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德培，1976
1976年6月27日，雅典，一男一女两个德国人登上了一架法航飞机，二人不声不响地走到头等舱，把随身携带的几个笨重的手提包放在前方座椅下便坐了下来。男子体形削瘦，一头浓密的棕发，椭圆脸，络腮胡，略尖的下巴上有一缕小胡须，蓝色的眼睛里透露着一丝警觉。他看起来有点疲惫，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与他同行的女士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金发美女，美中不足的是下巴有点向外突出。
这架航班号为F139的空客A300飞机由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经停雅典。机上载有246名乘客，其中105名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另外还有12名机组成员。在雅典停留期间，又有一批乘客陆续登机，两名中东人长相、穿着深色西服的乘客也登上了这架飞机，美丽的空乘小姐微笑着把他们带入经济舱座位。机上的乘客们泰然自若地等待飞机起飞。
时针指向了12:35，也就是飞机从雅典起飞后15分钟，头等舱的那两名德国人打开了他们的手提袋，男人从包里拿出了一个超大号的彩色糖果盒，淡定地打开了盒盖；女人也从包里取出一瓶香槟酒，用手拧着瓶身。突然，男人从糖果盒中取出一把微型冲锋枪，快速跳了起来，几个箭步就冲进了飞机驾驶舱，枪口顶在了飞行员头上。与此同时，女人打开了香槟酒瓶，从里面取出了一把手枪以及两枚手榴弹。
“举起手来，”拿着武器的德国女人冲着头等舱的乘客大声喊道，“谁也不许动！”
此时，经济舱也传来了同样恐怖的叫喊声。那两个中东男人已经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挥舞着手中的微型冲锋枪，轻易就控制住了经济舱的乘客。机舱广播中传来了一个德国男人愤怒的咆哮声，他用略带口音的英文向乘客宣布：他现在已是这架飞机的新机长，名叫巴西尔•库拜西（Basil Kubaissi），是“加沙地带切•格瓦拉突击队”的首领，该突击队隶属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组织。客舱里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惊叫声、愤怒声、哭泣声不绝于耳。惊恐的乘客们意识到自己已被劫持，成了恐怖分子的人质。“新机长”和他的“助手”们命令乘客把所有可能成为武器的物品都扔到机舱走道上，有一些人还扔出了随身携带的小刀。当所有乘客把物品上交后，劫机者还对男性乘客进行了彻底的搜身。这一切发生之时，飞机已在“新机长”的指挥下，掉转机头向南飞去。
劫机犯的后通牒：不答应条件就处决所有人质
耶路撒冷，内阁会议正在进行，有人悄悄给西蒙•佩雷斯递了张纸条。这位53岁的国防部长曾是戴维•本-古里安 （David Ben-Gurion）的得力助手。1956年佩雷斯成功建立了以法同盟，并因在以色列南部城镇迪莫纳 （Dimona） 建造了一处秘密核反应堆而声名鹊起。他看了一眼纸上的内容，不敢耽误片刻，立即把纸条递给了总理伊扎克•拉宾。总理推了推眼镜认真读着字条上的内容。拉宾比佩雷斯年长一岁，有着一头灰棕色头发，皮肤微微泛红。独立战争期间，他曾是以色列帕尔马赫（“哈加纳”建立的支脱产接受军事训练的部队，也可以说是“哈加纳”的特种部队，主要使命是从事战术侦察、情报搜集以及营救人员等——译者注）突击队的一名勇士。在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之后，拉宾以工党领导人的身份与佩雷斯争夺以色列总理职位，在工党成员的鼎力支持下，他以几票的优势险胜，于1974年出任以色列总理。就职后，由于曾经是竞争对手的这层微妙关系，二人难免有些隔阂，但迫于压力，拉宾不得不任命佩雷斯为以色列国防部长。
尽管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关系微妙，但遇到此类危急事件，两人还是要携手共同为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并肩作战。拉宾和佩雷斯都十分了解这个叫“人民阵线”的恐怖组织，该组织头目名叫瓦迪•哈达德 （Wadie Haddad），曾是一名医生，但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转而投身到与犹太国家为敌的斗争中。他曾实施过几起血腥的绑架案，还勾结境外恐怖分子包括臭名昭著的卡洛斯（Carlos）来进行恐怖袭击。卡洛斯出生于委内瑞拉，他的履历劣迹斑斑，充斥着爆炸、绑架和谋杀行径，他也是欧洲的首要通缉犯。这个秃顶、满脸胡楂的哈达德，1968年成为个劫持以色列飞机的恐怖分子，他也是一个公认的狡猾且残暴的狂热信徒。
1967年的“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称“六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方面称“六月战争”，亦称“六•五战争”、“六天战争”——译者注）从根本上改变了以色列与其敌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1967年6月，面对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 （Gamal Abdel Nasser） 及其阿拉伯同盟国提出的消灭以色列的威胁，以色列发起了一场自卫战，粉碎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军队，并占领了包括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大片土地。随着以色列的全面胜利，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部队节节溃败，替代这些部队对抗以色列的则是大批新生的恐怖组织，他们扬言要代表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誓死为敌。这些恐怖组织把战争前线变成了绑架、爆炸和暗杀的阵地，且目标多为以色列平民。瓦迪•哈达德的“人民阵线”就是以色列需要对付的恐怖组织中残暴的一支。
一得知劫持事件，拉宾和佩雷斯立刻放下手头工作，召开部长和高级官员紧急会议。随着与会官员陆续到来，更多有关这次劫持的信息也随之而来。据调查，从雅典登机的56名乘客中，有4人是从新加坡航空一架由科威特开往希腊的飞机转来的转机乘客。他们4人被怀疑使用了假护照。以色列国家情报局摩萨德很快就查清了这几人的身份：韦弗瑞德•博泽（Wilfried B.se），是德国恐怖组织“革命细胞”的创建者之一，曾与卡洛斯有关联，现在与“人民阵线”有往来；与博泽同行的女人叫布里吉特•库尔曼 （Brigitte Kuhlmann），是“巴德尔-迈因霍夫”（Baader-Meinhoff） 恐怖团伙中的一员。另外两个人是巴勒斯坦籍，一个叫阿布•海勒得•艾•哈来利 （Abu Haled el Halaili），另一个叫阿里•艾•米亚利 （Ali el Miari）。
情报人员的报告指出，是雅典机场安全人员的渎职行为导致了这次事件，他们只粗略检查了一名乘客的行李，另外四支蝎子式微型冲锋枪和藏在糖果盒以及香槟瓶内的都没有被查出。此外，劫持人质的嫌疑犯行李中还有一些爆炸物也同样被漏查了。
时间已到午夜时分，被劫持的飞机继续向中东方向飞行。佩雷斯紧急召见了耶库特 （又名库蒂）•亚当 （Yekutiel “Kuti” Adam）将军。这位年仅49岁的英勇善战的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总指挥官长了一脸浓密的胡须，丝毫看不出他是高加索人的后裔（高加索人种又称白色人种或欧罗巴人种。其特征为肤色较浅，柔软波状的头发，眼窝较深，颧骨低，颚骨较平，鼻梁高挺，嘴唇较薄——译者注）。佩雷斯和库蒂立刻开始部署应对策略：一旦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 （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始建于1936年，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东南15公里的卢德，是该国的机场——译者注），以色列国防军将时间包围飞机。他们调派了一辆军用吉普，前往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总参侦察营基地，此时该基地已经在演习被劫持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后的机上营救方案。
年仅30岁的约尼•内塔尼亚胡 （Yoni Netanyahu） 刚刚接受了“总参侦察营”指挥官的任命，他是内塔尼亚胡家族三兄弟之一。佩雷斯描述内氏三兄弟为“传奇人物，风云之子，战斗起来如狮如虎，所向披靡”。约纳坦是家中长子，人们昵称他为“约尼”，另外一个叫本雅明，昵称“比比”，还有一个弟弟叫伊多 （Ido）。弟兄三个都是以色列著名学者本-锡安•内塔尼亚胡 （Ben-Zion Netanyahu）的儿子，三人都曾经或现在正供职于“总参侦察营”。约尼出生于美国，一头蓬松的头发遮不住那张英俊的面孔，除了军事能力非凡之外，他还热衷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六日战争”之后，约尼在哈佛大学和希伯来大学分别学习了一年和六个月，随后重返部队服役，因其在“赎罪日战争”中的杰出表现获得嘉奖。当晚，佩雷斯和亚当认为约尼是这次营救活动适合的人选，希望能在总参侦察营基地找到他，但遗憾的是他正在西奈执行另外一项任务，因此营救人质的演习就先由他的副手，另一名总参侦察营的勇士穆基•贝泽尔 （Muki Betzer） 来指挥。
紧张的演习还在进行中，情报人员又给佩雷斯带来劫机事件的新消息：被劫持的飞机在利比亚首都班加西经停加油后，继续飞往计划的终点——非洲中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郊外的恩德培机场。而从恩德培传来的个消息就是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 （Idi Amin）对劫机的恐怖分子表示热烈欢迎，且宣布他们为“尊贵的客人”。这样看来，劫持飞机并降落在恩德培是早就与阿明独裁政府串通好的。
阿明是一个非常残酷和可怕的铁腕独裁者。他的制服上别满了各类勋章，《时代》 杂志形容他为“非洲的野人”。他曾经是个身份极其卑微的小人物，善于隐忍的他在一步步爬到军队司令职位后，通过发动一场血腥的政变夺取了政权。在拥有了权力后，狂傲的他把自己称为“终身总统阁下，陆军总司令伊迪•阿明•达达博士，所有陆地动物、海洋鱼类的主人，全非洲大英帝国特别是乌干达的征服者”。而就在不久前，阿明还是以色列的同盟者。作为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客人，阿明刚刚完成以色列国防军伞兵学院的伞兵训练课程。佩雷斯也曾在达扬的家宴中见过阿明，印象中他是个很有个人魅力，但又隐约透露着一丝邪恶的人，“就像一片看不到边际的丛林，透露着无以言喻的神秘感”。
由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拒绝将“幽灵”战斗机卖给乌干达，阿明立即翻脸，不仅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还将乌干达境内的以色列人全部驱逐出境，甚至还与以色列危险的敌人们——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和恐怖组织结为盟友。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他甚至宣布派一支乌干达军队来对抗以色列国防军。就是这样一个肆无忌惮、反复无常的暴君，在离以色列2500英里远的恩德培机场，掌控着250名人质的性命。
当劫机消息在以色列散布开来的时候，如同刮起了一场龙卷风，民众一片哗然，恐惧和无助的情绪弥漫在全国上下。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关于如何解救人质的激烈讨论。许多人质家属开始到政府门前游行施压，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解救我们的亲人。
接下来的几天，前方不断传来新的消息，这次劫机事件的状况越来越清晰。在恩德培，密布了大批等待接应被劫持飞机的恐怖分子。阿明甚至派遣他的私人飞机前往索马里迎接瓦迪•哈达德和他的几个心腹，足见其重视程度。两百多名人质都被关押在机场的旧航站楼内，由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队日夜看守。恐怖分子将犹太人和其他乘客分隔开来，如同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时的隔离措施。其中一名德国恐怖分子布里吉特•库尔曼还特意模仿纳粹行径，用充满侮辱性的言语不停地攻击犹太人质。
恐怖分子瓦迪•哈达德到达恩德培后，交给阿明一份被关押在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人犯清单，希望用这250名人质同以色列交换清单上的所有人犯，还附有一封后通牒：如果在后时限到达之前以色列不答应哈达德的条件，他们就将处决所有人质。伊迪•阿明随后便将这份名单转交给了以色列政府。
“幻想委员会”的疯狂军事解救方案
事态严重升级，以色列总理拉宾不敢懈怠，立即组建了一个部长级委员会来处理此次危机。在6月29日的会议上，拉宾询问总参谋长莫迪凯（又名莫塔）•古尔 （Mordechai “Motta” Gur）将军，是否存在采取“军事解救”的可能。
46岁长相英俊且和蔼可亲的古尔将军可以称得上以色列的一个传奇人物。在独立战争之后，他加入了伞兵部队，与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 共同参加了多次战役。1955年他在一次打击埃及部队的战斗中严重受伤。1967年，他率领第55伞兵旅夺取了东耶路撒冷地区，成为个站上圣殿山上的以色列士兵。当他们的半履带装甲车突然出现在犹太人民神圣的地方时，他在对讲机中大声宣布：“圣殿山现在是我们的啦！”“赎罪日战争”后，他被任命为国防军第十任总参谋长。拉宾尽管对古尔相当尊敬和信任，却认为他可能对恩培德事件束手无策，毕竟事件十分棘手。
“我们可以采取军事解救行动。”古尔肯定且坚毅的答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建议派一支国防军伞兵部队，降落在恩德培机场附近，比如说附近的维多利亚湖区。士兵们可以打击恐怖分子，保护人质，直到条件成熟时将人质接回。但是委员会否决了这一计划。首先，显而易见的是，伞兵部队即使能够成功降落，但机场遍布恐怖分子，这支部队怎样在敌人眼皮底下移动到机场？这显然困难重重；其次，这一计划并没有周密考虑如何妥善、安全地将人质接回以色列。拉宾对这一计划嗤之以鼻，后来曾私下称这一计划为“猪湾计划”——美国人1961年对古巴的一次失败入侵 （ 1961年4月17日，一支由1500多人组成的美国雇佣军突袭古巴，他们在美国飞机和军舰的直接掩护下在古巴中部拉斯维利亚斯省南部登陆，占领了长滩和吉隆滩，并继续向北推进。古巴军队和民兵与入侵的美国雇佣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古巴军民经过72小时的战斗，全歼了被包围在吉隆滩的美国雇佣军，共有90名雇佣军被古巴军队击毙，其余1000余人被俘获。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吉隆滩之战，美国称之为猪湾事件——译者注）。
从营救方案讨论之初，拉宾和佩雷斯就存在严重分歧。拉宾认为这一次不得不与劫机犯谈判，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释放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来换取人质。而佩雷斯则认为不应该向恐怖分子屈服，谈判会给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未来反恐斗争带来负面影响。因为两人原本就紧张的私人关系，使得这一意见分歧更为针锋相对，两个强权人物的不同政见使整个内阁会议弥漫着尴尬的气氛。
会议不欢而散，佩雷斯刚离开位于国防部大楼二楼的办公室，转身就从一个侧门进入大楼西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办公室，迅速召集总参谋长和部分将军商讨营救方案。
“我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方案。”他神态凝重地对这些穿着夏季橄榄色制服的将军们说道。
“我们没有什么方案。”库蒂•亚当这样回答。
“那让我听听你们没有的是什么。”佩雷斯说。
经过一番七嘴八舌的议论之后，大家很快发现尽管没有人能拿出什么正式方案，有些人的主意还是很有建设性的。比如库蒂•亚当建议与法国军队采取联合行动，他的理由是：法航毕竟是法国的航空公司，法国政府有义务也必须参与人质营救。而48岁的空军指挥官贝尼•佩雷德（Benny Peled） 则提出了一个疯狂但不失新颖的主意。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奠基人之一，这位身材魁梧、头脑冷静的战斗机飞行员总是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建议派遣特种部队直接飞抵乌干达，突击攻克恩德培机场，解救人质，然后再负责把人质护送回以色列。另外，他还建议，若要完成此次任务，必须启用14架大力神 （“犀牛”） 战机组成的空军中队，理由是只有这种机型的战斗机能够完成从以色列到恩德培的往返飞行，其他机型的续航能力不足以完成此项任务。
“犀牛”战机是佩雷斯几年前出访美国佐治亚州时购回的。在访问时，他向时任州长的吉米•卡特介绍他的书 《大卫投石器》时，卡特跟佩雷斯说：“以前大卫需要的只是一个投石器，如今的大卫需要的可不只是投石器，他需要的是大力神！”在卡特的极力推荐下，佩雷斯买下了几架在佐治亚州制造的“犀牛”战机。
在众多的建议中，佩雷斯唯独被佩雷德的疯狂计划深深吸引。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佩雷德的这个构想简直是疯了，但在比较其他方案之后，佩雷斯却认为这个计划还是“比较可行”的。然而佩雷德的同仁们并不赞同佩雷斯的意见，特别是莫迪凯•古尔，他坚决反对，认为这个计划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太冒险，太激进，注定要失败。
即使面对一片质疑与反对声音，佩雷斯也没有丝毫犹豫，他说服一小组高级军官对该计划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人包括总参谋长库蒂•亚当将军，贝尼•佩雷德和他的副手拉菲•哈尔列夫 （Rafi Harlev），步兵和伞兵准将丹•夏隆（Dan Shomron)，军情局长什洛莫•加齐特（Shlomo Gazit），国防军行动处助理亚诺什•本格尔（Yanosh Ben-Gal）；此外还有一些陆军中校，包括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他是一名杰出的军官，前总参侦察营营长 （未来的以色列总理）。这些讨论都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就在讨论营救方案的第二天，佩雷斯收到了一份劫机者胁迫释放的人犯清单。情况看起来极为复杂和棘手。这份清单中的人犯有40名关押在以色列，其中包括声名狼藉的日籍恐怖分子冈本公三（Kozo Okamoto），他们的团伙于1972年5月在本-古里安机场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24人死亡，78人受伤；有6人被关押在肯尼亚，但肯尼亚政府始终否认收押着这批人；有5人关押在德国，其中包括残暴的迈霍夫团伙的主要头目；此外还有1人关押在法国，1人关押在瑞士。佩雷斯迅速扫过清单便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交易。他怎么可能组织释放这些因为不同罪名而被关押在不同国家的囚犯？万一某些或所有国家都拒绝合作怎么办？
而在另一边，拉宾仍然主张与劫机犯立刻开始谈判，否则后通牒时限一到，无辜的人质将惨遭屠杀。而佩雷斯则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相信以色列可以拖延到后通牒的时间——7月1日星期四上午11点。与此同时，他同意与劫机犯展开谈判，但他强调，谈判是为了争取时间而采取的“战术妥协”。
6月30日星期三，离恐怖分子的后通牒时限还有一天，佩雷斯决定从其他途径进行尝试。他召集来三名曾经在乌干达服役且与伊迪•阿明共事过的国防军上校，让他们分别描述阿明的性格、行为方式以及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几位上校一致认为阿明虽然很残暴，但也不敢屠杀人质，但他们也确信阿明不敢违抗恐怖分子的意志。佩雷斯让曾与阿明保持较好关系的上校博尔卡•巴列夫（“Borka” Bar-Lev）给这位乌干达统治者打电话，虽然尝试多次没有联络到，但巴列夫没有放弃，继续联络。
与此同时，佩雷斯再次召集高层会议讨论贝尼•佩雷德提出的疯狂解救方案，这一次讨论更有针对性。现在的行动目标不是攻占乌干达，而是取得恩德培机场的控制权，救出人质并护送他们回国。佩雷德又建议出动10架“犀牛”战机和1000名伞兵来完成这个营救行动，而夏隆和本格尔估算这一行动只需要200人和3架“犀牛”战机。
出身于基布兹 （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集体农庄——译者注）的夏隆是一名伞兵，也是“六日战争”的英雄之一。他极力反对派遣伞兵部队，认为目标太明显，容易被遍布机场的恐怖分子发现。他对佩雷德说：“你的个伞兵落地之时，怕是已经没有可救之人了。”语调虽然平和，观点却极其犀利。这个未来的总参谋长非常确信，一旦恐怖分子发现伞兵降落，他们就会屠杀人质。作为此次行动的主要协调人，夏隆决定着手制订一个将地面部队直接送到恩德培机场跑道的计划。库蒂•亚当则提议在行动前首先选定一个离乌干达近的机场，作为紧急情况下飞机临时降落地点。大家一致选定了肯尼亚，理由是肯尼亚政府与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且不情愿与伊迪•阿明有瓜葛。佩雷斯让摩萨德局长伊扎克（又名哈卡）•霍菲（Yitzhak “Haka” Hofi） 将军秘密联络肯尼亚政府，确认以军飞机可以在奈洛比机场临时降落。哈卡面露难色，佩雷斯也对这次尝试没有把握。
此外，这一方案还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障碍，总参谋长莫塔•古尔十分坚定地认为它不可能成功，他声称以色列无法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因为以方对恩德培的实际情况缺乏完整的情报信息。他把控制恩德培护送人质回航的计划称作“异想天开”，而那些和佩雷斯讨论这一方案的人则是“幻想委员会”。
不过，一个跟此方案并不大相关的努力却出现了突破——博尔卡•巴列夫终于和伊迪•阿明联络上了，然而通话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这位乌干达的独裁者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以方的请求，并且让巴列夫转告以色列，好在截止时间之前答应劫机犯的要求，否则后果自负。
这一答复正中拉宾下怀，他得到了内阁的支持，立即着手与劫机犯展开谈判。他告诉那些部长们，反对派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也支持谈判的决定。拉宾指责佩雷斯：“利用煽动性的情绪和蛊惑性的言语来挑起军事行动，简直荒谬至极！”事实上，从危机发生到现在，拉宾一直都把佩雷斯的意图看作蛊惑人心，他甚至怀疑佩雷斯脑筋是不是出问题了，否则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大多数部长也认为以色列无法采取军事解救措施。拉宾一直在焦急地向法国政府施压，希望对方立即承认以色列正在遭受恐怖威胁，以促使法国外交部立即与恩德培对话。
柳暗花明，总参谋长眼中闪过一道亮光
在这一系列让人愤怒、绝望的政治活动中，还是陆续传来了一些好消息。7月1日，恐怖分子意外地主动将后通牒时限延迟到了7月4日星期天。延迟的原因是阿明要离开乌干达去毛里求斯参加非盟大会，恐怖分子希望和以色列谈判期间阿明能够在场，因此将时间推迟了几天，等待阿明回国。这也无形中给了佩勒斯的“幻想委员会”一个意外的喘息和准备机会。
库蒂•亚当和丹•夏隆终于有机会向内阁说明他们的计划：本次救援行动将利用夜幕展开突袭，“犀牛”战机直接降落在恩德培，国防军夺取机场控制权，杀死恐怖分子，护送人质回国。
丹•夏隆强调，整个行动不会超过一小时，以达到快速和出其不意的效果。架“犀牛”战机会尾随一架预计在晚上11点降落的英航飞机，以得到掩护，避开监测雷达，并且无须通过塔台许可即可直接降落在恩德培机场。战斗机降落后放下两辆满载突击队员的装甲车向关押着人质的旧航站楼迅速移动；5到10分钟之后，另一架“犀牛”战机降落，再放下另外两辆装甲车，突击队迅速控制新航站楼、主跑道和燃料库；当这两组突击队员完成任务后，后两架“犀牛”降落机场，带上人质返航。
佩雷斯听完后向摩萨德局长霍菲征求意见，但霍菲固执己见，一直在强调行动的危险性：如果乌干达士兵发射火箭弹或者用机枪击中“犀牛”的燃油箱造成爆炸怎么办？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得不丢弃一架或者几架飞机，那么整个计划就会被打乱。同样，人员方面也存在巨大风险。如果出现士兵或人质伤亡怎么办？如果恐怖分子直接引爆旧航站楼炸死所有关押在内的人质怎么办？霍菲的看法，至少可以说，并不乐观。
佩雷斯的智囊团接下来把所有的行动细节拆分开来，一点一点地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如果架飞机被袭击或损坏，其他飞机是否还能按原计划返航？如果恩德培机场有防空炮该怎么应对？如果乌干达正好有米格战斗机驻扎附近怎么办？“犀牛”战机是否有足够的燃油从恩德培返航？等等。
佩雷斯随后又询问了军队的意见。丹•夏隆说：“如果我们能在午夜抵达恩德培，那么就可以在凌晨1点返航。”夏隆认为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接近100%；佩雷德稍微悲观点，但也认为约有80%的成功率；而库蒂•亚当更为谨慎，他认为成功率在50%到80%之间。
尽管意见不一，佩雷斯终还是批准了这一行动计划，并且把行动时间定在7月3日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恐怖分子设定的后期限的前一夜。以军将领们都表示同意，除了陆军总参谋长莫塔•古尔，他还是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