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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同情心，我们做错了吗？
到20世纪中期，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你无法停止进步”，是标准的辩护，并且，任何把财富带到商人门口的技术都被认为是进步。“增长或死亡”和“我们不能倒退”是技术进步教会的考验词。对此，雷切尔·卡森所说的正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在1650年致苏格兰教会全体会议的信中写的：“看在基督的分上，我恳求你们相信可能是你们弄错了。”
在卡森之前好几十年，技术改变已经自动地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无论何时，改变使改变者更富有，即使大量的损失由社会上其他人共同承担。利奥波德与卡森的时间间距只有13年。在这段时期的开端，改革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末尾，希望兴起。子孙后代的利益在长期被忽略之后，现在受到公众的关注。
在生态学家的领导下，公众开始思考停止进步——也就是说，纯粹的技术进步——是否更好。也许各种长期假定，尤其是“价值判断”，终究是可以改变的。以历史的观点看，变化是突然来临的。在利奥波德去世的那年没有人预见到卡森革命。但是，像利奥波德那样的悲观论断也许有助于松动播撒了《寂静的春天》的种子的土壤。
就在卡森的著作出版之前，民意被一场医疗灾难彻底唤醒。为回应萨利多胺畸形婴儿的悲剧性诞生，并经过多年的立法骚乱，《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凯弗维尔哈里斯修订案于1962年获得通过。几个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法律遵从“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罪的”这个假定。这是刑法的默认状态，把它用于其他领域是欠考虑的。萨利多胺悲剧使公众确信，新的药品的默认状态应当是相反的，任何新奇事物的提议者都应当承担证明是无罪的这一沉重举证责任。虽然刑法未受影响，但是有关新药品的法律现在受“在被证明是无罪之前是有罪的”假定的控制。
这个令人震惊的逆转就发生于卡森的书出版之前。这是为在对生态革新(杀虫剂、水坝的建造等等)的看法上发生类似逆转所准备的方式。仅仅7年之后，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扩展了“在被证明是无罪之前是有罪”的革命。
更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到处都在尝试消除先前所造成的生态危害。南佛罗里达提供了一个例子。大沼泽地的水的故事太复杂了，无法在此叙述，但是，只要说为了使迈阿密获得更多的水，一个极度简单化的想法导致了基西米河的“改善”，这就足够了。几百英里风景如画、蜿蜒曲折的河流以3200万美元的代价被改变为53英里令人生厌的笔直沟渠。(碰巧，工兵部队的这一创造开始于奇迹迭出的1962年。)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该地区野生动物，佛罗里达的主要诱人之物，被毁掉了。冬季猎鸟的数量减少了90%，秃鹫的雏鸟减少了70%。经过25年的争吵，人们就取消“发展”取得一致。补救工作很可能将延伸到21世纪；估计费用为422亿美元。(这个数字无疑将证明是低估的。)
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公营企业中浪费的可耻的例子；用422亿美元来纠正一个3200万美元的错误。在另一方面，用克伦威尔的话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已经考虑到我们可能犯了个错误。欺骗性的“发展”可以被终止。如果谦逊地承认犯了错误，我们能够折回来。
从这段混乱的历史中产生了一个非常乐观的结论。假如有人在1949年问道，“社会要多长时间才能决定必须对‘开发者的’——包括私人和政府的——毁灭性的行为加以阻止？我们要多久才愿意消除危害？”可能而悲观的回答将是“几个世纪——如果有可能消除的话！”然而只有31年，由金钱的力量筑起的堤防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坍塌。
那些歌颂“你不能阻止进步！”的人们被称作乐观主义者：根据更深层的理解，我们现在把他们看做是悲观主义者。与通常所受到的赞誉相比，约翰·Q·帕布里克更经得起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的检验。学问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常常突然发生；它很少被统计学家关于一条曲线的“推测”所预言。
所有这些都与横亘于人口控制之路的困难有关。从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和罗伯特·马尔萨斯的时代起，节育技术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人口控制的理论和实践似乎停滞不前。那些对这个问题理解得为深入的人是有悲观主义倾向的。就当前的趋势推测，他们推想人口控制所必需的理性改变将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取得。但是奥尔多·利奥波德没有预见到在他死后，政治—生态思想中所发生的迅速改变。我们正处于人口控制的政治理念上的类似快速进化的开端，这不可能吗？如伽柏所言，未来是可以创造的。怎样的人口控制值得创造呢？
美国的未被意识到的近乎成功
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向稳定人口的方向发生的运动。这一过程不明显，因为这10年期间的增长速度是每年07%。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在一个世纪里翻了一番。这远远不是ZPG(零人口增长)。然而，以下的技术分析证明对这10年的乐观主义看法是有道理的。
为使人口维持在稳定规模，每位妇女(平均)应当生两个孩子：一个替换她自己，一个替换她的伴侣(他不能生孩子)。更确切地说：平均数应当比每位妇女2.0个孩子多少高一些——例如，2.1或2.2，额外的部分是考虑到意外事件的死亡和那些独身或不育的情况。对于一定社会，在一定时候，不论确切的数字是什么，这个数字被称为替代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一度低于2.0。然而，人口依然一个世纪翻一番。怎么会是这样呢？
这包括两个因素。首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生育高峰(baby boom)”，育龄(被武断地认为是15岁到45岁之间)妇女激增。其次，移民越来越多；而且女性移民带来了来源地的生育习惯(尤其是墨西哥的农村)。
种额外人口出生率的来源，随着“生育高峰”的育龄妇女被非生育高峰的育龄妇女所取代 ，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我矫正。改变第二个因素——移民——有赖于美国迄今为止还是模棱两可的公众意愿。国会通过了一些限制性的法律，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为这些法律的贯彻提供足够的资金。政府也拖了后腿。
如果没有移民，美国终将(首先)达到人口零增长(ZPG)，(然后)人口负增长(NPG)——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趋势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这种趋势短时间内维持平稳的事实给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这显示，即使没有法律上的强迫，人口出生率也能够减低到出现ZPG。对此，如何解释呢？
住房短缺是一种避孕药
这一暗示来自东欧。20世纪的某段时间里，随时有一个又一个的东欧国家享受了——如果这是一个合适的词——人口负增长。在每个案例中，原因都是一样的：住房短缺。那些想建立自己家庭的年轻人没法找到公寓。夫妇中一方的父母也许慷慨地接纳了他们，但是，在年轻夫妇搬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住所之前，孙辈是不会出现的。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体验导致了如此说法，即“有效的避孕药是住房短缺”。
尽管在欧洲的部分地区的确如此，但是这不适用于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那里户外生活是可能的，而且传统有所不同。由于宗教和社会的原因，一个印度教家庭在有两个儿子(另一个是备用)之前不愿意停止生育。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有4个孩子。然而在北欧，所受到的社会强制较小：在他们中，缺乏适当的住所对家庭的建立具有可以理解的冷却效应。
反马尔萨斯主义者说，“看：繁荣和人口出生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在为繁荣的地方(例如，欧洲)，人口出生率低；在普遍贫穷的地方(例如，印度)，人口出生率高。因此人口过剩的对策显而易见。我们所要做的是使穷人富裕起来，于是，人口问题自己就解决了。”
一个学生初从统计学中学到的东西之一是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为了找出原因，我们必须探究数字。马尔萨斯主义者指出人口过剩造成贫困，而不是相反。谁是对的呢？通过把这个问题转化到我们自己国家，我们有所领悟。
我们把曼哈顿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状况与犹他州一个小镇上的类似家庭相比较。一份在犹他州足以供养好几个孩子的收入，在曼哈顿可能还不够供养一个孩子。考虑到一个家庭在犹他州所能享受到的生活中所有的美好事物——钓鱼、打猎、徒步旅行、骑马；或者仅仅是摆脱其他人。与曼哈顿的家庭的情况相比，想一想在犹他州，父母能够多么随意地让他们的小孩子无拘无束地探究周围的世界。人们注意到，对于犹他州如此广布的自然之美，拥挤而充满犯罪行为的中央公园是一个拙劣替代。
现在问，一个家庭在纽约城要过得确实很好需要多少收入？直接费用肯定比在犹他州高得多；并且，为了找到合适的娱乐活动而每年好几次旅行几百英里所花费的时间多得让人无法承受。如果一个人的年收入至多9万美元，想象一下试图供养有6个孩子的家庭的惨状！传统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年收入9万美元的纽约人的富裕处境是年收入只有3万美元的犹他州人的3倍。事实上，根据实际收入，相反的情况也许更接近真实情况。
反马尔萨斯主义者坚持，财源兴旺部分地使人们不育。关注实际财富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果财富被正确计算，人口出生率正好与福利成正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