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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中国经济

确立新常态的核心是提高增长质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对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中形成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改革。作为当前改革对象的原有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和日本战后建立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国的改革在一些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中国早期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体制危机和经济衰败,中国制定了对应的救亡图存办法。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采取的办法是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试验成功后再加以推广。但与此同时,有人在思考,除了进行一些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之外,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上都要选定自己的目标模式。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展开了讨论。对于改革目标模式选择,存在三种模式:种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本质上也就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在保持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场对企业的引导和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第二种是东亚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第三种模式是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主张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比较时兴的是“苏东模式”,许多官员和经济学家都特别热衷于介绍苏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这种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是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学者也纷纷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国只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一段试验,即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但这个改革也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财政和通货膨胀问题,到1981年后就被多数人否定了。

 

“东亚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目标模式选择中胜出,为多数人所接受,经济发展也沿着“威权发展主义”的路径进行。

 

至于第三种模式,把自由市场经济看作改革终目标的学者也承认,在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进行激励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达成共识,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派出了许多考察团到各国去“取经”,影响的一个是邓小平1978年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考察。在这三个国家中,他欣赏的是新加坡在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的严整社会秩序。在干部和群众中具有更广影响的是以邓力群、马洪等为首的国家经委代表团于同年11月对日本的访问和考察,考察报告《访日归来的思索》对日本的经济社会体制赞誉有加,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力群在书中得出结论,要学习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发展商品经济。因而,商品经济的想法早是由邓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里普及开来的。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的历史背景存在重大区别。日本的战后体制,是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和战后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则是从前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因此,在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主义模式”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加无所不包和强劲有力。总体来说,日本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而中国始终是以国有经济为主要经济成分。

 

1984年和1987年的体制设计虽然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但同时又强调政府的计划控制。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到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对市场经济很好的描绘,我认为,这个提法存在很大缺陷:虽然企业由市场引导,但是市场是由国家和政府调节的,这就埋下了伏笔。到了后来,甚至许多文件里出现了“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的提法。这表明,虽然1992年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市场,只是国家所驾驭的工具。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四大的决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即有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全面改革的纲领,要求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这一决定与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接近,也可能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文件起草的影响。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半统制”性质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仍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1世纪初期“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旧体制因素的强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其中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腐败活动日益猖獗,直至侵入党政军组织的机体,一个是粗放式的发展导致社会经济问题愈演愈烈。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增长方式(即靠投资驱动的增长)向集约增长方式(即以效率提高为动力的增长)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增长的贡献。

 

中国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期间(2001—2005),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城市化加速,政府手里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发展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粗放。因此,政府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重新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规划的主线,但是没有能实现。到“十一五”规划后一年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不过,“十二五”规划期间,经济转变仍然不是很明显。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上的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杠杆率升高以及社会矛盾都日趋严重。

 

于是,再次爆发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是依靠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强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后一种意见占据了优势,到党的十八大前夕达到峰。但是,强化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没有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况之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a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化和效率化”。“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b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的336项改革,就是围绕这些要求提出的。

 

a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b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确立“新常态”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增长质量

 

现在面临的问题则是,在确立“新常态”的过程中如何贯彻党的十八大决定。中国所谓的“新常态”并不是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的总裁M.埃里安所说的长期萧条的“新常态”。按照中国领导人历次讲话,“新常态”有两个特征: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长”;二是“由粗放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方式”。这两个基本特征都用了“转向”的说法,但是“转”的进度有明显的差别:其中前一个GDP增速下降已经是既成事实,而后一个发展模式转变,或结构改善、效益提高,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是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时提出来的,到2015年已经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可见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总结“十五”计划时,我们曾经进行了一场大讨论,所有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体制性障碍,的体制性障碍则是政府的主导地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很多具体表现。

 

我对媒体把“稳增长”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有些怀疑,我认为应该把依靠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首位。当然也要做到保底线,所谓的保底线是指,保持一定质量的增长速度。但是保底线不是靠刺激政策能解决的,现在有一个对业界和学界都很有影响的看法是,保增长底线还是要靠扩张性货币政策或增加投资来解决,我认为这个办法不可行。

 

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趋势性,而不是周期性的。野村证券辜朝明先生曾经指出,近年来各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存在重大缺陷,杠杆率太高。当泡沫不能支撑而破灭之际,就会出现流动性陷阱,于是货币流通速度大大降低。即使要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也很难收到提振经济的效果,我觉得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其实近一年来,流动性是相当宽松的,当人们没有投资意愿,发行再多的货币都是往股市去,而没有投资于实体经济。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财政政策的力度,我赞同这个意见。但是,加强财政政策的力度要落脚到强化信心和提高投资积极性上,而不是单纯增加财政支出,用扩大需求去拉动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以及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都对国有经济改革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调整。有关国企改革的决定在文字上保持了“以国有为主导”的提法,但对原来的提法作了新的解释,说明“主导”并不是处处都要控制。十五大的说法是,“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a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一步明确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有关决定要求按照上述原则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但是,2006年国资委发布了一个据说是国务院批准的文件,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在7个行业进行控制,在9个行业保持较强的控制。这实际上是加强了国有经济,虽然国有企业已经上市,但还是按照国资监管条例执行——人、事和资产都

 

a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是国资委来管理,高管也是国资委或中央组织部任命。

 

近拉迪教授(N.Lardy)在新著里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今后这种主导地位还会不断增强。我觉得他可能过分注重了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数量比重,忽略了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国有企业在数量上虽然比不上民营企业,但在重要部门占有优势;二是大型私营企业也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甚至受到政府官员的控制。总之,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和解决根本性问题息息相关。

 

当然其他改革也很重要,比如法治。我认为不要把法治(Rule of Law)变成法制(Rule by Law),不过真正做到这点很不容易,牵涉很多问题。

 

 

中国经济的下一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条件

 

关于中国经济的下一程,个问题要从“新常态”谈起。我们对新常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违背了市场。比如前几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能够持久。正因如此,我们转入了中高速增长,这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情况。

 

高速增长带来五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四是经济效益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我们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时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是尽量地从技术创新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我们忙于高速增长,耽误了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要牢记的重要问题。

 

另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的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一般而言,7%甚至6%~7%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同样是不容易的,而且并非转入中高速增长就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重要的条件: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我们遇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要分析下行压力是如何形成的,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该怎么办?要先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再想办法找出对策。现在不是增长率本身的问题,而是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另外,也应看到要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代价过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的重复建设,包括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上地方产能过剩等各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后遗症。产能过剩的问题一个是造成消耗,另一个是浪费资源。前几年我们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浪费资源的增长,没效率的增长。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要稳步增长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今天我们的基数和10年前相比,是越来越大的,每增加1%,难度将更大,这样的状况不可持续,所以有一个递减的过程,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困难。

 

第三,国际市场的不稳定给我们的出口、对外贸易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我们遇到了两个困难:日本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东南亚国家在低端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它们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比我们低,但是它们的工资便宜。所以,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困难和国际经济形势是有关系的。

 

第四,要明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后,想要扭转局面为何困难重重?结构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经形成了这么多过度投资,现在要扭转过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进行结构调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能不能忍受结构调整带来的损失,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坚持不下去就会前功尽弃,所以要认识到结构调整的艰巨性。

 

第五,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能性急,能真正占领市场的技术创新需要经过多年的积累。比如深圳的华为,华为也不是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它现在是收成期了,但华为也意识到不能止步,还要继续创新。

 

当前有一个话题是“互联网 创新”。互联网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在探索,谁都不知道互联网会把我们推到什么地方,这是经济学界也难以预料的问题。但这是一种趋势,互联网作用巨大,会呈现出很多新技术,让结构调整变得更为顺利,但是否能拉动经济的发展,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正因如此,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要坚持两点:一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这一关非过不可;二是技术创新,要走群众创新、创业的道路。思路上要坚定,不要再幻想,也不要老调重谈,经济的大起大落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还得讲宏观调控,着重放在定向调控上,因为定向调控就是结构性的调控,重视微调和预调,这样我们才能适应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未来,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

 

第三个问题是观念上的转变,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这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过去讲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增长率高,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多。这个观念在过去是符合情况的,因为中国经济还在比较低的层次上运行,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因为中国要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经济增长和高科技的发展,所以对当下来说,就业问题不是靠大量投资就可以解决的。

 

近我在企业考察,这个企业未来的厂长在工地上向我介绍,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我就问他,你增加了多少就业?他的回答很简单,一个都不增加,还得裁员。我问为什么呢?他说现在的投资和过去不一样了,技术创新的投资是完全现代化的。比如,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力,效率是提高的,但不增加就业,原来年纪大的工人被重新安排,有的就退休了,年纪轻一点的工人要再培训,进来以后首先得是一个技术工人,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再问其他的企业,当前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他们说不是靠高投资解决,而是把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创业,创业就增加了就业。还有的把企业很多部门分散开来,一个部门就是一个创新单位,自己有一帮人在里面工作、发展、赚钱。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都有所改变,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劳动力,也不主张出去打工了。首先是学技术,之后就有更多的地方需要你,还可以创业,甚至回家去创业。所以,民间存在着极大的创业积极性,这就是中国未来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有人预料,20年以后不需要写字楼,完全采取职员在家里办公,因此我们对就业的观念需要改变,这就意味着解决就业未必靠高投入。当然,尽管技术在改进,但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强人力培训还是需要的。

 

“钱荒”主要是贷款难造成的

 

第四个问题,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这是新观点。传统观念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投资太多、消费太旺等导致的需求过大造成的,这种形势下,能够用紧缩的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发生了滞胀,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失业,就是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于是,当时主流派经济学家都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按照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总需求扩大了就易引发通货膨胀,总需求小了就产生失业,所以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并存的。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找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让他们想办法研究为什么有滞胀,结论是当时出现了两种垄断力量:一种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认为它能控制工人的行动,它坚持一点就是工资必须刚性,就是只能升不能降,工资降了就罢工;还有一种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认为价格是它控制的,所以它有价格的刚性,价格只能升不能降,哪怕将东西倒掉也不能下降。这两种刚性的同时存在,就像小孩玩跷板游戏,经济学家主张去按住小孩,如果两只手把两个小孩全按住,工资和物价就跳不起来。其实,这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但尼克松居然接受了,他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工资冻结、物价管制措施,但是当后来搞不下去,尼克松的政策也就破产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接受了供给学派的观点,由于问题出在供给上,所以通过创新产生更多新产品,集中创新成果就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于是美国从8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就摆脱了停滞状态,通货膨胀问题也解决了。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目光不能短视。今天的通货膨胀,就是之前投资过多,需求过大造成的,所以该投资的投资,银行该放低利率的放低利率,才能适应新经济增长。

 

“钱荒”怎么来的?我在浙江专门为这个问题走了好几个市考察,它不是货币供应不足,M1(狭义的贷币,即现金 活期存款)、M2(广义的货币,即现金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的供应都挺多的。“钱荒”主要是贷款难,银行感到民营企业靠不住,贷款收不回来问题就大了,所以就找信得过的国有大企业来贷款,可是这些国有企业并不需要这么多钱,贷款利率还低,那怎么办呢?把钱转放出去。

 

民营企业贷不到款,就找国有企业分借一部分钱。另外,很多人贷不到就求助于自己人,于是在浙江就流行一句话“现金为王”,就是企业重要的就是把现金拿在手里,有了现金就有了一切,这样资金链不会断,产业链会顺畅,有投资机会就能下手。终,家家企业都是超正常储备,结果现金储备量大了,以至于M1、M2没变,但还是紧张。

 

所以,中国以后如果发生通货膨胀,一定要多方面考虑。

 

市场是可以创造的

 

第五个问题,任何行业都应该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这是一个新命题。我在河北沧州考察,沧州的肃宁县专做裘皮,有些人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以前裘皮主要卖给俄罗斯,但由于卢布没购买力了,所以肃宁裘皮即使比欧洲便宜得多,俄罗斯人也不买。后,我给他们几句忠告:一是“让产品更具有个性化”。因为当前的消费和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90年代末都属于排浪式消费,赶时髦的,但现在不是了,现在的消费是个性化的。二是“让服务更人性化”。你和顾客打交道,你板着脸,好像我是对你恩赐一样,那就错了。三是“把品牌打到国外”。目前中国的品牌还没完全建立起来,而品牌是靠多年的产品和质量建立起来的。四是“把消费者留在国内”。如果国内能够买到质量好的马桶盖,人们怎么还会出国去买?把消费者留在国内,这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现在的自贸区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常给研究生讲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各带一批样品到指定的和尚庙里推销。个推销员一把没卖掉,因为和尚说光头不需要梳子。第二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十把,他跟和尚们说梳子除了梳头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如刮头皮止痒、美容等,所以在和尚庙卖了几十把。第三个推销员卖了几百把,他观察到庙里香客很多,香火很旺,但香客们磕完头后头发有点乱,香灰掉到头发上有点脏,于是他就去找方丈,说庙里香火旺,香客这么热情,庙里应该关心他们,在每个佛堂前面放几把梳子,让他们感觉庙里关心他们,他们来得会更勤快。于是他卖出了几百把。第四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千把,他直接找方丈聊天,说庙里出去办事有人事关系要打通,木头梳子是好的礼品,可以在木梳上刻上“佛在心中”“积善为本”,把它变成了庙里的名片,这样一来他卖出了几千把木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市场可以创造,市场创造以后产品功能发生了变化,用新功能代替旧功,就能创造市场。今天我们要走出去,一定要让产品增加新功能,让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这样我们才能打开、创造新的市场。

 

“互联网 ”时代的社会人视角

 

第六个问题,是经济人和社会人的问题。以前所有的经济学书本里谈到的都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说人们是从成本、从收益考虑的,但今天的世界在发生变化,光讲经济人假设是不够的,社会人假设,就是人不完全从经济人角度考虑,也从社会人考虑。

 

比如说有A和B两个地方都可以进行投资,在A投资利润高,成本小,在B投资利润没A那么高,成本还比A大,所以从经济人角度出发,人都会在A投资,但偏偏有人从B考虑,愿意在B投资。为什么在B投资呢?有各种理由,个理由是B是我的故乡,我已经发展起来了,有钱了,可故乡还那么穷,我愿意在那里投资办厂,解决下岗问题,这是从故乡的角度出发。还有一个人可能这么想:我从小在那里生活过,在那里上学、工作,人多瞧不起我,说我没出息,于是我离开那里创业了,现在有成绩了,我就回来给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你们眼里那样没出息,我回来办一个大企业,改变你们过去的成见。或者还有一个人过去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做过一些对不起人的事情,今天可能感到内疚、后悔了,而现在自己成功了,就在那里办一个厂,到当地赎罪。

 

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今天我们进入“互联网 ”时代,社会人的想法会逐步增加,所以单纯从经济人角度考虑是有限的。

 

重视“第三种调节”——道德的力量

 

第七个问题是,发现和利用好第三种调节。我们过去讲的种调节是市场调节,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用市场规律调节;后来是政府调节,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调节,用法律法规、政策来调节。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调节呢?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部落之间发生了商品交换,才产生了市场。政府调节更晚,有了国家和政府以后才会产生。但是人类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前,生存和繁衍都是靠道德力量在调节。有了市场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在发挥作用,常言道“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小动乱,乡下人往城里跑,投亲靠友,认为城里比较安全,所以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大动乱城里人都往乡下跑,但是大乱的时候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还是存活下来了,社会还在继续发展。没有市场不要紧,没有政府也不要紧,因为还有道德力量调节存在。

 

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道德力量就是文化调节,文化调节就是每个人都自律,都遵守公共规则。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都促进了人类道德力量的自律,这对我们今后很有用处。

 

重视资源配置效应,让国有经济增值

 

第八个问题是,重视资源配置效应。多年以来,经济学中研究的生产效用就是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不变。产出增加生产效率就提高,假定产出不变,投入减少了,也是生产效率提高,所以生产效率是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叫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假定投入是既定的,把配置方式调解一下效果也有了,就是用A方式配置产生M效应,用B方式配制产生M 1效应。这个观念出来以后,产生了两种效率并存,生产效率着重在微观领域内的企业管理、生产部门管理;资源配置效率着重在宏观方面,宏观方面能够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所以我们今后更要重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比如,国有资产外溢,效率有提高吗?能否把它配置得更好?换一个方式来配置,如果它的效率比现在提高的话,那会增加更多国有资产。

 

后,关于经济的未来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它的变化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二是急剧变化而且可能是加速度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料到30年,特别是50年以后的经济是什么样子。还有蓝领和白领的区别吗?货币的用处还有多大?企业的规模会不会变得很小?将来还有人会买汽车吗?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我们也要想,因为这种经济中的重大变化可能早就是异想天开的,但异想天开的事或许终会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