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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吉本与《罗马帝国衰亡史》

一、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

1776年2月17日，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首卷，在伦敦悄悄上市。这部书一上市就造成轰动，版五百册迅即销售一空。吉本后来在《自传》（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中回忆其畅销盛况，说：

我不知道应如何来描述这部著作的成功……版在几天内即告售罄；第二版与第三版亦几乎难以满足要求；而书商的版权更两度遭到都柏林盗版商的入侵。我的书出现在每张桌子上，甚至几乎在每位仕女的梳妆台上。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as Originally Edited by Lord Sheffield（Oxford，1907，以下简称Autobiography）, p180吉本在书信中也多次提到《衰亡史》的畅销情形：JENorton（ed）,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London，1956，以下简称Letters）, ii, pp100, 109, 111, 112, 141。（编按：本文之引文皆由作者杨肃献所译）

一夕之间，吉本变成了英国艺文界的名人。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以下简称《衰亡史》）出版前，吉本在英国艺文界尚无文名，伦敦文坛似乎也未注意到他的文才。《衰亡史》的写作过程相当隐秘，知道吉本在进行一部巨构的人不多。由于毫无预期，英国艺文界对这部书有惊艳之感，并一致给予好评。一些主要文学期刊都竞相摘要刊登，以飨读者。Derek Roper, Reviewing before the Edinburgh：1788-1802（London，1978）, pp227-235著名文评家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赞扬吉本的写作，誉之为“一部真正的经典之著”The Letters of Horace Walpole, selected and arranged by William Hadley（Everymas Library，London，1926）, p210“To the Rev William Mason Feb18, 1776”：

你何以能知道得这么多，论断得这么好，掌握你的主题、你的知识与你的卓越反思能力这么完全，而又能控制自己，不露出一点武断自大？你与古代和现代的作者们多么不同呀！“The Hon Horace Walpole to Edward Gibbon, Esq 14/2/1776”,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London，1814，以下简称Miscellaneous Works）, vol ii, pp154-155

苏格兰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0）与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是当时英伦三岛公认的史学祭酒，前者的《英国史》（A History of England）与后者的《苏格兰史》（A History of Scotland）一直被吉本视为历史写作的典范。这两位史学泰斗亦皆对《衰亡史》大加推崇，令吉本深受鼓舞。

《衰亡史》首卷获得肯定，给予吉本继续写作的动力。接着，他在1781年出版第二与第三卷，复于1787年完成第四至第六卷。这部巨著前后耗费了吉本二十年的光阴。他晚年回顾此一努力，自信“完成了一部艰辛与成功的著作”Autobiography, p1。

后世在讨论18世纪史学时，吉本经常被拿来与休谟和罗伯逊相提并论。例如：Friederich Meinecke, Historism: 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New York，1972）, Chapter 5; Denys 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VIIIth to the XVIIIth Century（London，1977）, pp174-185; Donald Kelley（ed）, Versions of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enment（New Haven，1991）, pp457-474不过，在近代欧洲史学上，吉本的声望实际上已超越此二位私淑导师。在“不列颠史家三雄”中，休谟在今日主要是以哲学传世，罗伯逊的史著则几被人遗忘，唯有吉本的《衰亡史》迄今盛名不衰。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p184：“作为一个历史家，吉本的声望与价值长过了休谟与罗伯逊。与他们的著作不同的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仍留在今日学生们的书架上面。”

《衰亡史》问世迄今，已历经两百多年，但吉本其人、其书及其所提之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1976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为庆祝《衰亡史》首卷两百周年，曾出版纪念论文集。“Edward Gibbon an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Daedalus（Summer，1976）吉本逝世两百周年（1994年）时，英国牛津“伏尔泰基金会”（Voltaire Foundation）更举办研讨会，邀集专家学者探讨吉本的学术成就。David Womersley（ed）, Edward Gibbon: Bicentenary Essays（Oxford，1997）同年，英国“皇家历史学会”（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也在吉本母校牛津大学举办学术会议，讨论吉本与罗马帝国相关问题。R McKitterick and RQuinault（eds）,Edward Gibbon and Empire（Cambridge，1997）

经过两百年的考验，《衰亡史》俨然成为近代欧洲历史与文学的经典。1995年，英国“企鹅图书公司”（Penguin Books）将《衰亡史》合成三卷，重新编辑出版，并将之列入深受欢迎的“企鹅经典”文库中。David Womersley（e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3 Volumes（Harmondsworth，1995）《衰亡史》的列入“企鹅经典”系列，相当程度反映了现代人对这部书的历史定位。

二、古罗马废墟上的沉思

《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写作，众所周知，有一个浪漫的起源。1764年秋天，吉本抵达罗马，继续他的“大旅游”（Grand Tour）行程。根据他的回忆，在10月15日的黄昏，他来到古罗马废墟，在卡皮托山（Capitoline Hill）静坐沉思：

那是在罗马，1764年10月15日，我正坐在卡皮托山的废墟上沉思，忽然传来神殿里赤脚僧的晚祷声，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写作这座城市的衰亡的想法。Autobiography, p160

古罗马废墟的景象令他十分震撼，一时灵感涌发，心生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不过，”他补充说，“我原本只计划写这座城市的衰颓，而非罗马帝国的衰亡；而且，我的读书和思考虽开始朝那个目标，但因旁务的干扰，经过数年的蹉跎，我才郑重地投入这件艰巨的工作。”Autobiography, pp160-161吉本《自传》中这简短的一幕，因《衰亡史》的成名而留芳，为后世传颂不已。

“卡皮托山的沉思”这一段文字，成为诸多讨论《衰亡史》问题的一个焦点。在《自传》中，吉本将“罗马之旅”美化成一个朝圣似的旅程，再把“卡皮托山的沉思”，描写成一种近乎宗教改宗般的经验。此一经验，他告诉读者，是驱使他投入罗马帝国史的动力。这一段传神的表白，曾获得许多读者的认同。不过，20世纪史家对此一情节的真实性，提出不少质疑。

《自传》是吉本有关自身学思历程的一个自剖。在这部自述中，学界一般认为，吉本对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曾经过一番刻意的塑造，其间有夸大之处，细节也不尽详实。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p711; Patricia Craddock, Young Edward Gibbon（Baltimore，1982）; JWBurrow, Gibbon（Oxford，1985）“卡皮托山的沉思”一节尤其引发质疑。有学者主张，1764年10月15日这天，吉本其实并没有到卡皮托山。吉本自传的一位编者Georges A Bonnard怀疑吉本的“卡皮托山废墟沉思”，只存在他自己的想象里：Georges ABonnard（ed）, Edward Gibbon: Memoirs of My Life（London，1966）, p305吉本专家Jordan也认为吉本这段文字“想象多过事实”：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20其他主张吉本的记载可能是虚构者还有：HRTrevor Roper，“Edward Gibbon after Two Hundred Years”, Listener, 72（1964）, pp617-619, 657-659; E Badian，“Gibbon and War”, Gibbon et Rome（Geneva，1977）, p103吉本在罗马写的书信与日志中，找不到他在这天探访卡皮托山的记录。事实上，根据与吉本同行的威廉·吉斯（William Guise）的日记记载：10月15日早上下雨，吉斯和吉本是到罗马的一处画廊看画。转见：Craddock, Young Edward Gibbon, p222换言之，“卡皮托山的沉思”一幕，可能是吉本虚构的情节。

这一个质疑有一定的说服力。假如卡皮托山的经验属实，并让吉本如此震撼，以他勤作记录的习惯，按理应会留下文字记录。但是，吉本的数据中却找不到相关记载，似乎有违常理。不过，此一推断看似合理，却有其盲点。吉斯的日记并无他们当天下午行踪的记载。吉本当天早上去他处参观，并不能推断他在同一天其他时间没有去卡皮托山。依其《自传》，吉本到卡皮托山是在当天黄昏。在夕阳斜照中，教堂的“晚祷”（Vespers）声忽然传来，浪漫的景致引起他的历史遐想。这是极可能的事。

近，美国学者帕特里夏·柯蕾多（Patricia Craddock）为吉本提出辩护。她认为：学者不应随意否定吉本自述的真实性，她“不相信吉本在其生命中严肃的一刻说谎”。何况，在吉本的自述中，有几项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包括：他听到教堂僧侣的晚祷声、此教堂坐落在卡皮托神殿的遗址等。Craddock, Young Edward Gibbon, p222。Craddock甚至认为：吉本可能另有“一本小笔记，现已逸失，其上记录有其灵感发生的‘日期与时刻’”。这也是一种过度臆测，因无史料可资佐证。英国学者彼得·戈思（Peter Ghosh）亦反对轻易质疑吉本《自传》的陈述。他认为：吉本非常执着于史实与年代的精确，这一点几乎已成为他的信仰。吾人不能仅凭间接证据，就质疑吉本自述的可信度，这不啻是在挑战“其已明显建立的思想人格”PRGhosh，“Gibbon Observed”,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1（1991）, p132-133。事实上，吉本相当在意其《自传》的真实性，尝言：“真实，赤裸裸的、不客气的真实，是比较严肃的史著的首要美德，也应是我此一个人自述的长处。”Autobiography, p1

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可看到，古罗马的景致特别容易让他感动、引发他的历史想象。1764年10月2日，他踏上米尔维亚桥（Milvian），面对罗马古城的心情，是其一例。他在《日志》中记载：“我们在傍晚五时到达罗马城。从米耳维亚桥上，我陷入一场古代的梦中，直到后来方被关卡官员打断。”转引自：DM Low, Edward Gibbon, 1737-1794（London，1937）, p183他的《自传》生动地回忆当时激动的心情：“我的个性不容易受到激动，而且我未感受的激情，我一向不屑于假装。然而，即使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仍难以忘怀、也无法表达，我首次接近、踏进这座永恒之城时，内心的强烈悸动。”Autobiography, pp156-159

在罗马之旅中，吉本多次露出类似激动的心情。他在抵达罗马的次日，就迫不及待去造访“罗马广场”（Roman Forum）：

经过一夜的辗转难眠，我踏着高昂的脚步，走上罗马广场的废墟；刹时间，每个值得纪念的地点，无论是罗慕路斯（Romulus）站立的地方，或图利（Tully，案：西塞罗）演讲的地方，或凯撒（Caesar）被刺倒下的地方，全映入了我的眼帘。

这是一次极其震撼的接触，令吉本心情激荡不已：“经过数日的兴奋，我始能冷静下来，进行仔细的探索。”Autobiography, p15910月9日，吉本参观“图拉真广场”（Trojans Forum），对古罗马的伟大赞叹不已。他描述“图拉真纪功柱”（Trojans Column）：

今天清晨，我到图拉真纪功柱上面。我不想用文字来描述它。您只需自己想象一下，一支高达一四○呎的巨柱，用大约三十块纯白大理石构成，上面刻有浮雕，其高雅与精致，不亚于亚普公园（Up Park）里的任何一个壁炉的雕饰（chimney piece）。Letters, i, p184“To Edward Gibbon, Sen Tue 9/10/64 Rome”

在此，吉本心情的悸动表露无遗：“无论书本上告诉我们那个民族如何伟大，他们对罗马繁荣时代的描述，远不足以传达废墟显示的景象。”Ibid

根据可靠记载，吉本停留罗马期间曾多次造访卡皮托山。根据威廉·吉斯的日记，吉本曾五度参访朱庇特神殿山遗迹，日期是：10月6日、9日、10日、12日与13日。转见：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i, p288n这个遗迹对他似乎有特殊吸引力。无论1764年10月15日他是否确实来过这里，这里的景象让他印象深刻，遂而激发他的写作灵感，是极有可能的事。1787年6月27日，吉本写完了《衰亡史》。在书的结尾，他留下一段话：

那是在卡皮托神殿废墟中间，我的心中首次出现写一部书的想法，这部书曾经娱我和几乎花了我生命中的二十年光阴。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ondon: Methuens Standard Library，1905，以下简称DF）, vii, p325

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对“卡皮托山”的记忆依然清晰。一个灵感竟让他为之耗掉“生命里二十年的时光”，自然不会是一个普通的灵感，更不是随便就能凭空虚构。

事实上，要解释《衰亡史》的源起，我们不能只在卡皮托山的著名一刻打转。极有可能，吉本是把此一情景过分戏剧化了。但他的灵感绝非只是一道意外的灵光。这一灵感，可说是他在长期接触古罗马典籍与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而来。首先，吉本自幼接受古典训练，长期浸淫于拉丁古典，对古罗马历史产生一种熟悉感。其次，在“大旅游”期间，他研读大量古罗马人文、历史与地理的典籍，加深了对古罗马的认识。后，在意大利“朝圣”的过程中，他亲身观察古罗马遗迹，被其透露的昔日光辉所感动，遂激发其灵感。他在罗马写的家书曾说：“对我这颗因对罗马人已先有认知，而多少有预备的心灵，这里提供了这么丰富的有趣事物，因此我几乎真如在梦幻中。”Letters, i, p184“To Edward Gibbon, Sen Tue 9/10/64 Rome”换言之，吉本在卡皮托神殿废墟之会产生如此的感动，是有强烈的心理预期为其基础的。

英国历史家休·特雷弗罗普（Hugh TrevorRoper）对吉本的灵感问题，曾提出一个很有洞见的解释。

吉本……此一罗马经验，绝非一当下突发的孤独灵光，而是一个长期激荡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事实上……吉本在回忆录中可能将那个经验戏剧化了，从而过度简化了其一生大作的起源。那部大作……有深一层的起源。它不……单只是个突发的奇想，或一时突发灵感的实现。H R Trevor Roper, “The Idea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WH Barber, JH Brumfitt, RA Leigh, R Shackleton and SSB Taylor（eds）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 Studies Presented to Theodore Besterman（Edinburgh，1967）, p415

吉本之终竟投入罗马帝国史，与其整个读书历程有密切关系。他的选择罗马帝国衰亡史作为其写作课题，其实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三、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罗马帝国衰亡史，可能是人类历壮观和惊人的一幕。”在这历史过程中，吉本观察，“各种不同的原因与其累积的结果，同许多人类历有趣的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DF, vii, p325罗马帝国何以走向衰亡？吉本尝言：“对哲学家言，历史知识就是探讨因果的知识。”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Written Originally in French, By Edward Gibbon, Jun Esq: Now Fi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London，1764，以下简称Study of Literature）, pp98-99《衰亡史》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好奇：这个18世纪的历史家，对此一恒久的历史课题，会提出什么真知卓见？

关于“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个习见的说法是：吉本把它归咎于“基督教的兴起”。《衰亡史》的确提出“蛮族与宗教的胜利”DF, vii, p308（the triumph of barbarism and religion）这个论题，来说明导致罗马帝国瓦解的力量。然而，细究《衰亡史》，我们会发现：吉本对罗马帝国何以衰亡并没有一贯、系统的解释。他曾在书中的不同情境，多处陈述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因素之间并无一定的关联性。他提到罗马皇帝的失政、军队的跋扈、贵族势力的剪除、公民精神的沦丧、社会的奢靡腐化等。根据Jordan的看法，吉本提过二十种以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213当然，基督教的传布与蛮族的入侵，也是著名的两项。不过，若拿此二因素来概括吉本对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则将过度简化他的历史论述。

那么，对于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的基本论点为何？吉本自述《衰亡史》的目的，是要“推寻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情节”。DF, i, p1《衰亡史》的叙事，起自公元2世纪两位安东尼皇帝——皮乌斯（Antoninus Pius）与奥勒留（Marcus Antoninus Aurelius）——在位时期。在这个时期，罗马帝国达到鼎盛：

罗马帝国在基督纪元第二世纪，据有地球上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人类进步发达的文明。自古以来声名不坠而且纪律严明的勇士，防卫着辽阔的边界。法律和习俗温和却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一体。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DF, i, p1

吊诡的是，在吉本看来，这个鼎盛时代却也是此一帝国步上衰亡的开始。何以如此？根据他的分析，关键在于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奥古斯都体制”（Augustan Settlement）。

熟悉罗马史的人都知道，屋大维在共和末期内战胜利后，为了重建帝国，建构了一套政治体制。这一套体制，表面上维持共和的形式，实际上是皇帝个人独裁，如吉本指出：“共和体制的形象，从外表上看来受到尊敬和推崇：国家主权似乎仍旧掌握在罗马元老院手中，而执政治国大权则已全部授给皇帝。”Ibid奥古斯都摧毁共和贵族，压抑平民力量，去除了传统罗马政治中的制衡力量。如此一来，皇帝大权独揽，没有任何机制可加以制衡。

在独裁体制下，帝国的命运系于皇帝一人，其素质的良窳经常影响帝国的发展。贤明的皇帝固然带来安定繁荣，奠定“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代。早期的皇帝，如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和两位安东尼皇帝，均能以才治国、以德服人，造成罗马帝国的盛世。可是，吉本提醒，历史经验显示，罗马皇帝的素质“可以看到的两极：邪恶与美德、高洁完美与低劣败德”DF, i, p79。奥勒留之后，皇帝或来自继承，或由军队拥立，率皆才智平庸、专断残暴，其统治是依赖“专制”与“军队”。

“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s）弄权干政，是奥古斯都体制衍生的另一严重问题。奥古斯都深知，他的专制统治必须依靠武力维系，乃决定建立一支“禁卫军”，以备“随时保护皇帝，威吓元老院，或在时间扑灭叛乱”。到提比略（Tiberius）时，“禁卫军”被允许在罗马设置永久军营。这个做法，吉本认为，不啻是“帮国家套上镣铐”。就他看来，罗马禁卫军的“跋扈，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个征候和原因”。DF, i, pp103-104

物必自腐而虫生。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认为，导因于内部问题：“罗马的敌人在其内部：暴君与军人。”DF, i, p195依照他的观察，在奥古斯都建立独裁体制之时，罗马帝国就埋下了衰亡根源。两位安东尼皇帝在位时，罗马展现的盛世景象只是一种假象。就此角度言，在吉本的讨论中，“基督教”与“蛮族”两大因素，只是加速罗马帝国瓦解的力量，并非导致其衰亡的根本原因。

吉本对基督教会的不友善，是众所皆知的事。他在《衰亡史》中对基督教有严厉的批评。他曾指责教会的出世精神、修院制度与独身主义，认为这些精神颠覆了罗马人传统的公共德行；他更批判教会的神学争论、教士的腐化与宗派的内斗，让原已纷乱的帝国进一步撕裂。不过，在吉本的认知里，教会的负面影响是在公元4世纪后才显现。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221实际上，基督教虽然早在帝国境内传布，但是到313年才被尊为国教。同样地，蛮族也是到4世纪后期才对罗马形成严重压力。378年，哥特人（Goths）击败皇帝瓦伦斯（Valens）于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正式在帝国境内立足。406年，勃艮第人（Burgundian）、阿兰人（Alani）与汪达尔人（Vandals）成功渡过莱茵河。吉本评论此事说：

这一次著名的渡河之举……可视为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罗马帝国的沦亡。自此致命的一刻，长久以来分隔地球上文明与野蛮国家的障碍，被夷成平地。DF, ii, p284

自此以后，罗马帝国摇摇欲坠。410年，哥特人入侵意大利，攻陷了罗马，蹂躏此一“永恒之城”（Eternal City）。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综合而观，吉本基本上主张：罗马帝国的衰亡导源于奥古斯都独裁体制的建立。这个论断看似宏观，事实上并无特殊的原创性。这里，他只是重述古典“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一些概念。观念上，吉本偏向罗马共和。在这方面，他深受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与启蒙哲士孟德斯鸠的影响。有关吉本与塔西佗、孟德斯鸠的学术关联，见：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p172-190这一古一今两位人物都称颂“共和体制”，认为罗马共和的制衡精神，确保了罗马的自由，造就了罗马的伟大。相对地，奥古斯都的专制体制刻意摧毁共和精神，使罗马人民变成政治侏儒。一群政治的侏儒如何能够支撑一个伟大的帝国？

在今日，吉本有关罗马衰亡原因的论断，许多已经流为历史常识。从现代学术的角度评断，吉本的历史叙述长于道德化的修辞，而短于严密的分析式论证。他经常下格言式的论断，修辞的力量掩盖了论证的空泛。《衰亡史》第三十八章这一段文字，可说是典型的“吉本式”论述：

罗马帝国的衰亡，乃是毫无节制的扩张（immoderate greatness）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后果。繁荣埋下了衰败的伏笔，而随着征服的扩大，其毁灭的因子也倍增；而一旦时间或灾难移走其人为的支柱，其庞大的构造遂被其自身的压力所压垮。DF, iv, pp173-174

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说，其原因“既简单且明显”。在他看来，这个帝国的走向衰亡乃是势所必然。反倒是，它“能存在如此长久，才令人感到惊讶”DF, iv, p174。

四、一世代人史学雄心与探索的完成

19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的专业化，罗马史的研究有进一步发展。新一辈罗马史家的研究愈趋严密、精致，无论在研究的广度或解释的深度上，都已经超越吉本《衰亡史》的成就。德国的西奥多·蒙森（Theodore Mommsen）是19世纪的罗马史大师，所著《罗马史》（Romische Geschichte，1854—1885）五卷，甚至获得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20世纪更是名家辈出，俄国历史学家M罗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ff）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两卷（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1957），与英国历史家AHM琼斯（AHMJones）的《罗马帝国后期史》三卷（The Later Roman Empire，1964），都是体大思精的杰作，堪为罗马史研究的新典范。尽管如此，吉本的《衰亡史》在近代史学的经典地位仍然难以取代。

《衰亡史》全书分为七十一章，六大卷；其叙事纵横一千二百五十年，涵盖西欧、伊斯兰与拜占庭三大文明。吉本耗费二十年的光阴，才完成此一大作。从任何角度看，《衰亡史》都是一部巨构。假若吉本对罗马帝国的衰亡，没有提出具原创性的解释，那末，这一部史著的价值何在？在近代史学史上，这部巨著应如何作学术定位？

吉本写作《衰亡史》，有学者指出，“只是要叙述罗马的故事，把众多历史事实转化成一个大叙述”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214。《衰亡史》的史学成就，不在于提出罗马帝国衰亡的创新解释，也不在于新历史事实的发现。吉本的史学雄心，是在以一个启蒙的叙事架构，来统整近世学者的考证成果，将其建构成一个创造性的大综合。参见：Arnaldo Momigliano，“Gibbon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 in his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New York，1966）, pp40-55吉本细腻的构思与卓越的文采，使《衰亡史》的写作空前的成功。

一部纵横千年的史著，必须建构在无数的历史事实上面。根据一项统计，吉本的《衰亡史》一共使用超过八千个以上脚注。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41; I Machin,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5（1939）, 86这八千多脚注，就如八千块砖头，叠出一座罗马大厦。在这些脚注里，我们可以看到吉本阅读的广阔与治学的坚实。根据同一统计，《衰亡史》引证到的近代古典学者，人数多达四○九人。I Machin,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85这些作者几乎涵盖所有的18世纪能够接触到的罗马史专家。在历史写作史上，吉本旁征博引的功夫是空前的，很少有史家能够企及，更不用说超越了。

吉本自述：“我的叙述乃淬取自后这一时期的古典阅读。”Autobiography, p180《衰亡史》一书的知识基础，主要有二：古代拉丁历史家的著述与近代古典学者的研究论著。拉丁古典是吉本自幼熟悉的知识领域。在写作《衰亡史》时，他更“不知不觉投入奥古斯都时代浩瀚的历史大洋中”，深入“原始史料，包含希腊文与拉丁文者，从笛翁·卡修斯（Dion Cassius）到阿米亚诺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著作，从图拉真皇帝时代到西罗马皇帝的末期为止”Autobiography, pp171-172。

吉本更大量征引近代学者的古典研究成果。据Machin《衰亡史》的脚注，引证近代学者之处多达4314个，约占全数一半。从文艺复兴以来，经典考据与古史考掘变成为欧洲历史研究的主流。有关近世欧洲的“考古”或“博学”传统，见：Arnaldo Momigliano，“The Rise of Antiquarian Research”, in his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Chicago，1990）, pp54-79；Momigliano，“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his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New York，1966）；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chaps7-8经过三百年的努力，欧洲学者对希腊、罗马作了广泛的研究，累积了丰富的古史知识。在这方面，17、18世纪法国古典学者的贡献尤大。吉本写《衰亡史》时，广泛地应用了他们的论著。

吉本自幼接受拉丁古典训练，并长期浸淫于近代的古典学术，但是本人却不曾真正从事古典考证工作。事实上，他很早就质疑自己是否适合纯古典研究工作：“即使我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我仍必须以英文来阐释原典的思想，而这种即兴式的理解，必比不上专家学者的精致翻译。”Autobiography, pp31-32他承认自己虽研究过“考证理论”，却“未学到如何应用这门技艺”。Autobiography, pp136-139

在气质上，吉本是一个典型的“绅士学者”。他不是皓首穷经的学究，不屑投入博学式的琐细研究。“我自己的性向和这个时代的喜好，使我决定走入史学……一个历史家的角色是值得尊敬的，犹如一个单纯的年鉴或官报编者是可鄙的。”Gibbon，“Hints for Some Subjects for History”, Miscellaneous Works, v, pp487他对史学工作的本质，有相当现代的看法：历史工作不只在考订琐碎的史实或编纂枯燥的年鉴，历史家的目标是要把复杂的史实建构成一个可以理解的“系统”。Study of Literature, pp98-99一个理想的历史家，既不是考古学家（antiquarians）或博学之士（erudites），也不是编纂学家（compilers）或年鉴学者（annalists），而应是一个能够从建构出“哲学的”历史叙述的“历史家”。

在近世欧洲，“历史家”经常沦为“单纯的年鉴或官报编者”。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就不掩饰对史学的轻蔑。“真正真实的历史难得一见”，他说，“某些国王统治过，或某些战争发生过，这些我们可相信是真实的；但是，其他添加上的色彩，所有的历史哲学，都不外只是臆测。”在他眼中，历史“只不过是一部年鉴，仅仅是一串依年序排列的著名事件”James Boswell, The Life of Dr Johnson（London: JMDent & Son, 1933）, pp558-559。吉本的雄心是要让史学还复本来面貌，而《衰亡史》的写作即是此一愿望的实践。

吉本虽然不认可“经典考据”与“古史考掘”是真正的史学，但却了解到“考古学家”或“博学之士”著作的价值。他是启蒙时代史家中，少数能够欣赏、应用近代欧洲古典研究成果的人。这一种认知是吉本的史学终究能超越时代的原因。历史写作的风格，吉本认为，固然要避免沦为“枯燥的编年体”，但也不能堕入“夸饰的议论”Autobiography, p177。征引古典学者的发现，让他的历史叙述不但能“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故”。吉本的自我学术的要求非常严格。罗伯逊曾查证《衰亡史》的内容，发现：“他有努力研究的功夫，缺乏此一功夫，无人当得历史家之名……我曾核对过其多处引文……发现他引注的文字，无一不是其亲自查过的。”“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 Robertson to Mr Strahan 15/3/1776”, Miscellaneous Works, ii, pp159-160

在近代欧洲史学史上，《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欧洲历史写作从“博学式的经典考据”，转化为“近代的历史叙述”的代表作。透过这部杰作，吉本提升历史写作的层次，让欧洲史学告别传统的编年史或人文式的经典考证传统，而开始展现出“现代的”特质。英国历史家特雷弗罗普说：吉本的《衰亡史》代表“一整个世代人的史学雄心与探索的完成”H RTrevor Roper，“The Idea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415。这是一个具有历史眼光的评价。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肃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