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转化，是马列主义的物质化或者说模式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苏联模式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体现。从形成途径看，苏联模式是通过行政手段采用“自上而下的革命”建成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论有着根本区别。从体制上看，苏联模式虽然在表面上创建起高纯度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但其指令性和国家所有制性质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设想有着内在的差异；政治上，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苏联模式过分强化国家政权的做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之后国家镇压职能弱化的论述是有差别的；在人的解放方面，苏联社会也远未建立起“自由人联合体”；至于分配上的按劳分配和组织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苏联模式中也都未得到全面的贯彻，等等。概言之，苏联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不完整的运用和实践。
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上都是以苏联模式为依据而展开的。如上所述，由于苏联模式本身已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以其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必然是带上苏联模式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就必须特别考虑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和作用，在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也必须特别考虑到苏联模式的作用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宗旨，本是推翻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终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问题。但苏联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使苏联不得不暂时放弃人类大解放的使命，首先进行工业化。因此，苏联模式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它本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模式选择。这是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区别。尽管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十多年内就使苏联迅速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主要的环节——工业化，但这与上面的论述并不矛盾。
于是，苏联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共产主义的传播和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两个方面。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一书中承认，苏联模式的成就造成了巨大影响。布热津斯基指出：“在过去40年中，依靠国家采取行动来对付经济和社会弊端的倾向四处流行。”“把国家当作救助社会的主要手段的做法间接地提高了苏联制度的地位，因为苏联制度是国家计划和国家指导的社会革新的典型的样板。”“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促使新创立的几十个原殖民地国家初采用各种各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建国方针。其中不少国家初从苏联的经验中寻求灵感，并把苏联的经验当作仿效的样板，而上述趋势则大大促进了这种做法。在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赞颂苏联模式是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快的途径。”[1]尽管布热津斯基对20世纪共产主义根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前述所引的这些论述对苏联模式的成就以及影响却是公正的。
中国社会主义曾经有过“高度苏化”的历史过程。在鸦片战争后日渐衰朽的百年中，中国人民所努力探寻的就是救亡和图强之路。二三十年代曾经活跃一时的各种“中体西用”、“中国本位”、“西化”、“全盘西化”等等争论，就是种种关于救亡和图强的思潮。无论是“西化”、“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中国本位”，各方后都归于失败，后在1949年由社会主义一统天下，开始了崭新的历史进程。但是，上述各种思潮毕竟是理论界和知识界的理论探讨，不过是些书斋内的抽象设想，远未能满足现实的迫切要求。所以这些思潮在当时不但未能深入群众，而且未能左右国家政治大局，与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的运动相比，这在当时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外敌的频频入侵和社会的混乱无序，使国人普遍产生出对独立民族国家的强烈渴望。因此，无论是从社会的迫切需要，还是就社会主义的基石——民族国家的独立而言，救亡都是当务之急。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社会主义需要的首先是民族解放运动，而不是关于道路模式的争论。到30年代中期，虽然各种思潮仍在热火朝天地争论着，但中国社会却已处于严酷的民族斗争和政治力量间的生死搏斗之中。在这种危急关头，理论界和知识界有关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各种疾呼和争辩，都逐渐被抗日战争和党派对抗的隆隆炮声所掩盖。
当时，“苏化”在理论界和知识界的影响虽然不如“西化”等思潮更轰动，但由于它是渗透进现实的政治行动，其影响却日渐深刻。在国民党方面，自建党初期起，其建党模式就受到苏联的影响，这是联俄政策的遗留。在共产党方面，从建党初期始，包括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等都是在苏共代表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自然而然地效仿了苏共模式。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类似于联共“职业革命家”的队伍建设，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以及对错误思潮进行整肃的行动，都是革命岁月的产物，但也是苏联影响的结果。虽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苏联的外交策略及其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决策，和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的行为都未对中国革命带来根本促进，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中共基本上依靠自己的探索走上了与十月革命有着重大区别的革命道路，但上述党建模式上中共与苏共的相似性，比起斗争策略的差异性却具有更深远的含义，它不仅影响到当时的革命事业，而且将影响到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形式。
在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共产党终取得全面优势。1949年6月，提出的“一边倒”国策，实质上就是要在外交上与苏联结盟和在建国模式上效仿苏联模式的行动宣言。这使各种“中国本位”、“西化”、“全盘西化”等抽象思潮终都淡出历史舞台，“苏化”在实际行为和理论宣传上都取得了优势。1949年10月，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救亡的任务基本完成，但图强的使命却刚刚开始，中国社会主义带着苏联模式的烙印开始启动建设。
[1]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