挪动脚步，都仰起头看着这四百多年前的珍品。米开朗琪罗的这些画全部用裸体人物来表达，他是以人的尊严来对抗神的统治。
他**次受聘是来画这个大厅的拱顶。开始他请了几位当时也很有名的高手画家帮忙，几天后他发现不合自己的标准，然后就一个人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在这块八百平方米的天花板下，他站在脚手架上，仰着脸，要是晚上手里还举着一盏灯，就这样一直画了四年，到1512 年完成。不用说别的，就是我们现在仰脸看画，一会儿就脖颈酸疼，他是以怎样的毅力来创造艺术的啊！他第二次被召来时是为了在祭坛后的山墙上画一幅《末日的审判》。作品高十米，宽九米，二百多个人物，足足画了八年，还是全用裸体。当作品快完成时，教皇的一位官员来视察说：“这么神圣的地方，怎么能画这种画儿？这画儿不如挂在澡堂子里。”米开朗琪罗非常恼火，此人一去，他就将他的形象画成一个阴间的法官，脚上盘着长蛇, 现在这个人还在画儿上受罪。他的透视技巧十分高超，作品上每个人物都像随时要走下来。这幅作品当时就轰动了世界。
我挤在人群中，屏住呼吸和大家一起感受这种艺术的魅力。我只感到四周全是米开朗琪罗的化身，这些人物从两侧的墙壁上，从天花板上，一起拥来，穿越五百年的时空，带着画家的呼喊，向我们诉说人的复兴、文艺的复兴。在教会死寂的殿堂里竟有了这样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世界，这和我们在寺庙和石窟所看到的冰冷、一个模样的佛祖、罗汉大不一样。大约上帝也承认了内心深处的寂寞，从而暗自屈从了这位艺术家，让他在神殿上打开一扇通向人世的窗户，而实际上也就在众神间为米开朗琪罗留了一把交椅。米开朗琪罗的创作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创作《大卫》时，他用一道屏风挡起来，作品未完成前，不许任何人看一眼。一次他正修改一件作品，有朋友来访，刚扫了作品一眼，他就装作失手把灯掉在地上，屋里一片黑暗。凡是自己眼睛通不过的作品，绝不肯示人, 凡是没有新意的作品他决不留存。一次，他为雕一个人像，竟一连做了十二个稿样。正是这种执着，这种残酷的追求，使我们在五百多年后还是觉得他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
罗马和欧洲的著名教堂，大多是经数代名家设计和监督施工而成。世界**大的圣彼得教堂是公元349 年始建，以后历次重修，到16 世纪更有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这样的大师加入，到1612 年才完成现在这个规模，前后一千二百多年。世界第四大教堂的佛罗伦萨大教堂1296 年开工，到1461 年完成，前后一百六十六年。大圣玛丽亚教堂是公元352 年始建，一直建到18 世纪，前后一千四百多年。一座建筑的修建动辄上百年，上千年，只有宗教的信仰才能维系这样的工程。这在东方也不例外。中国的云冈佛窟修了五十年，乐山大佛修了九十年，大足佛刻前后七百年。因为朝代可以更替，信仰却没有更换，并且又只有这种宗教迷信式的信仰才能驱使人们将自己的精力、财力去做无限的倾注，并代代相续。一个教堂越是这样一代代地往下传，就越显得珍贵，好像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这是欧洲人**向客人显示的骄傲。正是在这种传承中，教堂成了一棵独特的艺术大树。如果你细心一点，还会发现这棵大树仍在不断地抽着新芽，现代艺术家就是设计教堂也要张扬自己创造的个性，他们已突破传统教堂尖顶厚墙的冷面孔而更富有人性，这也许是为了适应旅游业的需要。*典型的是芬兰的岩石教堂，建于1969 年，由蒂莫和图奥莫兄弟两人合作设计。它完全是在一座岩石山顶上挖的一个深坑，搭上玻璃、钢和铜材的大顶棚，十足的现代味道，但仍不失教堂本色。
正像前面吉本论宗教一样，我说，教堂对教会来说是布道的场所；对教徒来说，是寻找安慰洗刷心灵的地方；对艺术家来说，那是他手中的一块石料或者是一块画布。
199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