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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震撼世界之年
中年的乐事之一在于发现自己曾经是正确的，并且一个人在17岁或者23岁这种年纪时，远远要比自己所想象的更为正确。——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阅读入门》，1934年
从来没有一个年份像1968年，以后也不大可能再会有这样的年份。那时各个国家和文化仍相互独立、形神迥异—1968年时的波兰、法国、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别远比今日显著—然而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了反叛精神的自燃。 历史上曾经有过其他的革命年代，例如1848年，但是与1968年形成对比的是，1848年的那些历史事件局限于欧洲，它的反抗同样也局限于一些相似的议题。作为全球帝国体系建立的后果，也有过其他全球性的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影响巨大、波及全球的悲剧事件。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民针对各种议题进行反抗，其共同之处仅在于那种强烈的反抗愿望、对反抗方式的理解、对现存制度的疏离感，以及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的深切厌恶。在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地方他们就反抗社会主义，在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就反抗资本主义。这些反抗指向大多数的机构建制、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党派。 许多反抗活动并非有预谋或者有组织的，往往是通过匆忙召开的会议指挥的；一些重要的决定则是在兴之所至时做出的。由于运动是反专制的，因此它们缺乏领导，或者只是拥有拒绝作为领袖的领导人。运动的意识形态通常也不清晰，仅在为数甚少的议题上达成了普遍共识。1969年，当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八位激进活动分子与1968年芝加哥的抗议示威活动有联系时，阿比·霍夫曼 作为其中的一员，描述这个群体时说道：“甚至关于午餐我们都意见不一。”虽然各处都在发生反抗运动，但是罕有这些力量的联合；即使在美国曾有过像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的结合，或者在法国和意大利曾有过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结合，但大都是出于一时之需，并且很快就瓦解了。 四个历史因素共同造就了1968年：当时的民权运动新颖而有独创性，形成了示范效应；整整一代人自视与前辈截然不同、与社会格格不入，进而拒斥一切形态的威权；当时的越南战争为全世界所痛恨，而它为所有的反抗者提供了一个理由；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电视逐渐发展成熟的背景中，但其时电视仍足够新锐，无法像今天这样被操控、提纯和包装。在1968年，在当日收看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电视转播，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技术奇迹。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不特别，它当然也不比无数其他的战争更应该受到谴责—包括此前法国在越南的战争。但这次它是由美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所发起的。当时正值殖民地人民试图通过“反殖民斗争”重建民族国家，此举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理想主义；但是当这片贫瘠、弱小的土地在争取独立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个“超级霸权”的新型实体的狂轰滥炸—美国在这片狭仄国土上投下的非核弹炸弹（non-nuclear bombs），数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放在亚洲和欧洲的总和。在1968年越战的高峰期，美军每星期的杀戮数量至少相当于“九一一”事件中的遇难人数。虽然在美国、法国、德国和墨西哥的运动中有着惊人的分裂和众多的派系—但是由于美国的霸权和威望，以及越南战争的残酷和不义的性质—所有人都反对越南战争。1968年，当美国民权运动在非暴力的倡导者和黑人权力的倡导者之间分裂，两个阵营还是能够就反对越战保持共识。只要挺身反对越南战争，全世界的异议运动就能据此建立。 当异议者们试图抗议，他们知道如何行事，他们知道如何游行和静坐，而这些都拜美国民权运动所赐。从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电视报道中他们看到了一切，现在他们迫切希望自己成为争取自由的游行者。 对于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代人而言，“大屠杀”还是个新词，而原子弹才刚刚引爆，他们出生在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的一代人，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成长的那代人大异其趣，以至于为寻找共同点而产生的龃龉屡见不鲜。甚至，他们对同一个笑话的反应都是不同的。鲍勃·霍普（Bob Hope）和杰克·本尼（Jack Benny）这样的喜剧演员大受老一代的欢迎，对新一代却毫无吸引力。 1968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代主义的年度，而现代主义总是令年轻人着迷，使老年人困惑，但是回首望去，那又是一个古朴纯真的年代。想象一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巴黎大学的学生隔着大西洋发现他们相似的经历，然后他们会面，小心翼翼地相互接近，试图找出彼此间是否有共同之处。他们惊愕而激动地发觉，无论是在布拉格、巴黎、罗马、墨西哥，还是纽约，他们采用的是同样的策略。利用通讯卫星和并不昂贵、可重复使用的录像带等新的工具，电视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知晓其他人的作为；在人类的经验中，当日在远方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次可以即时传播，这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再也不会有像1968年那样出现如此多新奇事物的年度了。“地球村”是马歇尔·麦克卢汉 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的词汇。这个星球日益扁平化，任何事都不会再像次看到在月球上拍摄的照片、次听到来自外太空的广播那样使我们感到震撼。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每天都期待新突破的世界。如果还能够造就另一批1968年的那代人，那么他们所有的运动都将利用网络，而当他们彼此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更新时，会被执法部门严密监控。毫无疑问，人们会发明其他工具，但即使是关于新发明的概念都变得陈腐了。
我生于1948年，属于痛恨越战和对之抗议的那一代人。我对威权的理解来自记忆的塑造：催泪瓦斯的胡椒味，警察在进攻前不动声色，他们慢慢从侧翼逼近示威者，然后以开始杀戮。我从本书的一开始就表明我的成见，是因为即便到了30多年后的现在，我仍认为试图在“1968年”这个主题上保持客观是不诚实的。在阅读了1968年的《纽约时报》《时代》《生活》《花花公子》《世界报》《费加罗报》，一份波兰的日报和一份波兰的周刊，以及几份墨西哥的报纸后—其中一些声称是客观的而另一些则声明其成见—我确信“公正”是可能的，但真正的“客观”是不可能的。1968年，所谓的“客观的”美国新闻界，远比它自己认识到的要主观得多。 写作本书使我回想起曾经的那个年代，人们能够直言不讳并不忌惮冒犯威权—而从那之后，已有太多的真相被湮没无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