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
1985 年我去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该系给了我读博士的奖学金，但我只读了一年半，凑够了获硕士的学分，就无意继续读下去了。因为走前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就在心底冲撞，只是因为办成出国实在不容易，我才终止了创作，以35 岁的高龄做起了留学生。一年半后这种欲望愈加强烈，当学生学业太忙无暇写作，搞研究又找不到资助，我便下决心回国写作。导师劝我留下攻读博士，因为他们以为培养了一个博士才是造就了一个人才，一个硕士只是半成品。亲友们也向我围攻。我还记得我向后一个劝我留下的亲友做出的解释。那是在洛杉矶堂弟的卧室兼工作间中，我旅游至他读书的城市，他在该地学习美术。每晚我卧坐床榻，他边作画边与我谈天，他再三劝我留下。后我说：“我现在感觉自己能创做出很精彩的东西，你是学艺术的，你应该理解这种感觉与冲动的宝贵和难得。一个画家怎么能够在渴望创作时被强求临摹呢？”他听后默然无语。我想我当时的心情，很多留学生都不同程度地经验过，只是我更坚持自己的兴趣罢了。
当时在我脑子里一个明朗的计划是写作一本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同时我也感到还有一些东西要写，但又说不清那些东西是什么。
回国不到一年我完成了《知识分子与中国》，惜因多种缘由，这本书没有问世。
这以后我写了一阵小说—打发一段空虚的时光，了结一段插队生活的恩怨，调整一下不平静的心情。1990 年写了一本《语言社会学丛谈》，副标题是：“礼语、咒词、官腔、黑话”。出版又是连番受挫。从归国至此时，我还组织、翻译、校对了一套“知识分子丛书”，1990 年年初已完稿十余种，至今一本未出。《语言社会学丛谈》，副标题是：“礼语、咒词、官腔、黑话”。出版又是连番受挫。从归国至此时，我还组织、翻译、校对了一套“知识分子丛书”，1990 年年初已完稿十余种，至今一本未出。
但我的写作欲反而更强，留学期间脑子里模模糊糊的那些观念日益成形：合作必有代价，冲突自然有代价，禁止冲突代价更大，没有一种伦理是无代价的—《代价论》一书的轮廓在不知不觉中清晰起来。前一段出版上的受挫，亦使我再不奔波出版社，免于无端受辱。只为兴趣写作，只为搞明白一些事理而思考，其乐也融融。
这本书自1991 年动笔，时断时续。“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一节因找不到爱森斯塔特的《保护人、被保护人与朋友》一书，“男女平等”一节因找不到《父权制的必然性》一书，都认为不看到这些同代人重要的成果不便动笔而中辍。“中庸”一节是除去上面两节外后写成的，当时觉得不太满意，亦无意立即修正，打算放一放。说不清为什么，1992 年、1993 年之交完成这部书的念头勃然再起。重读“中庸”发觉还可以。找到了《保护人、被保护人与朋友》一书，“特殊主义”一节一气呵成，其实参照该书的地方也不算太多。《父权制的必然性》终未找到，不知为什么有了一种勇气与充实感，将“男女平等”也一挥而就。我总觉得，创作的原初冲动与某种“充实感”（自然是高度主观的），在我写不写，写不写得下去中起着支配作用。
这本书写完了，回过头来看，觉得框架太大（虽然书很薄），其实每一节都可写成一本书。当然也可能不必那样写，因为代价理论只需抓住这形形色色的问题之间的某种共性。但即使这样，这部书也还需修正、展开、深入。可惜，我现在已感才思穷竭。是在接受读者的批判中充电的时候了。
本书的前四节是为明确定义，划清范畴，非社会科学专业人士大可不读或是后读。其他诸节，当不会令社会问题爱好者们感到枯燥。当然，尽管我想到了专业领域之外的朋友，本书绝不是为了媚俗的目的而写作的，如果说它有这种味道，那只能是因为作者本质上的平庸。
写作本书时，很少就其中内容与朋友们切磋、争执、讨教，尽管尽可能地参阅了多种著作。因此我要感谢的著者甚多，却难于一一指出。在此请恕罪。
写于南礼士路住所
在此特别要感谢苏国勋和赵一凡先生，他们在审读拙
稿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一九九五年元月二十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