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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都在捕捉蝴蝶，在不同的地方，身穿不同的行头：小时候那个穿着灯笼裤，头戴海军帽，面容清秀的小男孩，他在捕捉蝴蝶；到成年后那个高高瘦瘦，四处漂泊的男人，穿着绒布裤，头戴贝雷帽，他在捕捉蝴蝶；再到年长后，那个体型发福，穿着短裤但没有戴帽子的老头子，他还在捕捉蝴蝶。
——《说吧，记忆》
“为什么研究的是蝴蝶？”了解纳博科夫在文学领域成就的人都不得不问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是说，热衷文学很正常，无须解释；但热爱蝴蝶研究确实让人想不通，不能理解。这是一种文化偏见，纳博科夫对此表示理解；对这些人，他也授之耐心。纳博科夫认为，
热爱大自然同样是人性之美，这和钟爱一本好书是一个道理。在他做老师期间，学生对他们身边的鸟类、昆虫和植物的知识极度匮乏，他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如果站在文学的立场看，纳博科夫对蝴蝶感兴趣这件事有时会被视为古怪行为，但从鳞翅目昆虫学家的立场来看，那是主流。因为纳博科夫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样，都被蝴蝶的魅力感染了。纳博科夫在很多方面都表现非常突出，包括他的社会背景和写作才华。他对鳞翅目分类学兴趣浓厚，在该领域的研究同样成就非凡。
一些在鳞翅目研究方面有天赋的昆虫学家，业余爱好者也好，职业科学家也好，纳博科夫与他们相比有根本的不同。因为他还是位文坛巨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用如此丰富的语言描述从事鳞翅目分类学研究的魅力和快感。在他那个年代，他有着与许多鳞翅目分类学者一样的热情，这种热情依然存在于今天的鳞翅目分类学者心中。库尔特·约翰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读了纳博科夫的“新热带区豆灰蝶亚科（眼灰蝶亚科）记述”后明白，他在昆虫学生涯的每个阶段都可用他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以及条件境遇去理解，因为这三个因素共同塑造了纳博科夫。
当然，蝴蝶研究只是他的复杂人生的一个方面而已。纳博科夫于1899 年4月23日生于圣彼得堡，这座“向西方看齐”的城市是当时沙皇俄国的首都。他的家族是俄国的贵族，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家财万贯且个个学识渊博。纳博科夫17 岁时继承他叔叔的房产罗日捷斯特维诺庄园（Rozhdestveno）后就经济独立了。可是到1917 年，布尔什维克党当政，除了拥有藏于一盒滑石粉中的几颗珠宝外，他能存活下来全靠家族遗传的精神财富。接着是在欧洲20 年的漂泊生涯，期间他去了英国、德国还有法国，这些地方文化气息浓厚，是文学创作的天堂，但在这里他没有安全感，仍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恐慌。那些年，他是离散的俄国人中的主要作家，他当时的笔名是西林（Sirin）。当时俄国流亡者紧密团结在欧洲群体中，他还因此而备受鼓舞，但也不得不忍受外国官僚的冷漠对待，他的家庭有时要依靠朋友和慈善机构救济才能勉强糊口。
到1940 年，纳博科夫同妻子薇拉和当时六岁的儿子德米特里再次踏上逃亡之旅，这一次驱赶他们的是另一个暴君团伙——纳粹。他们坐船逃往美国，到那里重新开始。他们也曾自豪地将美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在美国，他在语言上经历了转变，令人震惊，生活也是异常艰辛。他用英文写作，当时还没什么名气。同时他还去大学教书并从事鳞翅目分类学研究。直到1958 年，他的著作《洛丽塔》让他声名大噪。这本书带给他巨大财富，当然再多也无法超过他在俄国革命前拥有的财富，不过有了这笔钱，他可以有时间和自由去娱乐休闲一番。于是，他辞去教师工作，一门心思投入到了写作中。尽管他钟爱这个新的国家，但是后来他在欧洲的临时旅居身份却在1959 年变成瑞士的常住居民，他和妻子薇拉一直生活在蒙特勒皇宫旅馆，直到1977 年纳博科夫去世。
根据纳博科夫自己的陈述，他的人生分为四个连续更替且明显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持续约20 年。纳博科夫的心态非常积极。尽管他痛恨专横暴政和政治迫害，但他自己却能保持冷静，远离政治。尽管他家道中落，沦为难民的生活更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漂泊生涯中还痛失
一位兄弟（在纳粹集中营被迫害），但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有许多因素足以给他活下去的力量，那就是对文学的热爱，对妻子和儿子的爱，以及他在写作上的天生才华。此外鳞翅目分类学研究无疑为他的人生带来了又一股强大的能量。
与其他业余以及职业鳞翅目昆虫学家一样，纳博科夫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发现了蝴蝶，他的童年因为有蝴蝶相伴而让他觉得幸福美好。1971 年他在一次采访中说，他成年后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显微镜下度过的那几年，是他过得快乐、兴奋的年月。他在《说吧，记忆》中写道：“在麻省剑桥市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的岁月非常快乐，那快乐的程度让我想起在俄国度过的那个快乐童年。20年来，我为采集蝴蝶，已经花了好几个暑假在我所入籍的国家（美国）游览了大部分州，每次都非常开心。”
《说吧，记忆》第六章写的就是纳博科夫对他的青年时代、对光明、对蝴蝶的怀旧颂歌。里面大篇幅书写了他年轻时对蝴蝶多么有激情，只要读过的人都会理解鳞翅目分类学对纳博科夫而言有多么重要。其实纳博科夫本想叫这本书：《说吧，摩涅莫辛涅》（Speak,Mnemosyne）。在希腊神话中，摩涅莫辛涅是缪斯女神的母亲，神话中她也是一只绢蝶（Parnassian butterfly），这本书改版的封面底图上有这只蝶的图画。但出版商的一位编辑比较谨慎，处于销量考虑，劝阻纳博科夫勿用这个名字。草草翻阅《说吧，记忆》这本书，你会看到很多描写天蛾的内容，
但其实绢蝶才是作者为本书钦定的守护神。
……
纳博科夫的父亲也是位蝴蝶收藏家，像纳博科夫一样，他也是在早年就培养了这一爱好；所以鳞翅目昆虫研究可以说是家族传统。纳博科夫为某次采访写道：“原来在俄罗斯，我父亲在我家别墅里有一间屋子专门放蝴蝶标本，我从小就对那里非常好奇，觉得那儿特别神秘。有些老旧的蝴蝶标本是他儿时采集的，虽然颜色已经褪去，但我视它们为无价之宝。”他父亲将一只孔雀蛱蝶（Peacock butterfly) 传给了他，这只蝴蝶非常珍贵，而且很罕见，是1883 年8 月17 日他父亲在德国家庭教师的帮助下捕捉到的。25 年之后，8 岁的纳博科夫在同一地点捕捉到了一只天蛾。其实有关采集蝴蝶的记忆还有很多，他回想起一个夏天的午后，他的父亲“冲进我的房间，一把抓起我的捕蝶网，冲下走廊台阶，不久就慢悠悠地回来，拇指与食指间捏着一只罕见的华丽雌性蝴蝶；原来他在书房阳台上见这只蝶在一片杨树树叶上懒懒地晒太阳。”
纳博科夫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对他产生一定影响。在《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将自己的科研论文与尼古拉·柯兹洛夫（Nikolay Kozlov）的鳞翅目分类学著作相联系。柯兹洛夫是纳博科夫的外曾祖父，也是俄罗斯皇家医学院的首任院长，也进行鳞翅目研究。纳博科夫的外祖母在维拉别墅里特地留出一间屋子作为化学实验室，他的外祖母给自己的女儿，也就是纳博科夫的母亲，请了赫赫有名的大学教师教她博物学。纳博科夫的母亲为他做了个蝴蝶标本，她对伯提克（boletic）蘑菇研究的痴迷程度不亚于纳博科夫对于蝴蝶；两人都喜欢独自去野外捕获猎物，乐在其中。
纳博科夫的母亲收藏了部分经典的鳞翅目图鉴的成卷资料，图文并茂、经典堂皇。纳博科夫8 岁的时候将这几卷书从维拉别墅的阁楼搬到他的房间，仔细阅读一番，有的书历史悠久，写于18 世纪。19世纪的书有：埃德蒙·纽曼（Edward Newman）的《英国蛾类自然图鉴》（Illustrated Natural History of British Moths）和《英国蝴蝶自然图鉴》（Illustrated Natural History of British Butterflies）、恩斯特·霍夫曼（Ernst Hoffman）的《欧洲蝴蝶》（Die Gross-Schmetter-linge Europas）、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Nikolay Mikhailovich）长达九卷的《鳞翅目记录》，内容是针对亚洲地区的蝴蝶和蛾类，里面的插图被纳博科夫形容为“无与伦比的美丽”，后一本是塞缪尔·哈伯德·斯库德（Samuel Hubbard Scudder）写的《美国东部和加拿大地区的蝴蝶研究》（Butterflies of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阿达尔伯特·赛茨（Adalbert Seitz）写了《大鳞翅目》（DieGross-Schmetterlinge der Erde），这是研究地球上鳞翅目昆虫的综合性巨作，纳博科夫称其为“惊人的图画著作”。这本书后来成为经典著作，于1906 年起按期出版，后一期出版于1954 年。根据这部著作，纳博科夫的同事麦克斯·德劳特在1919 年那期首次发表了珠灰蝶属蝴蝶在全世界的分布情况。
……
生活在这样一个诱惑多、容易让他分心的半岛上，他依然不忘采集蝴蝶。他收集了很多蝴蝶后发现，生存在南方的蝴蝶与他在圣彼得堡（位置偏北）捕捉的蝴蝶不同，前者带有浓厚的异域风情。其实这种非自愿式在外旅居的生活在另一方面补偿了他，那就是给了他实现中学和大学时期的梦想机会——在野外长途旅行考察昆虫，他可以跨越乌拉尔山进入亚洲捕捉昆虫。之前由于他家坐落在高原附近，他的大部分蝴蝶都是捕捉自海边公园或花园中的，他对这些蝴蝶已毫无兴趣。另外，在艾–彼得山（Ai-Petri）多岩石的南坡，以及高原上的山地牧场甚至更远地区，纳博科夫基本已经走遍了这些地方，自然也在此地采集了足够多的蝴蝶。他还去了克里米亚半岛的中部和北部采蝶，其中一条路线是去了楚福特凯里（Chufutkale）和巴赫奇萨赖（Bakhchisaray），那是鞑靼可汗初的根据地，普希金著名的两首诗的名字还取自鞑靼可汗的泪泉。另一条路线是沿小路走过了黑海，在那里他不幸被布尔什维克哨兵给拦住了，哨兵看他拿着个捕蝶网，以为是给不远处的英国战舰通风报信的，因而想逮捕他（第二天搞清楚了状况，那个网确实是用来捕捉蝴蝶的，于是士兵们抓了各种当地的蝴蝶给他，并释放了他）。纳博科夫总共收集了200 种蝴蝶和蛾，这为日后他发表的篇鳞翅目研究论文（当然，也是篇用英文写的文章）提供了素材。这就是多年后在《昆虫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克里米亚地区鳞翅目的一些研究记述”。
1919 年3 月， 纳博科夫和其余反布尔什维克人士从塞巴斯托波（Sebastopol）出发，乘一艘又小又脏的希腊货船航向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后驶入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纳博科夫有很多东西都遗留在了俄国，包括在他家维拉别墅中珍贵的蝴蝶收藏和他从克里米亚捕捉到的蝴蝶。安德鲁·菲尔德是他的任传记作者，他曾对安德鲁说，按他的设想，他的克里米亚蝴蝶收藏会比维拉别墅的珍贵收藏保存得更好，因为至少它们会被陈列在苏联博物馆里。他闭上眼睛，想着如果不是这样的政治背景，他本可以这样生活：在这样一个博物馆里做一个昆虫学家，生活安逸宁静，或许还有点小名气。
不久他来到了希腊，他敬仰这里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可是在鳞翅目昆虫收藏方面的运气却很差。后来他们取道去伦敦，他们在那里有亲戚，是纳博科夫父亲的兄弟，他在俄国大使馆谋职。虽然那职位不稳定，因为他代表的是一年半前就已经倒台的俄国政府。纳博科夫的父亲希望在那儿谋求一份工作，希望影响当地舆论，继续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徒劳无果。后来家人决定把纳博科夫和他弟弟送去念大学，考虑到纳博科夫对昆虫学感兴趣，家人便为他选择了以科学见长的剑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