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晚清启蒙课
四、晚清企业的“快发财”
晚清长达 60 年的东南沿海贸易，以及围绕这样的国际贸易拉动的产业链，促使一部分中国人迅速富裕，赚得了富可敌国的钱财。当时的基本局面是，国际贸易明显比国内贸易更容易获利。按照历史学家郝延平的分析，当时中国内地贸易年利润率可能为投入资本的 20%，而国际贸易则高达 40%。因此，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从事贸易的商人，他们的平均年利润率约为 30%，这远远高过了对农村土地的投资。由于整个晚清的城市化并未启动，因而对农村土地投资的利润率仅为 4%。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利润空间之中，一大批精明的中国商人用某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积聚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这成为当年万人仰慕的风景之一，人们称之为“快发财”。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快速发财的晚清商人，大多数都从草根阶层开始。广州的经官，本名梁经国，6 岁丧父，母亲带着 3 个孩子，贫困交加，食不果腹。梁经国白天上街做小贩，晚上帮助母亲织布。成年后，外出给别人当雇工谋生，做了 10 年 的洋行职员，把自己熬成了一个行商的经理人。这个人因为少年吃苦太多，做起事来忠厚诚实，勤勉有加。到 1808 年他 47岁的时候，终于成为公行的老板。大概在 1811 —1827 年 17 年 的时间内，经官销售的茶叶数量连连攀升，因此他获得了巨大 的财富。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向国家捐款，出手大方，后竟 然捐得了一个知府的官衔。这种官位，也是晚清时代用钱能够 买到的的官衔了。
徐润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有钱人。到 1883 年，徐润毫无疑问是上海富有的商人，当时的报纸把徐润当成了红极一时 的财富明星，经常拿他当报纸头条，说他的财产相当于 31.6 万个农民的年收入，说他的个人资产净值相当于 82150 个农民的 资产。事实上，徐润也是白手起家。14 岁去上海，身无分文， 当了 16 年的学徒，慢慢才熬成买办。但他懂得投资，可谓四面出击，经营了很多家企业，包括钱庄、房地产，同时他也是 上海的茶叶、生丝、棉布的店铺老板，连锁销售成为上海 滩上一道风景。
与徐润经历相似的一个有钱人，是何东。他是广东人，不过大半生都身居香港。同样是早年丧父，家境困顿，根本没有机会上学。不过何东的好惯是学习，他甚至设法学习了一口不错的洋泾浜英语，正是靠着英文口语，他得以去广州海关做职员，然后被怡和洋行香港分行聘请为买办。在这个位置上，何 东干了 7 年。这使得他迅速致富，30 岁他就成了名声大振的百万富豪，他的经营业务包括了航运、保险、房地产和国际贸易。进入 20 世纪，他已经是香港和上海等 18 家大公司的董事，而且是其中许多家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可以说是荣耀一时，富可敌国也。
浙江人在快速发财方面，同样可圈可点。宁波人泰记，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流落到上海，当苦工，不过他似乎天生爱做生意，用小本经营，做起了生丝贸易，在差不多 20 年的时间里，让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当年的上海人说起泰记，无疑将之视作成功的典型，这使得泰记在上海名声远播。温州人陈裕昌， 也是身无分文，在 19 世纪 50 年代来到上海，到 1862 年，就已经是大富翁，以至于外国人说起他，都说这个人是上海富 有的人之一。
当然，需要提到的，是胡雪岩。一方面胡雪岩的确有商 业奇才，他在杭州经营的钱庄，生意兴隆，不过民间为称道的，却是他与晚清高层官僚深厚的人脉关系。可以说胡雪岩是晚清的金融家，除了经营大米、生丝，他在上海、宁波、 杭州、温州、福州、厦门、汉口、北京，都有气派的钱庄，甚 至是海关银号。
还有一位宁波人也需要提及：叶澄衷。叶澄衷的父亲过世 的时候，他不过是个 5 岁孩童，还有 4 个兄弟姐妹，以及小脚母亲，一家人仅有的财产，是 8 亩稻田。叶澄衷开始的生计， 是一边在稻田里种地，一边在乡间油坊里当差。14 岁，他父亲 的一位姓倪的朋友把他带到了上海，然后又想办法让他在法租界的一家杂货铺谋得一个雇工的位置。几年之后，到 1862 年，他便开始自己创业，在黄浦江上划舢板来向外国人出售杂货。
叶澄衷这个人勤快诚实，重要的是，他学了一些英语，这使得他有机会将自己的生意扩大。条件稍微改善之后，他罕见地聘请了一位英语老师，晚上让他的所有雇员集体学习英文，因此 也慢慢训练了一批属于他的职业经理人。到 19 世纪末，叶澄衷在上海有 6 家公司，在汉口有两家公司，在九江、芜湖、镇江、 天津、营口、宁波和温州都开设了商号，大量从事贸易和机器 业务。此外，他还开设钱庄，这使得他拥有了融资的渠道。到 19 世纪 90 年代，他在上海和汉口开设了数家缫丝厂、火柴厂，大面积从商业转向工业，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个人财产已经累积到 800 万两，真正可以说是富甲天下。
一个时代的经济征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家的活动来体现的。晚清在它后的几十年内，忽然产生了一批有成效的企业家和贸易家，肯定是市场的逻辑在起作用。尤其是一批草 根阶层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迅速成为中产阶级，或者是超级富豪，这表明，晚清后几十年的市场建设为大量有商业天 分及有志于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首要的原因，是晚清政府被动建构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架构。随着条约口岸的建立，中国社会次真正直面国际贸易，并通过国际贸易，拉动了腹地的农业经济。这样具有开放 征象的经济发生链，为企业家的出现准备了前提条件。企业家与开放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 然催生出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反过来也必然促进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对开放社会的观察，可以用企业家的发展数据、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来做量化分析；对 企业家的观察，也可以用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设定一些与开放有关的价值坐标，来做具体的考量。两种路径互为表里，促 使我们找到社会发展、市场演进的内在原因。
也就是说，晚清之所以优秀的商业家辈出，说明市场已经处在一种开放的过程中。这对于一个古老的国家而言，的确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发展契机，可惜在不久之后，晚清政府再一次回到国家主义主导经济的陈旧轨道上，再一次用暴力的手段和民粹主义的情绪，与国际化力量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和军事形态 的对抗，中国的市场建设和企业家建设终只能是昙花一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第二位的原因，则是农业经济向商业贸易经济的转型，或者说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为有梦想的人们提供了创新空间， 为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农耕经济的低水平状态，长期以来市场半径过小，自由交换不足。但随着一种被动开放社会的出现，市场的形态开始转变。19 世 纪 70 年代，贸易利润已经远远大于占有土地获得的利润，土地收益率在整个 19 世纪下半叶不断走低。此前的 18 世纪后期，纳税前的收益率约为 10%，而在 19 世纪中叶，降为 4%。到 19世纪 80 年代，诸如山东这样富庶的地方，每亩土地的地租不过3 两白银。这种农耕经济的低收益率现实，让很多人开始寻找迁徙的机会，大量有想法、有勇气的人们开始向城市流动，正是这一批流动的人群中，隐藏着日后富可敌国的企业家，他们首先发现，在土地上的固定的生活方式已经无法让他们取得财富，而近代工商业才是更加诱人的出路。
这正是所谓市场的逻辑，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曾经和正在富甲天下的企业家和商人们，都生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
中卷.倒退的民国
二、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运动
当世界经济态势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换的利好条件，当内生的以企业家为主导的民间自治社会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要态势，中国市场兴起一场新兴的工业化运动，就成为必然的结果。因此，第二次工业化运动的辨识度，是非常醒目的，这就是市场主要以发展轻工业和中小企业为主要特征。
首先，需要关注的产业，是棉纺织业。
可以肯定地说，棉纺织业是第二次工业化运动的先行部门，是中国近现代工业企业早融入国际市场秩序，早形成 全国性内需市场的产业。1913 —1918 年，国内兴起过 8 家纱厂。1919 年出现 4 家，1920 年则创办了 9 家。到 1922 年，棉纺织业纱厂可以说蔚为大观，达到 49 家。这其中就包括了张謇的大生纱厂，聂云台 1 的恒丰纱厂，以及穆藕初 2 的德大纱厂、厚生纱厂和豫丰纱厂。当然，也包括荣氏家族的申新纱厂。
大生纱厂的发展，贯穿了整个第二次工业化的运动。1914 年，这家纺织公司的锭子规模为 6.67 万锭，资本总额为 190 万两白银。1920 年，锭子规模为 10 万锭，资本总额扩张为 290 万两白银。1921 年，锭子规模扩张到了 13.504 万锭，资本总额 达到 320 万两。
荣氏家族的申新纱厂相比张謇要晚起一步，且起步的规模要小很多。1915 年申新纱厂一厂开业，纱锭的数量为 3.88 万锭，资本规模为 300 万元；1917 年荣氏家族买进一家旧厂，改组为申新纱厂二厂，纱锭数量达到 3.54 万锭，资本规模为 190 万元；1921 年申新纱厂三厂开业，纱锭规模达到 5.1 万锭子，资本总额达到 200 万元；1922 年，申新纱厂四厂开工，纱锭规模为 1.76万锭，资本总额为 170 万元。4 这些著名的棉纺织公司，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具有两方面的意义。，拉动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农业与工业的交换， 构成了一个健全的市场系统。当时创办的 49 家纱厂，以上海为厂址的占到 15 家，其余也都创办于靠近农业产棉区的济南、天津、郑州、保定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农业向工业的一种 市场延伸，具有发展经济学农业工业化的典型特征，从而形成了一种现代化的自由市场系统，并成为中国进入近代化以来为典型的产业市场架构。第二，中国新型的棉纺织业很快成 为世界纺织市场的一部分，因而建构了一种开放性的国际贸易体系和竞争性的国内市场体系。一方面，外国机器设备向中国市场快速进口；一方面，中国棉纺织品渐渐替代海外棉布，成为国内消费者的。资料显示，1916 年的汉口海关，清晰记录了与纺织业有关的过境证签发大幅度增加的局面，民族纺织业产品享受免交厘金的权利。这样的态势，表明国产棉布和棉纱的市场火爆，不仅东部市场主要由国产棉布占领，即使是西部市场，比如四川市场，过去主要依赖日本进口棉布，如今国产棉布也终于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其次，值得分析的新兴产业，是面粉加工业。和棉纺织业一样，面粉加工业被许多经济史学家称为民国经济的先驱性产业。进入近代以来，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面粉，主要从国外进口，在中国本地设立的面粉工厂大约有 10 家，且大多数是外资企业。1914 年是个转型之年，由于一战正酣，西方各国必须将所生产的面粉用于战争，因此对华出口中断。正是利用了这种市场的空缺期，民族面粉业开始起步并发展。到 1922 年，中国人自己兴办的面粉加工厂发展到了 26 家，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市场的消费，还能每年向西方市场提供价值高达 2000 万两银圆的面粉，让起步很晚的面粉加工业迅速成为一个真正的对外出口型产业。
面粉加工业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其龙头企业家，正是著名的荣氏家族。资料表明，面粉加工业是荣氏家族的支柱性产业，从 1901 年开始涉足这个产业，到1919 年，在长达 19 年的时间，总共创办了 11 家面粉厂。其中茂新系拥有 3 座工厂，福新系拥有 8 座工厂，主要分布在无锡、济南、上海和汉口，资本总额高达 1000 万银圆，是当时无人匹敌的面粉帝国。
后，值得提及的产业，是榨油业。 相比纺织业和面粉业，榨油业的规模要小很多，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影响到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的重要产业。但在当时当地，这个产业自有它的价值所在，而其中核心的价值，乃是推动了中国本土资本对外国企业的并购与接管。典型的案例是上海的恒裕公司。资料显示，恒裕公司是当时上海的榨油企业之一，且是由德国人早年创办，次世界大战爆发 之后，德国人撤回本土，一个名叫李经羲的中国人，趁机收购了它。李经羲本是李鸿章的侄子，早年跟着李鸿章学到了一些洋务经验，一直对官商合作的企业情有独钟，与徐世昌、赵尔巽、张謇被尊称为“嵩山四友”。不过他更大的志向还是做官，曾经做到袁世凯的国务总理。 除了上海，广州也是工业化的重镇。与上海的棉纺织业、面粉业有所不同，广州的企业家们主要生产烟草、造纸和火柴。 这是更加具有工业化精神的新型产业群。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广州市场的公司范本，很长一段时间，这家公司只能局限于香港，无法在内地取得长足发展。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进口烟草公司淡出，南洋兄弟得以进入中国国内市场。首先，他们占据了广州市场，1919 年拥有这座城市烟草销售总 额的四分之一，接着他们在汕头、厦门，甚至在昆明也取得了营销上的成功。上海是他们的市场必争之地，起初，他们在上海设立了南洋兄弟分公司，不过当他们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到长江中下游各省份，却遇到了日本、英国和美国卷烟市场的阻击。一场白热化的市场竞争由此展开。事实证明，南洋兄弟的竞争手段极为有效，他们借助在香港积累起来的现代广告方法，推出新的营销措施，规定凡购买一定数量的南洋兄弟烟草，奖励额外的现金。如此，南洋兄弟公司一炮走红，长驱直入，不仅 成功占领了外国烟草公司的市场，而且迅速在宁波、上海设立了两家分公司，并于 1919 年重组，扩充资本金，将公司在内地的生产规模从 1913 年的年生产 4758 箱迅速扩展为 1919 年的 4 万箱，其增长指数高达 720%。
如果说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以及烟草业属于传统的工业产业，那么，在当时当地，新兴的工业产业也在不断崛起，比如现代制糖业、肥皂、造纸、玻璃、毛巾、地毯、缝纫机、啤酒、 汽水等完全从国外引进的新工业。仅以北京为例，一战期间共有 200 多家小型企业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它们都是小规模发展，致力于周边地区的市场，员工很少超过 100 名，基本维持经营平衡，远远不能和上海等地的大型工业化生产相比。
因此，要观察大型的现代化工业企业，还是得以上海为例。 值得一提的是马玉山。11921 年之前，中国消费市场的进口食糖占全国总消费量的一半以上，每年的进口高达 45 万吨，市场估算的总需求量则为 100 万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国内制糖业技术水平偏低，食糖加工粗糙，导致大量的进口食糖迅速占领国内的主要市场，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市场。同样是次 世界大战带来了市场的变化，其中有影响力的变化在于，各大工业强国与甘蔗生产国之间的供求关系破裂，或者由于运输渠道的断裂，导致生产地与加工地之间无法有效对接。作为世界上的甘蔗生产地之一，中国在这时成为原材料的丰盛之地，同时在过去一段时间，也学习和积累了相应的食糖生产技术，这就为一批民族资本家进入制糖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市场机会。
香港商人首先看到了这样的商机，一家英属的制糖公司迅速打入内地市场，赚取了巨大的利润，这让马玉山受到很大的刺激，创建新公司的信心更加高涨。恰逢国内著名的企业家张 謇、聂云台等人也看到这个新兴的产业，他们全力支持马玉山，筹集 500 万元资本，一方面在上海创建了中华国民制糖公司，一方面在华北平原各省建设甜菜种植基地。一家新兴的现代化公司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
马玉山生于 1878 年，卒于 1929 年，广东香山人氏。早年经商，在菲律宾创立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民国后从菲律宾回国，先在香港创设糖果公司，积累资金 300 万元，后在广州、上海创建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其分行遍及北京、天津、各省大埠及南洋。 因资本不足，1928 年宣告破产。从马玉山创业的 故事来看，他一方面立足于海外资本和海外创业经验，一方面 则在内地寻找企业家层面的市场合作。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市场自由精神的民国企业家。
近代化以来中国第二次工业化运动值得经济史学家认真总结。如果说 19 世纪的洋务运动是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行为，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纵向化的工业化运动，那么 1914 —1924 年兴起的第二次工业化运动，则是一种横向发展的态势，所谓横向态势，是指市场没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而是由深孚众望的企业家来组织市场资源，推动市场交换与创新。
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是晚清政府为了解决国家军事力量而兴起的重工业运动，那么第二次工业化运动，则是企业家阶层 基于市场的逻辑，努力满足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是一种倾向于消费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普遍的轻工业生产。
如果说次洋务运动兴起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独立，那么第二次工业化运动，其主要目的则是遵守市场的逻辑，致力于企业家阶层的利润索取，利润原则成为第二次工业化运动的主要推动力，这在本质上推动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
如果说洋务运动兴起主要依靠晚清政府的投资，间或向民间市场募集了少部分资金，那么第二次工业化运动，则完全是企业家阶层立足市场获得了企业发展的自由资本，这样的资本态势，一方面让企业家获得了市场的尊重和产权的独立，一方面又为民国时代的市场经济体系创造了非常自由的市场化金融秩序，而这样的自由金融秩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自发秩序。
正是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由经济意义，第二次工业化运动才 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打下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下卷.第三次开放
五、企业家的心态分析，以荣毅仁为例
1956 年前后，当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迭起，全国人民一片欢腾之时，社会上的确传来一种声音，说的是有一批 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这是一个事实，周恩来在 1956 年 11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起荣毅仁时是这么说的：“他是全国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屣，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周恩来向来是阶级分析的高手，这番话出自他的报告《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周恩来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并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企业家的一种方法。一方面，周恩来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爱国、和平建设、增加生产等方面的积极贡献，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资本家不可能完全舍弃自己的利益，因此具有深刻的两面性。立足于这一点，周恩来主张共产党人要充分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积极性的一面，限制他们消极性的一面。这是一个策略，周恩来号召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多动脑筋，“要一直利用到民族资产阶级被消灭为止，将这个阶级的分子改造成国家工作人员或工人。”高层对私人企业家的整合方法非常明显，这就是利用和限制，目标是建设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刘少奇在同一次会议 上，他系统阐述了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完全改造达到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么，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
当周恩来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刘少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目标成为一种共识，大多数企业家事实上是深信不疑的，即使内心有怀疑，表面上也会积极认同和参与。这或许是得益于强大的政策宣传，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或明或暗存在的某种威逼。当时北京市有一份调查报告，对 588 家资本家的思想动态进行调查，其中表现比较积极，要求公私合营的占到了 37%，能 够勉强接受公私合营的占到了 58%，不肯合作的或者有比较严重的抵抗行为的占到了 5%。所以邓小平说：“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而薄一波后来在回顾历史时说：“1955 年冬天，敲锣打鼓，申请公私合营的滚滚人流中，虽然心情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是希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却是许多人的共识，这是抹杀不了的。
必须说明，高层诸如此类的政策阐释和理论分析，都只是一个时代公私合营的外在原因，我们相信还有更加内在的价值观秩序存在于这一代企业家的内心之中。我们阅读荣毅仁的心灵独白，从中或许可以找到这一代企业家的基本价值观，找到他们为什么愿意放弃宝贵的企业产权的内在原因。毕竟，当时在推行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时候，的的确确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暴力抢夺事件，企业家们主动申请，积极参与，乃是常态。
其一，荣毅仁的价值观谱系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市场主义。荣毅仁早年接受过完整的西方式教育，他的企业经营，也让他对整个世界的企业史秩序很了解，当他决定把企业完全交给国家，在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维度上，他的朋友们不可能理解，尤其是他的外国友人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但了解中国近 现代经济史和企业史的人们必然知道，无论是晚清时代的企业 商战的价值观，还是黄金时代的民族主义企业精神，包括民国中后期的官僚资本主义，事实上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企业家的国家主义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这才是荣毅仁这一代人的主要精神世界。产业报国、民族独立和富强，这些看上去宏大而且神圣的使命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遮蔽了企业家的市场逻辑和职业精神，遮蔽了企业的开放性和交换的开阔性。荣毅仁也是如此，所以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起。这是真心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曾经来找我问我，有的人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我坦白地告诉他们，解放前我不但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
“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涌来，我们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马路上美国兵横冲直撞，北京的女学生被强奸。我父亲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了。就是我的爱人，虽然当时所想的只是如何过安乐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容忍外国兵对自己同胞姐妹的侮辱吗？那时，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强盛的祖国，而蒋介石国民党只会给祖国带来更多的屈辱。
其二，荣毅仁对国民党已经完全失望，这种情绪导致荣氏家族可能做出一些判断。
荣氏家族在民国时代遭遇官僚地痞的盘剥和绑架，是一个事实。一方面战争不断，企业的市场环境极为糟糕，荣氏家族企业只能艰难度日。另一方面，国民党推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官僚整合公权力，对黄金时代的企业家自治秩序和企业家的公司模式构成威胁，大量的官僚资本家试图用市场并购的方式，蚕食私人企业家，的确让荣氏家族大伤脑筋。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公权力，尤其是警察力量并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各种对私人企业家的敲诈事件纷纷上演，荣德生深受其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荣家人开会的时候说，无法想象情况还会比现在更糟糕，因此荣毅仁选择留在大陆。这意味着身处如此国难家仇的困境之中，荣氏家族希望迎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时代乃是理所当然。所以荣毅仁说：
“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大都是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稍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我的父亲和伯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创办和发展了自己的企业。这些年代，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我父亲一辈人梦想着办工厂，救国图强。当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连年内战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的企业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父亲一辈人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可是蒋介石上台后对我们的手，却是无端通缉了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 10 万银圆。
1934 年，当申新困难的时候，我父亲以价值三四千万元的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签订借款 500 万元的合同。当时官僚资本的投资者宋子文想趁机挤掉申新，吃掉我们的企业。当银行只付了 280 万元时，他就强制停止继续付款。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还把我 70 岁的父亲荣 德生绑架了四十多天，勒索了二十多万美元的赎金，还给所谓破案的警备司令送去了更多的酬劳。
其三，荣毅仁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学面相， 他完全是站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角度观察这个新兴的政府组织。一方面，荣毅仁没有理解共产主义的经济学逻辑，同时也意味着荣毅仁没有真正理解企业产权私有制度的重要性，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之下，配合他的国家主义的价值观，他可能深信全面国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将所有人都带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经济官员在初期的确为大量的私人企业解决过一些困难，尤其是在残酷的内战结束之后，国内市场交换几乎中断，农村原材料市场几近凋敝，而欧美市场普遍对新兴的中国存有一种怀疑和谨慎的封锁，政府推出的统购统销经济政策，能够在短期之内帮助私人企业家解决企业供应链的问题，这使得荣毅仁只看到了眼前的企业形势的好转，忽略了更加重要的企业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荣毅仁事关经济政策的赞美之词，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谁来建设独立强盛的国家呢，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是共产党。解放前夕，我们一家对于共产党的到来是感到惶恐的。我们几个兄弟中，有的跑到泰国去办工厂，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亲因为恨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坚决不愿意离开祖国，我也不愿做白华，和他一道留了下来。我们企业的流动资金当时已经枯竭，解放以后又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这个时期申新能够维持生产，全部依靠爱护民族工商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贷款，加工和收购，依靠职工群众的团结和 积极生产。政府帮助我们建立了总管理处，统一领导过去分散 经营的各个工厂，并且指导我们逐步改进经营管理。生产因此得到发展，纱锭的生产率提高了 40% 以上，慈宁宫 1951 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 年的盈利就达到了资本总额的 1/4 以上。 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使我们的企业完全摆脱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而我们的弟弟在泰国办的工厂却破产了。
“重要的还在于，解放以后六年来，国家强盛了，这是每个从旧的中国过来的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我经常接触到工厂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了。农村土地改革的结果，棉花产量超过历史上的水平，我们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我们曾经有过的对帝国主义的畏惧，接着，五年计划开始了，全面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哪能有今天？
其四，则是荣毅仁本人的一些心态，他认为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会让他的个人利益受到冲击，也不会让他失去生活上的保障。
“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敬，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这的确是荣毅仁的原话。问题在于，当荣毅仁这样说的时候，他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基本的常识。由于私人企业产权被彻底破坏，中国经济陷入了两个死胡同：由于没有一批私人企业的支撑，经济开始彻底成为一个空壳；而新政府对私人企业产权的成功解除，为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积累了方法论前提。重要的是，当荣毅仁失去了对他的家族企业的产权和管理权，事实上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虽然他一度出任过上海市副市长，还出任过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78 年之后他甚至出任过国家副主席，但在“文革” 时期，荣毅仁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以清扫公共厕所为职业， 还曾经被红卫兵打断了手指，这些肯定是 1955 年时的荣毅仁完全没有想到过的。
站在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的意义上，荣毅仁的价值，毫无疑问只能是一名优秀企业家的价值。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看得十分清楚。1979 年，荣毅仁终于等到了邓小平的邀请，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纵观当时的格局，唯有荣毅仁既有国际上的人脉，又有家族产业的积累，同时也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也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商场上的经验和才能。他冲破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率先向国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中国发射，在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方面也敢为人先。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经过三十多年的悲剧性折腾之后，荣毅仁依然回归他的卓越的企业家天赋，为这个苦难的国家经济上的再出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