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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３日，天津中国银行的经理卞白眉惴惴不安地登上前往北平的列车。日本军队已在７月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人而言，战事变得愈发糟糕起来。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撤退，向着远在大西南的重庆奔去。在华北，日军策划成立一个新政府；这个新政府将以北平为基地，雇佣之前的中国官员。其中的一位官员王克敏已经电召卞白眉前来会晤，商议组建一家新的中央银行，以之代表傀儡政府发行货币。在驰往北平的两个小时的旅途中，卞白眉坐在那里，心中却在忧虑：如何才能避免傀儡政府染指他的银行所拥有的大量资源？这样的忧虑，对他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保卫着对中国现代银行的信任及其机构的完整性；这期间，银行经历了七场内战和至少九起金融危机的打击。卞白眉的银行事业开始于更早的、二十五年前的一场北平之旅。当时，年轻的卞白眉（生于１８８４年）来到北平，希望在紧随推翻了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而来的新共和国的让人兴奋的岁月里，扬名立万。拥有布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学位，拥有出身显赫中国精英家庭的血统，胸怀壮志的卞白眉利用其负笈海外的经历及家族的人脉，在新生的中国现代银行业中谋得一份差事。作为一个刚刚完成美国教育的年轻人，他未能设想随后岁月中不得不去面对的痛事和苦难；他也不曾想到：伴随着１９３７年岁尾奔赴北平与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会晤的那一命中注定的旅程，一切都灰飞烟灭。卞白眉曾经说：那时候，我的灵魂，死掉了。
从１９１６年到１９３６年间努力发展出可行性策略，据之提高对银行的信任，以及卞白眉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一道构成了拙著的中心叙事。总览卞白眉事业的全过程，与国家、公民的经济福祉密不可分的是：对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的持续可行的运作，以及公众对二者的信任。１北方城市天津（卞白眉家之所在、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融中心）在这里提供了叙事的地方脉络。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卞白眉担任中国银行（中国所拥有的规模的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同时也是强有力的天津银行公会的主席。卞氏作为天津银行家之翘楚，令其自然成为研究之对象。不仅如此，他留下了一部关于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和经历的翔实的日记；它是本项研究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日记中记录的卞白眉的思想与反应提醒我们：在有关团体、机构和模式的讨论中，那些由抽象的分析范畴描述的现象，来自于个体的复杂且经常是矛盾的行为。在卞白眉的日记之外，天津还有丰富，但大多尚未被利用的民国史料，这其中包括：天津银行公会档案、天津商会档案以及天津重要的几家银行的档案。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５年，当我在天津的时候，通过拜访一定数量的、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银行中就职的男性（当时罕有女性在中国的银行工作），我为这些文字记录做了些增补。
民国时期，中国有着绵延不断的政治危机，这一点早已为人熟知。经常性的内战和持续性的政治动荡迫使银行家跟一连串的军阀、政客还有政治运动打交道，这些人对金融体系都有着自己的打算。更糟糕的是：在国际范围内，来自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干涉、威胁甚至军事攻击，制造出连绵不断的软弱感。实际上，针对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的信任提出挑战的，并非只有政治危机。金融危机（迄今对其少有研究）赫然出现，既对金融体系的生存能力，也对公共想象中的银行形象构成了挑战。天津的一位居民仍旧记得：有一天他去自己的小学交学费，发现自己的钱已经不好用了，因为一场挤兑让发币行关门大吉。２在银行经理当中流传的亦真亦假的故事，也显示出银行挤兑的重要性。一位曾经的银行经理回忆起一位老同事的事儿：某家银行在挤兑期间，让自己的员工扮作客户，排队以钱换银。然后，这些“心满意足的客户”从后门偷偷溜回银行，把刚刚兑换的钱再换回来。他们反复不停地这样做，主要就是用相同的纸币兑换相同的银两，这样即可确保银行的现银准备不少一分一厘。真正的客户对这种不加限制的兑换能力印象颇深，所以挤兑风潮很快就平息了。３另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位银行经理散播关于自家银行的谣言，他希望藉此表明：自家银行在随之而来的挤兑中能够存活下来，这象征着该行是牢固可靠的。４银行挤兑亦成为小说的素材。在曹禺１９３６年创作的《日出》一剧中，一个阿飞通过描述挤兑来威胁一名银行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