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世纪演讲
他想让孩子们认为他冷酷无情。过去和现在，或许他愚弄了一些人——但是永远不要让他欺骗你，你不要被他利用。当他说出四大自由时，你已经可以认识真正的罗斯福了。不要认为那是些华丽的词句。他相信那些！这就是你和我为了纪念罗斯福所应记住的一切。1
——哈里·霍普金斯
1944年1月11日，美国正在经历其自内战以来长时间的战争。抗战进展顺利。在极短的时间内，潮流已经迅速转向支持同盟国。1943年年初，美国和英国空军在突尼斯前线击溃了德国的飞机和军队；随着后一支德国部队在5月投降，同盟国控制了整个非洲。到夏末之时，在空战中受到重创的意大利人失去了斗志；9月3日，意大利退出了战争，签署了停战协定。剩下的就是日益溃败的德国和日本军队。终的胜利已毫无悬念。真正的问题是，何谓和平。10
当日中午，上了年纪但依旧乐观、自信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轮椅上向国会演说了他的国情咨文。由于得了感冒，罗斯福没有按照惯例亲自出现在国会山。他通过广播对全国人民进行了演讲——这是国情咨文的演讲次、也是一次成为炉边谈话。数千万的美国人当晚坐在收音机前收听罗斯福要说些什么。
他的演讲并不优雅，2甚至杂乱无章、毫无文采。恰恰与林肯逻辑严谨、文采飞扬的葛底斯堡演讲形成鲜明对照。但是由于其内容，它完全有理由成为20世纪伟大的演讲。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久，罗斯福就许诺，同盟国会获胜。“无论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来抗击这一有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都会正气如虹地取得完胜。……凭着我们军队的自信、我们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必将取得胜利，上帝保佑我们。”他经常坚称，终的胜利无可置疑。这位总统早的美国军工生产规划——数万架飞机、坦克和防空炮，600万吨货船——起初被视作荒诞不经、不切实际。面对许多怀疑者，包括他自己的幕僚，罗斯福即刻回应：“哦，只要真正努力，人民就能完成这项规划。”3只在几年的时间里，他的规划就超额完成。但在1944年年初，随着胜利即将来临，罗斯福却认为，困难时期还在后头。由于担心人民骄傲自满，罗斯福的大多数演讲仍旧是强调抗战。他明确地把抗战和新政以及在他领导下这个民族克服的其他危机（大萧条）联系起来。
罗斯福开头便强调，抗战是共同努力的结果，美国只是一个参与者。“这个国家在过去的两年中，已经成为世界上抗击奴役的伟大战争的积极参与者。”这场战争正在走向胜利的途中。“但是我认为，我们美国人不应该仅满足于活命。”11胜利后，首要的任务是防止“过渡时期可能会导致新灾难的发生——我们不应重蹈鸵鸟政策中的悲剧性错误，我们不应重复过度放任，让这个民族在过山车上快乐飞奔却以悲剧性的坠毁告终”。这句话立刻把抗击暴政的战争和抵御经济危机的努力联系到了一起。因此“未来的一个目标”，也是所有国家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一个词：安全”。罗斯福认为，这个词“不仅意味着免受侵略者攻击的物理安全”，而且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道德安全”。所有同盟国都不仅关注于击败法西斯，而且关注于提供教育、更好的机会和改善生活标准。罗斯福坚称“和平的关键是所有国家的所有男女老少都拥有体面的生活标准。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免于匮乏的自由具有永恒的联系”。
在谈到这两种自由的联系时，罗斯福首先指出，只有当“所有国家”的公民都免于匮乏时，美国人才能真正地免于恐惧。外部威胁通常是由面临着匮乏的人们带来的。但是罗斯福还打算提醒美国人，除非在生活必需品方面获得了一些保护，否则公民就不能免于恐惧；必要的教育和适当的机会方面的生活水平本身就防止了恐惧。来自于德国和日本的威胁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保障国内弱势群体的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性。
接着，罗斯福转向了国内的利己主义和利益驱动问题。在战争期间，一些群体试图“牺牲邻邦来换取自己的利益——金钱利益或政治、社会利益”。他谴责这种“自私风潮”，主张“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所有群体和所有美国人都已经被动学会如何相互依赖”。这里，他特别强调了依赖于固定收入的人们的艰难处境，这些人包括教师、牧师、警察、寡妇和矿工、退休人员和其他受到通货膨胀影响的人。12为了确保经济的公平和稳定，为了保证抗战，他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包括“对个人和公司的所有不合理利润征税”的税法，以及一部意在保护消费者免于过高的必需品支出的《食品成本法》。
更富争议的是，罗斯福提议一个国民服役法案。当时只是模糊地描述，但是他指出，这个法案将防止罢工，并确保普通公民（不只是士兵）可以对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至于士兵，他坚称，应该颁布立法允许他们参选。“消除对于我们军队中男男女女的不正当歧视，这是国会的责任——要尽快实现。”
在此阶段，罗斯福转向了纯粹的国内事务。他以指向战后时代开始：“为赢得持久的和平制定计划、决定战略，确立高于以往的美国人生活标准，这是我们刻不容缓的责任。”他补充道，“如果我们人民中的部分人（无论是1/3、1/5还是1/10）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屋不避寒、朝不保夕，无论我们的一般生活标准多高，我们的国家都不会满意。”突然间，这个演讲透露出了其雄心。罗斯福回顾了过去的宪法框架，表示他并不完全赞成——成立之初，这个国家“在某些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保护之下”成长，“这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陪审团审判、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自由”。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权利被证明并不充分。与宪法制定者们不同，“我们已经清楚认识到，如果没有经济安全和经济独立，真正的个人自由就不复存在。”正如罗斯福所说，“贫穷的人不是自由的人”4，尤其是饥饿和无业的人“正是制造专制的群体”。他呼应了杰弗逊《独立宣言》中的话，力推一种独立的宣言：“今天，这些经济真相已被视为不证自明。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接受了第二权利法案13，藉此可以为所有人（无论地位、种族或信仰）建立安全和繁荣的新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地位、种族或信仰”这几个字。在对于种族隔离的宪法声讨发生的10年前，颁布普遍的民权法20年前，罗斯福就提出了“反歧视原则”。
随后他列举了相关权利：
在我国的工厂、商店、农场或矿山获得有益并有报酬的工作的权利；
赚取足以支付充足的食物、衣服和养育下一代的工资的权利；
所有农场主产出并销售其产品，且其盈利能让他和他的家庭过上体面生活的权利；
所有商人无论大小在自由氛围内交易的权利，免于国内外寡头的不公平竞争和控制；
每个家庭得到适当住房的权利；
充分的医疗条件，有机会获得并享受健康的权利；
免受因为衰老、疾病、事故和失业而产生经济方面担忧的权利；
获得良好教育的权利。
在列举了这八项权利后，罗斯福立刻重申并概括了未来世界目标的“那个词”。他认为，这些“权利都意味着安全”，因此，承认第二权利法案与抗战是一致的。“在战争获胜后，”他说，“我们必须准备推进这些权利的落实。”这些权利的落实与即将到来的国际秩序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美国在世界中的应有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类权利付诸实施的程度。因为，如果在国内没有安全，在国际上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