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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众与异见
以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流行为代表，为什么政治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重获新生？非裔美国人中抽烟者的数量，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急剧减少？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有那么多学生趋向左翼？什么能够解释在阿拉伯世界中传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什么核能在法国被认为理所当然而在美国却饱受争议？什么能够解释环保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大学校园的兴起？为什么欧洲人对待转基因生物忧虑重重，而美国人则等闲视之？我们如何能够解释扶持性平权行动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的迅速兴起——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此政策越来越多的攻击？在本书中，我认为若没有对人类显而易见的从众性的认识，是不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肯定不是绵羊。我们中许多人都展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独立性。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许多显而易见的叛逆者，都会受到他人观点和行为的强烈影响。如果没有异见的约束，从众就可能产生令人不安的、有害的，以及有时令人愕然的结果。略举几例。董事会。在21世纪头几年，1
许许多多的美国公司都面临由腐败和混乱并发所产生的严重困难。这其中著名的例子包括安然的倒闭，但其他一些公司，包括世通(WorldCom)、阿德菲(Adelphi)和泰科(Tyco)在内，也都同样面临类似的重大问题。一位密切观察企业破产的观察者总结道，挽救之道并不在于更严格的监管，而在于针对公司面临的问题，工作团队中要鼓励严肃的讨论和乐于接受针对公司高管的直接质疑。1问题在于，当公司领导层被置于一个粗暴对待异见者的团队中时，哪怕是一些明智和强势的人，几乎也总是都会开始变得从众。对股东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证据表明，一个拥有对争论保持高度宽容的董事会的公司会运行得好；这样的董事会“将发表异见视为义务，并且不会将任何主题看作是不可讨论的”。运作良好的董事会能包容一系列的观点并鼓励尖锐的问题，挑战流俗之见。投资者。投资俱乐部是一些小群体，由一群将他们的钱汇聚成资金池，然后在股市上共同决定如何投资的人。哪一家投资俱乐部利润回报较高？哪一家利润较低？事实证明，表现差的是那些充分社交化的俱乐部。2他们的成员彼此了解，吃饭都在一起，并通过感情纽带联结在一起。与此相反，表现好的俱乐部只提供有限的社交联系，而集中精力在增加回报上面。表达异见在表现好的俱乐部中要常见得多。在表现较差的俱乐部中，常常很少经过公开的讨论就做出了全部一致的投票。在绩效表现较差的俱乐部中，投票往往是为了构建社会关系而不是为了确保高额的经济回报。一言以蔽之，从众导致收益水平显著低下。白宫。在1961年4月17日，美国海军、美国空军、中央情报局援助1500名古巴流亡者，企图在猪湾入侵古巴。这次入侵是一次惨重的失败。3 2艘美国补给舰被古巴飞机击沉，2艘逃窜，4艘未能及时赶到。由2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古巴军队，2消灭了许多入侵者，并俘虏了幸存1200人中的大部分。美国以5300万美元的对外援助付给古巴作为条件，获释这些囚犯，并受到了国际谴责，同时使古巴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得到强化。失败之后不久，肯尼迪（Kennedy）总统问：“我怎会如此愚蠢到让他们去行动？”4问题的答案不在于肯尼迪幕僚的局限性，他们是一支非常有经验和能力超群的团队。然而，尽管这些幕僚非常有经验且能力超群，但这个团队中没有一个成员反对那次入侵或提出替代性方案。尽管有些肯尼迪的幕僚私下也有疑虑，但是据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讲，他们“从未公开表达出来，部分是由于担心在其他同僚眼中被贴上‘软弱’或‘胆小’的标签”。5这次失败证明了那些疑虑的重要性。据当时参与相关会议的施莱辛格讲，肯尼迪的“高官……一致同意进发……哪怕如果有一位高级幕僚反对那次冒险，我相信肯尼迪可能就会将行动取消。但是没有一个人反对”。6施莱辛格有自己的疑虑但是并未提出反对：“在猪湾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对于在那些关键决策中保持沉默而深深自责……当时为什么我除提几个怯生生的问题外而未能做得更多，只能解释为，在那种讨论环境下，揭穿这种胡言乱语的冲动都被消解了。”7 “讨论环境下”所形成的这种自我沉默，在肯尼迪政府的早期岁月中，并非仅此一次。用约翰逊总统的内部圈子一员的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话来讲，这种现象无处不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那些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人走得太近，个人彼此之间太过相互欣赏。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他们把自己弄得好像是一个绅士俱乐部，重大决定常常在温情脉脉的情况下做出；3这种温情脉脉就好像一个小型理事会中的几位管事者，在决定明年会员的会费该是多少时那样。因此，你常常回避那些终的艰难决定，这些决定会使得你反对……那些与你关系密切的人，而你们倾向于达成一致意见”。8联邦法院。一位联邦法官，当她置身于一个三人组成的审判庭时，如果同席的是保守派或自由派同事，她会受到什么不同的影响吗？人们很容易倾向于去认为这根本无关紧要。但是这种认识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身旁是两位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其中一位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尤其可能会根据保守的一套进行表决——废止环保性的规章，打击扶持性平权计划或者竞选资助法，驳回妇女和残疾人关于歧视的主张。民主党任命的法官也是同样的套路，如果同席的其他两人也是民主党任命的法官，他们也极为可能会按自由主义的那一套表决。以此方式，群体的影响造就了意识形态的膨胀，如此，一位法官的意识形态倾向，就因为同席的是两位由同一政党的总统所任命的法官而被放大了。有一点与此相关。无论对于共和党法官还是民主党法官，如果被置于竞争性的观点之中，则会导致其意识形态的弱化。在许多场合，单独一位民主党法官，如果同席的是两位共和党法官，结果常常是，他将会像典型的共和党人一样表决；正如与两位民主党法官同席的共和党法官，结果也表明，他常常会像典型的民主党人一样表决。当伴随着的同席者是民主党法官时，共和党法官常常会比同席伴随着两位共和党法官的民主党法官，更会按照自由主义的那一套表决。这样总结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与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同席时，民主党法官将会像共和党法官那样投票；而如果与民主党法官同席时，共和党法官也将会与民主党人一样表决。但是这个结论本身是误导性的，因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如何表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与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同席。4陪审团。以个人的身份，当普通公民被问及，一位被告应当为其违法行为受到何种程度的惩罚。9用0到8来衡量他们的回应，0表示没有任何惩罚，8表示“严厉”的惩罚。记下他们个人的意见之后，这些人被分到六人陪审团之中，要求要仔细考虑并达成一致的裁决。当大多数陪审员一开始就赞成轻微惩罚时，陪审团的裁决表现出“从轻的转变”，即裁决程度会整体低于个体成员彼此开始讨论之前的中等水平。但是当大多数陪审员赞成强有力的惩罚时，小组整体上会产生“从严的转变”，即裁决程度整体高于个体成员开始讨论之前的中等水平。当群体的成员变得愤慨时，相互讨论的结果会使他们更加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