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撞击在一起，会引起艺术的融汇与变迁，古代伊朗与中国的交流无疑是明确的案例，并且已经在考古发现的实物中得到印证。一些中国出土器物的制作工艺，器物上的纹饰、绘画、浮雕均体现出其文化渊源与艺术特色来自于波斯。自称为“诸王之王，诸国之王”的大流士，并不了解当时的中国，当他在波斯波利斯宫殿里接受各国使者朝贡时，波斯自己的宝物却传到了中国。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坑、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山东青州西辛西汉墓、巢湖市北山头一号墓出土的水滴凸瓣纹银盒，就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器物。 有趣的是临淄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坑中出土银盒，盖上的三枚兽形纽和喇叭形底座是铜件；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银盒的盖纽虽脱失，但遗痕以及喇叭形底座亦是铜件，山东青州西辛西汉墓、巢湖市北山头一号墓的银盒也是如此，应是中国人根据自己欣赏和使用习惯，将外来物品改装成新的中国式器物。出土水滴凸瓣纹银盒的墓都是王侯一级，年代相近，应是同一批器物进入皇室，然后分发给诸王。年代在公元前175—118年之间的云南晋宁石寨山11、12号滇墓中出土了四件水滴凸瓣纹铜盒，器物的整体造型和纹样上与银盒一致，应是按照舶来品的式样仿制的。
波斯与中国的相互印象中，大约中国知道波斯要比波斯知道中国要早。器物虽不会直接说出一些事情，却蕴含更多的信息。可以想象，这些神奇的器物会激发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
——节选自齐东方《从文物看古代中国与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