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于“后历史”（Posthistoire；阿尔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的丛林中，或言之，无论艺术家还是观众都在按20世纪上半叶留下的规矩采取折中主义做法。各种风格走马灯似地不断变换，这以前卫方式在二战前的绘画这一媒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野兽派到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从表现主义到抽象主义，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继而重新回到写实主义和抽象主义，形式上的解决方式越来越化，这表达出乌托邦式理想主义的艺术主张和充满精神内涵的世界构想。不过，它的繁荣只能持续到架上绘画（Tafelbild）这一媒介仍完好无损之时，而且，按照美学观点和理论构想所进行的形式上的激进化趋势尚且是一条可行（或多或少有效）和不步人后尘的道路。可是，在形式范式多样化的魔力笼罩之下，另一种意识形态在５０年代中期渐渐深入人心，它试图摆脱形式跨栏跳的角逐，导致现代主义美学丧失根基。一些影响深远的导火索行动来自纽约、巴黎和杜塞尔多夫，创作者是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贾思培·琼斯（Jasper Johns）、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和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如今他们都成了神话，可与20世纪受推崇的两位艺术巨星相比，即天才艺术家帕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在艺术的思想世界里始终存在的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