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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后上海翻译文学出版的变迁与特色--以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中心 施隽南
一、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成立、发展及其翻译文学出版概述
（一） 1978年前上海翻译文学出版概述
虽然本文旨在梳理研究1978年之后的上海翻译文学出版情况，但是在此之前上海蓬勃的翻译文学出版历史是我们无法绕开和回避的话题。从某种意义来说，近代以来，尤其是“文革”之前的上海翻译文学活动，与新时期上海翻译文学出版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人才的大量聚集、出版机构的运作经验以及相当数量的译本的累积，为新时期上海翻译文学出版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翻译出版机构与20世纪初上海翻译文学的兴起与传播
中国文坛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那个时期，“维新变法”之声在中国社会早已屡闻不鲜，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部分有识之士深感国势积弱，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以达到“制夷”之目的。翻译文学就在这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蓬勃发展起来，涌现了林纾、苏曼殊、伍光建等一批翻译文学工作者。梁启超可以算是我国早倡导翻译文学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1896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该报除了刊载时政新闻和述评外，也刊登一部分翻译小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种民办出版社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上海陆陆续续地兴办起来，成为上海翻译文学出版业的主力军。
在那个时期，上海出版业执全国出版业之牛耳，译书之多也是上海为。“1899年前近50年的时间里，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有556种，其中，上海翻译了478种，占全国翻译的85%。”另外，报刊也属上海发达，“1911年以前，中国境内先后出版1753种中文报刊，仅上海就有460多种，占总数的26%还多”。同上。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统计有《翻译、出版日文西书机构录要》一表，收录了1896—1911年间翻译、出版日文西书的机构95家，这些机构很多都是集翻译、出版于一体。其中，以金粟斋、作新社、群学社、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为代表的57家出版译书机构设立在上海，另有10家设在日本东京，其他则分布在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武昌、北京、汉口、天津、太原等地。
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是当时出版翻译小说多的出版机构了，其早期在内部设立的编译所，除了编译教科书和一些期刊之外，也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著作，其中就包含相当一部分翻译的文学作品。根据刘永文《晚清小说目录》一书统计，自1840年至1911年，商务出版的小说共有609条记录，除去再版之外，共出版小说234种，其中翻译小说占了大半，署名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的小说有103种，占了所出版小说总数的近一半。同上。其中，林纾的译作占了相当的比例，尽管林纾本人并不懂外语，所有的创作都是依据别人口授，但因其中文功力深厚，译笔优美，故其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林译小说对我国小说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少名家如周作人、鲁迅、冰心、钱钟书等人都谈到林译小说给予他们早年的阅读和后来的创作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尽管让林纾声名鹊起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早并不是在上海刊印出版的，但是让林译小说得以广泛传播的却是商务印书馆。1905年“商务”在出版的《说部丛书》中收了《迦茵小传》和《鲁滨逊漂流记》，并在之后进行多次改版和再版，而后又将部分林译小说汇编成集，推出两辑《林译小说丛书》（共100种），进行规模出版。“商务”这一系列的出版活动，使林译小说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从而扩大了林译小说的市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可以说掀起了中国翻译出版史上的一个高潮。经历了60多年的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个城市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内地城市的一些特殊的人文景观。这个城市为中国的文化人，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有着某种疏离感的文化人，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革新的倡导和推动，使得翻译文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出版印刷的繁荣以及大量新兴媒体的兴起，使得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记者、编辑、翻译等一些新兴的固定职业纷纷出现，一个不需要依靠国家俸禄维持生计的全新的文化阶级逐渐形成。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翻译出版活动是在促进社会变革之需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翻译文学主要作为开启民智、改良社会之用而存在，因此20世纪初民营出版机构中的译者们大多没有什么忠实于原著的等值翻译的意识，他们往往会把自己凌驾于作者上，用自己叛逆性的再创作使得译著成为教化民众的教科书，或者为适合读者的阅读趣味而剪裁、改编原著。在对翻译对象选择方面，也是译者主观偏好占主导，引进文学的动机具有偶然性，出版机构统筹与规划性的系统翻译文学出版活动相对较少。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早期的翻译家们的首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2. 文学团体的兴起与上海翻译文学的发展
20世纪初翻译出版业的兴盛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解放，也直接带动了大量的西方新思想涌入。1915年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在翻译文学的引进介绍方面起到了一个重要的过渡作用。该刊物一创刊，在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向中国读者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不少外国作家，包括屠格涅夫、王尔德、莫泊桑、易卜生、泰戈尔、安徒生、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相继在《新青年》上刊载。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一度迁至北京的《新青年》重新回归上海，大批知识分子因不满北京的文化高压政策，纷纷南下，在上海创团结社、兴办报刊。大批文人的涌入，使得文化重心逐渐向南偏移，上海也因而出现了一个文化发展的高潮。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文坛上先后出现了许多文学社团，例如茅盾、郑振铎、周作人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鲁迅、韦素园、李霁野等组织的未名社，郭沫若、郁达夫等发起的创造社等。这些组织既是新兴的文学社团，又是翻译文学机构，这些文学团体进一步拓展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新局面，其中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主要的活动阵地就是在上海。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在北京成立，后迁移至上海，该会在成立之后，就非常注重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理论，以《小说月报》作为机关刊物，后来又出版了《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并编印了“文学研究丛书”，刊登了包括日本、印度、俄国、东欧、北欧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译作。文学研究会拥有强大的翻译团队，除了茅盾、郑振铎等几位发起人之外，还有梁宗岱、傅东华、李健吾、李青崖、张闻天等著名文学家和学者，这样的人才储备为其成为当时翻译文学出版的主力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学研究会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着重介绍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名著，尤其是俄罗斯和一些被压迫民族的作品，为中国翻译文学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创造社是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于1921年在日本组建成立，回国后主要在上海活动发展，与文学研究会一样都是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团体。与前者侧重引进现实主义文学不同，创造社的译介重点则在于开拓浪漫主义的道路。同文学研究社有《小说月报》一样，创造社也有自己的主要的翻译文学出版阵地，如《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从1921年创立开始到1929年被国民党查封为止，创造社翻译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同时也介绍各种文学思潮，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未来派、表现派等。为了突出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翻译介绍，他们还在《创造》上出了专刊“雪莱纪念号”，集中介绍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作家。
1930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由鲁迅、夏衍、郁达夫、冯雪峰、郑伯奇等作家发起，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家和文学翻译家，郭沫若、茅盾、丁玲、瞿秋白、周扬等都参加了“左联”并在其中担任过核心的组织工作。“左联”是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心，也是翻译文学事业的中心。“左联”成立大会上明确提出要经常“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成果”，并且在“左联”内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外国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研究会等，创办了《萌芽月刊》《拓荒者》《世界文化》《文艺月报》等一系列译介各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刊物，对中国翻译文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在翻译文学方面有代表性的刊物应该是1934年由鲁迅和茅盾在上海组织创办的《译文》，它是我国翻译文学早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虽然此前有《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一系例对翻译文学有推广普及作用的刊物，但是它们都属于综合性刊物，而纯文艺、专门介绍翻译文学的刊物，上海的《译文》毫无疑义应推首例，这对我国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视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时隔48年之后能够破土成长的初乳。
《译文》从创刊到停刊，只有三年不到的时间，共出版29期，先后发表100来篇译作，当时译坛上许多著名的文学翻译家都在这里发表过翻译文学作品，除了创刊人鲁迅和茅盾，傅东华、耿济之、周扬、赵家璧、胡愈之等人也不断地在该刊上发表译作，译介的文学作品涉及苏、英、法、德、意、匈、日、丹麦等多国作家。由于《译文》创刊于内忧外患的战争年代，编译群体又大多来自“左联”，因此在译介对象的选择方面，同“左联”倡导与喜好的方向比较类同，介绍了大量的苏联现实主义文学及其他国家的革命进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了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革命斗争。
“五四”以后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翻译文学出版，因为各种文学团体的存在而变得异常繁荣，各种译介翻译文学的刊物的出版，推动了我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这些文学团体积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各个文学团体之间的交流与译家的往来流动，也促使对翻译标准、翻译风格等翻译理论的探讨不断深入。从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译介国家来看，苏联文学蔚成风尚，这与当时的中国国情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左联”对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对后来从抗战阶段到解放前期的中国文学翻译倾向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当时的上海拥有全国技术力量雄厚、规模的出版业和销售渠道畅通的图书市场，各个出版机构积极策划出版各种翻译文学丛书，在翻译文学出版方面也因而出现了个西书中译史上的“名著时代”。其中有影响的当属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该丛书第1集共出版了62种翻译文学作品，涉及苏、法、英、美、希腊、比利时、德等近十个国家，包括小说、诗歌、传记等多种题材，对繁荣我国文学、拓展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以及发展我国的翻译文学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文学团体的活跃，引领了那一时期上海乃至全国翻译文学的前进方向。由于那时文学团体中从事翻译的知识分子们，接受的基本都是新式教育，不少还有留洋背景，因此他们的眼界和外文水准较清末时期的译者都有提升，在翻译目标的选择上也比之前丰富了许多，一些建国初期广受欢迎的经典译本不少都诞生于这批译者的译笔之下，这为以后上海翻译出版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整合归并中曲折前行的上海译坛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也难逃日军的炮火，许多工厂、学校、医院、民房成为废墟瓦砾，城市的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出版机构毁于战火，有的开始组织内迁，上海作为出版中心的力量被分散。抗战胜利后，多家出版机构又陆续迁回上海，但是和平并没有维持多久，处于国统区的上海文化界被高压政策和白色恐怖笼罩，多种进步刊物遭到查封，整个出版的环境非常恶劣，连同文学翻译条件也变得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译者，都将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利用翻译文学宣泄对侵略行为与专制统治的不满。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在内容选择上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翻译文学内容更加大众化，由于戏剧是社会意识真实的表现，因此在战争时期大量的外国戏剧名著被改编和出版，其中代表性的巨著应属时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部编辑的朱生豪先生呕心沥血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并非全集，其实是27种剧目）；另外一方面，苏联文学被大量翻译，直接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对中国广大读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虹》《带枪的人》等一系列优秀的译作，一定程度上振奋和激发了国民爱国热情，促进并推动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蓬勃发展。同时，这一时期为新上海的翻译文学出版培养了一支优秀的译者队伍和编辑团队，包括后来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上海翻译家协会工作的核心骨干包文棣、草婴等，这为之后上海翻译文学出版做了良好的人才储备。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上海的翻译文学出版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此之前，上海的翻译出版界整体上是处在市场经济机制的支配下，译书大多是翻译家的个人行为，所以“大部分翻译过来的书，事前既未经过适当的选择，事后又缺乏正确的批评，而工作过程中更没有集体琢磨的机会，因而粗制滥造的译品便充斥了书市。引起了一般人对翻译书籍的不良印象”沈志远.《翻译通报》发刊词[N].翻译通报，1950（1）.。这种无组织的状态是与建国后在所有领域所追求的计划性是完全背离的。因此，50年代初党和政府就拟订了出版机构的整顿和改造方案，这就是上海出版界相较于其他各个行业较早实行公私合营的原因之一。1950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设立了新闻出版处，翻译出版从原来无组织、无计划的状态进入了一个组织化的时代。这一转变，引导了后来上海翻译文学出版在译者、选题、组织出版和编译人员流动方面的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对于上海翻译文学出版界来说，比较重要的是1950年和1954年的两次对民营出版机构的整改合并，直接的产物就是经过一系列归并之后成立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是1951年4月，由郭沫若主持的群益出版社、俞鸿模主持的海燕书店、陶行知创立的大孚出版公司三家合并的基础上改组为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并于1952年初正式成立编辑部的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成立之初有两个编辑室，编辑室负责现代文学，第二编辑室则负责翻译文学。后来在陈毅市长的建议下，又增加了专门负责古典文学的第三编辑室。现在上海的文艺出版社、译文出版社和古籍出版社就是从当年新文艺出版社的三个编辑室演变而来的。1954年又并入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文艺联合出版社、光明书局、潮锋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等。据统计，解放初期，上海拥有300余家出版机构，经过调整和合并，到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时，全市出版社只剩下10家。各个专业出版社之间的分工也变得非常明确，翻译文学出版归属于新文艺出版社，因此，上海多年累积出版的优秀外国文学译本的版权，如百川入海，都归于了新文艺出版社。
这样一种合并的直接结果就是有效地控制了翻译选题和翻译内容。虽然这种效仿苏联的计划性和组织化能够避免翻译人力的浪费，合理地规划选题和分配运用出版资源，使得翻译文学出版领域大型翻译项目的推动和运作较之建国以前在效率和质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这种对翻译文学过分组织化的管理也造成了个人兴趣的埋没、翻译自由度的受限，翻译选题受到了强烈的政治干预，从而导致选题的严重不平衡。据统计，解放前30年间，翻译自英美等国家的著作占全国翻译书的67%，而翻译自苏联的仅仅占9.5%。而从1949年10月至1956年6月我国翻译出版外国书籍统计表可以发现，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前者所占比例不到10%，而后者却升到了将近83%。表现在翻译文学方面更是如此，能作为长期翻译规划的大都是苏俄文学。伴随着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文学艺术领域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英美文学翻译出版的停滞不前。从1951年到1953年，全国出版的英国文学译作只有20种，而美国文学译作也仅仅出版了17种。这种翻译文学出版上的跛足现象，使得中国读者难以接触到欧美优秀的作品，人民的阅读体验显得单一。
由于人员和资源的分配都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因此解放后随着政治中心在北京的确立和政治倾向对翻译出版的强烈影响，大批出版社和翻译文学人才北上，上海自清末以来确立的翻译文学出版的中心地位发生了动摇。但是多年的积累为上海保留了厚实的翻译文学出版的文化底蕴，尽管上海的翻译文学出版的中心地位已经丧失，但是在上海翻译出版界的组织化措施下，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了译家个人的主动性，渐渐汇聚起了一支比较稳定，精通俄、法、英、日、德等多种语言的翻译队伍，例如李青崖、罗稷南、韩侍桁、曹未风、吴岩、侯浚吉、李俍民、包文棣、方平、草婴、任溶溶、郝运、汤永宽等。这一批上海翻译界的精英继承了“五四”以来翻译文学出版的优秀传统，凭借自身深厚的双语或多语功底和广博的学识及对文学选题的敏感性，把对背景的详细考证、对原文的透彻理解付诸流畅优美的译笔，使文学译著臻于完美。并且这批翻译家也成了之后于1978年成立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核心力量。
4. 非常时期上海译坛的非常翻译
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距今不过30多年，但是对于上海的文化、出版包括文学翻译事业的摧毁性打击并不亚于当年战乱的炮火。“文革”初期，在上海卷起了抄家“扫四旧”狂潮，“砸烂”各种翻译出版机构，大批翻译书籍遭到查禁，许多翻译界前辈被迫烧掉多年积存的译稿，无组织的群众性焚书运动在上海无数的家庭和大大小小的废品回收站上演，人们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在粉碎着这个中西文明交融的都市的文化。
在这个过程里，出版工作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合并、更名、重组。与建国初期的整顿改制式的合并不同，此时对于出版机构的合并并非出于规范市场、优化结构资源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对选题内容进一步地控制与干涉。1959年7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更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并启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新印章，上海文化出版社恢复建制。同时召集了一批包括满涛、草婴等没有国家编制的翻译家，组建了“上海编译所”。1972年冬，上海局属系统出版社合并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合称文艺读物编辑室。
而我国的文学翻译工作此时受到严重破坏，成为重灾区。从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时期到60年代“反修”，直到“文革”时期，大量书籍被焚毁，编辑和译者们在无止境的批斗运动和体力劳作中惶惶不可终日。二十多年来外国文学基本上停止出版。傅雷、王科一、罗稷南等一批我国秀的翻译家们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下告别人世，我国翻译界的损失是惨痛而无法弥补的。
当然这个时期微量的翻译工作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形式进行着。该时期的文学翻译“不仅要充当执政党党内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工具，还要充当国际上不同政党之间的斗争工具，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达到极致”，具体体现在“从翻译对象的选定、翻译过程的组织，到后翻译文本的定稿、署名形式，乃至某些翻译文本中‘夹译夹批’的奇怪形式，无一不突显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其中有的代表性的产物就是干校“翻译连”。
“翻译连”在70年代初成立于五七干校，当时以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外语编辑为基础，又从各个出版社、报社连队抽调懂外语的编辑力量组成了“翻译连”，在新闻出版干校阴冷的浴室里仓促上马，边劳动边翻译。
著名儿童文学家任溶溶先生对于当时翻译工作的状态有这么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70年代初，当我正在新闻出版干校养猪的时候，一天下午，工宣队忽然通知我去参加赶译一本苏联小说。我真是一身猪粪味赶到那里，已经来了好多位同志。连我在内，三个人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其他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大都不认识，但一听名字，全是大名鼎鼎的。接下来就分配任务，把一本俄文小说拆开，一人一部分，克日完成。……我们夜以继日地翻译互校。大家仍住原宿舍，我半夜三更回饲养场去睡，一早还帮忙干点活，然后去‘上班’，然而精力十分充沛。”这本书就是后来内部出版的苏联长篇小说《人世间》。17天，40万字的俄文小说翻译现在看来是天方夜谭，但是在当时，翻译者完全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沦为任人摆布的翻译机器，从这段描写中完全可以看出权力机构对于翻译工作的干涉和操控是直接而具体的。
“翻译连”在干校浴室里翻译了《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角落》《爱情故事》和《海鸥乔纳森》等苏联和美国的长篇小说，这些文学译作少数人参阅，它们大部分装帧粗劣，封面为白、黄、蓝、灰等单一的色纸，译文质量也因时间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而显得粗糙不堪。除了少数的文学翻译工作，“翻译连”主要的力量都投入完成提出的要了解非洲、要出版非洲国别史的任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内容上刻着当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印记，即使作品本身是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和文化魅力的，也被打上了“供批判用”的旗号。翻译作品在数量、装帧、翻译质量各方面都陷入了低谷，不少翻译人回忆起那时的翻译活动甚至用“耻辱”来形容。
尽管这些书对于参与翻译工作的学者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但是它确实成为非常时期文化荒漠中仅存的文化之泉，尽管泉眼很小、冒出来的水也掺杂着泥沙，但是对几近干涸的上海文化多少还是注入了些许生机和活力。这些由“翻译连”出品的书为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读书人提供了精神食粮，也为“文革”结束后西方新潮思想的流行做了铺垫和预热，同时这一批翻译人比其他学者更早恢复被阻断了几年的与外国文学的亲近，也使得他们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翻译文学活动再次活跃起来的领军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