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我明白了，对于我她并没有足够的信任。从那天开始，我们把长期以来隐藏的，对彼此的憎恨倾泻而出。这种愈演愈烈的发泄，也越来越令人痛苦，无法阻拦。终证明，例假的推迟只是一个虚假的警报。不过，发展到这一步，结果如何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它的效果已经呈现在那里。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夫妻生活仍旧根据一件件有待完成的任务一成不变地进行着。然而，它却像是配备了一个筋疲力尽的心脏。我看到诺拉痛苦、焦虑、愤怒，但从未显出软弱，抑或是冷漠。缺少了她的开朗，世界重新变成一个冰冷的外壳，就像我认识她之前所处的那个世界一样。有的时候，甚至埃马努埃尔也显得疏远。
“今晚我们可以到那间鱼铺去吃饭，然后聊聊天。”
“假如你愿意的话。不过我不太饿。”
“还是去吧。”
然后，我们就像陌生人一样吃了晚饭。当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着默契的时候，时常对那些找不到话题的夫妻抱有同情。而今，我们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差别。
“你怎么啦？”
“没什么。”
“你好像在伤心。”
“我没有伤心，只是在想事情。”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你让我害怕。你是故意这样做的吗？”
我们不断地彼此挑衅，目的仅仅是打破沉默，因为我们对此并不习惯。仿佛任何东西都不再向我们施出援手。我们的行为如此愚蠢，就好像这是人类历史上次夫妻之间的危机。
即使一对年轻的夫妻，也可能生病： 由于缺乏信心，生活的周而复始，还有孤独。变化悄无声息，而且，我们的变化很快就发展到了床笫之间。在十一个星期中，也就是A女士逐一失去机体基本功能的那段时间，诺拉和我并没有触摸过对方，甚至没有这样尝试过。我们躺在床上，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坚不可摧的大理石块。
在半梦半醒之间，我痛苦地回想着： 她的身体曾经属于我，我的也曾经属于她。在那个时候，我可以不必请求她的允许，抚摸她身体的任何地方： 后颈，乳房四周，弯曲的脊椎，沿着她臀部的缝隙，我被允许将手指探进任何地带，而不必害怕令她厌烦。昏昏欲睡的她，也会以一种不自觉的颤抖作为回应。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逃避性行为，从来没有。我们曾经由于缺少机会和力气，长时间忽略这件事，却从来没有为它设置障碍。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我们都知道，在卧室里，有那么一块未被腐蚀的空间，在等待着我们，一个能够短暂地亲热和彼此抚慰的庇护所。
假如说我们身上的癌症同样企图侵入大脑，那么，它做到了。妻子距离我仅仅几厘米，我却不知道如何接近她。对于那些天日日夜夜的记忆，尽管它们刚刚过去，却已经是残缺不全和彼此矛盾的，充满了憎恨和残酷的想象：
诺拉背叛了我，和随便什么人在一起。 贾雷诺并没有清晰地说明，各种情绪之间是否可以像油漆一样彼此混杂；又或者如同油与水，共同存在，又彼此分离。他也没有解释，假如肝脏中的黄色与血中的红色混合在一起，是否会制造出一种崭新的、橙色的性格；又或者通过它们的接触，会不会产生洋溢的热情，抑或是单纯的情感，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渗透，就好像古代那些彼此相通的瓶子里会发生的那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曾经确信，诺拉的银色与我的黑色正在缓慢地融合；同样一种带着金属光泽的柔滑的液体，终将流淌在两个人的体内。那种同样的颜色，就如同古代柏柏尔人制作的某些首饰（我送给诺拉的个礼物，就是一条那种类型的手链，上面刻着五颜六色的几何图形。这并非是个偶然）一样。而且，我们都曾经确信，A女士体内那鲜红的汁液，将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一种特别的浓度，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我想错了。我们都想错了。有的时候，生活就如同漏斗，会变得越来越狭窄。由情绪构成的乳液，会逐渐分层： 诺拉的开朗和我的忧郁；A女士黏稠的坚定，和我妻子奇妙的无序；我逐年培养起来的，清澈的数学式推理，以及芭贝特未经雕琢的思想。尽管交往频繁，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亲情，每个人却始终与他人分离。A女士的肿瘤，仅仅是一些细胞组成的、极其微小的肿块。但是，这些细胞难以驯服，且不停繁殖，直至发展到显而易见，并且彼此分离。可是，我们尽管有如此的愿望，却无法彼此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