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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绪    论 

 

2005年,著名科学家、思想家钱学森曾对总理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引起国内科学界、教育界对我国多年来奉行的专才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的深刻反省。钱学森及同时代其他学术大师季羡林、钱锺书等人的成才之路,与其所受的通识教育密不可分,由此激发我们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模式的探讨。

本项研究是我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课题批准号BAA100015)终研究成果。该研究从大学人才培养的现实问题出发,运用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探究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实践及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为现实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其目的在于:一是从理念、制度及实践层面系统探索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性质、特点与作用,揭示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的本质联系,认识创新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二是全面总结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模式及实践经验与启示,为当今大学培养模式变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启示。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历史的视角,系统考察、分析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学科制度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重大影响,可提高对通识教育的育人价值的认识,从一个侧面揭示创新人才培养规律,丰富和发展高等教育理论成果。通过实证研究,客观评价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全面总结其办学特点与教学经验,归纳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为大学培养模式变革提供重要启示。

本研究拟论证的基本观点为:,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思想是在西方大学教育思想和本民族传统教育理念的双重影响下,适应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教育目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与方法、教师作用、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第二,中国近代一批学贯中西的教育家,在更新大学教育观念、探索通识教育模式方面发挥了引导作用,对创新人才培养产生深远影响。第三,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是特定时代教育变革的产物,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教学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优良传统与实践经验值得继承与借鉴。

在研究过程中,涉及以下一些核心概念,这里略作阐释。

通识教育。一般认为,通识教育渊源于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liberal arts education),或译为自由学艺、博雅教育、文雅教育。实际上,东方文化教育史中也有“通识教育”的传统,只是其教育术语、表现形态和演化路径不同。就中文字义而言,“通”者,具有贯通、通顺、通达、通晓、普遍、广博、普通、一般、共同等多种含义;“识”者,具有见识、认识、知识、心性、意识等含义。“通识”一词,是指“识见通达”。 与“通识”相近的词还有“通才”。在古代,它是指博学多识、才能出众的人;在近代则指发展较全面、知识较广、活动领域较宽的人才。《教育大辞典》将“通识教育”释义为:“近代关于教育目的和内容的一种教育思想以及据此实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指大学生均应接受的有关共同内容的教育。通常分属若干学科领域,提供内容宽泛的教育,与专门教育有别。”本研究认为,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及教育教学实践三层面;它与专业教育互为补充,在培育健全人格和良好文化素养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详参章)。

近代大学。近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教师和学生行会。19世纪初,德国洪堡大学开创大学新模式。各国大学具体的设置标准不尽相同。中国近代大学是在清末移植西方大学制度而创办起来的,早建立的是天津西学学堂(头等学堂,1895)和京师大学堂(1898)。

《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为八科;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将大学分科改为七科,确立“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中国近代大学时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注重培养通才。

创新人才。又称创造型人才,学术界有不同界说。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是具有先赋特质的个体在具有刺激力的环境中,通过系统思维活动而形成的行为结果”。有的论者提出:“从教育学的角度, 创新人才应具有大无畏的进取精神和开拓精神;有较强的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永无止境的创造欲望;以创新能力为特征的高度发达的智力和能力;同时还应具备独立完整的个性品质和高尚情感等。创新型人才要求具有广博的和专业相结合的知识准备。”

也有论者从比较角度分析中外学者对创新人才的不同界定,我国教育界主要从创造性、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等角度,阐释创新人才或创造型人才,而对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个性品质的全面关注不够。国外大都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人格的特点,强调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创造性、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等素质,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据此提出,创新人才是与常规人才相对应的一种人才类型;创新人才的基础是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创新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前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创新和创新人才的理解都会有所不同。

本研究吸收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认为创新人才是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与文化视野,“通”“专”结合,富有创新潜能、独立人格和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不是单一的专业教育所能实现,需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以及适宜的成才环境。

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关系极为密切。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就其办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而论,具有通识教育性质,培养出一大批具有高尚人格品质和学术品质的杰出人才。抗日战争期间,梅贻琦与潘光旦合撰《大学一解》,结合中国传统大学之道,揭示通识教育的深刻含义与价值,成为阐释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经典之作。

近些年来,伴随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通识教育再次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热点问题之一。迄今,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大学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大学校史等相关研究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值得参考。国内现有通识教育研究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经验与现状。这方面论文较多。也有的学者总结美日欧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特点:教学模式以探究式学习为主;课程体系重视通识教育;教学制度实行学分制和选课制相结合;考核制度注重学生综合能力, 且形式灵活;教师评价制度注重对教师的综合评价。

二是从现实视角,论述当今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实践,有论者从学科制度、培养模式层面,初步分析了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关系。三是从历史视角探析中国传统人文通识教育、近代大学通才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集中探讨蔡元培、梅贻琦、潘光旦、竺可桢、张伯苓、郭秉文等著名校长或教育家的通识教育理念。黄俊杰《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冯惠敏《中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等著作,分别论述了中国古代人文通识教育的特征与现代意义、台湾地区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经验,以及清末以来大学通识教育的演变历程。

这些研究对于中国近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演变轨迹、基本特征作了初步探讨,开拓了大学通识教育的学术视野。不足之处在于,现有研究对于中国近代大学中通识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实践的关系,缺乏系统、具体的实证研究和深入的理论分析,未能揭示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重大积极影响。因此,需要全面考察、分析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思想渊源、特征、地位与作用,总结创新人才培养的历史经验,为当今大学教育变革提供参考。

本书主要以高等教育学为理论基础,结合大学史、教育思想史、人才学、文化学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考察和分析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及其对创新人才培养的作用,总结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的办学特点、大学育人一般规律、通识课程教学与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经验。全书分为八章,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从理论和历史的视角,辨析和考察通识教育的内涵、起源,中西方古代大学教育的性质、通识教育传统的形态与地位的变迁。其次,从近代中国大学制度变革入手,探究中国近代大学办学宗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变迁的动因、过程,论述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特征及影响。第三,选择典型案例,论析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蔡元培、郭秉文、梅贻琦、陈垣、林文庆、竺可桢等人的通识教育理念内涵,并进行比较研究,辨析异同;选择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北联大、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大夏大学、辅仁大学等10所国立、私立大学及教会大学为案例,论析三种类型大学通识教育实践特色,总结近代大学通识教育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成效。第四,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大师成长之路,分析教育环境和通识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的作用,揭示中国近代大学育人一般规律。后,全面总结和客观评价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经验、历史地位及借鉴意义,探讨其对当代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启示。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文献研究、统计分析、个案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深入发掘原始史料,注重系统性、理论性、实证性和综合性研究。遵循科学研究规范,论从史出。正确运用高等教育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深入认识中国近代通识教育发展规律及其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重大影响。

总之,本书通过系统的历史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阐明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性质、内涵、特点及作用,探究创新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客观评价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地位,为当代大学教育变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