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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大明星”蓝苹
陈伯达回忆了一段他奔赴延安途中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小插曲……
就在陈伯达到达青岛不久，黄敬来了。陈伯达准备取道西安进入延安，而黄敬也正巧要去西安，于是说定结伴而行。有了黄敬同行，陈伯达非常高兴，因为他携妻带子，正乏人照料。
黄敬对青岛人熟地熟，很快就弄到车票，与陈伯达一家前往济南，转往西安。
虽然陈伯达与黄敬同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但是，他只知道黄敬是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对黄敬的身世、婚恋一无所知。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得知一点关于黄敬的家庭情况：那是陈伯达到达天津后，有一回跟李大章上街，看见街头贴着一幅电影海报，上面画着一位女明星的头像。
“你知道她是谁？”李大章问陈伯达。
陈伯达不大看电影，自然不识那位女明星。
“她叫蓝苹。”李大章告诉他。
陈伯达不在意，对什么“蓝苹”“红苹”之类没有太大兴趣。
“你知道她是谁的妻子？”李大章似乎没个完，继续“考问”陈伯达。
陈伯达有点不耐烦了，他不知道李大章怎么会对这个女明星有那么大的兴趣。
这时，李大章压低声音，在陈伯达耳边说道：“她是黄敬的妻子！”
这下子，陈伯达恍然大悟，不由得朝那幅海报又看了几眼。从此，在他的记忆仓库中，留下印象：“黄敬的妻子是一个电影演员，叫蓝苹。”
从青岛到西安，黄敬和陈伯达朝夕相处，一路走了半个多月。不过，彼此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一路上相互都没有谈及自己的身世。自然，陈伯达一句未曾向黄敬问及蓝苹，黄敬也没有向陈伯达提及蓝苹。
其实，李大章在闲聊中告诉陈伯达的，是“过时新闻”！蓝苹与黄敬的关系，说来话长……
蓝苹，当年上海滩上三流的电影演员。她是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因父母离异，母亲带她离家出走。母亲以帮佣为生，维持生活。
黄敬其实不姓黄，本名俞启威。俞家乃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祖父俞明震，清朝南京水师学堂督办（校长）。俞明震三兄弟，俞明震为长兄，他的小弟弟之长子即俞大维——导弹专家，后来成为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蒋经国之女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之子。
俞明震之子俞大纯，即黄敬之父。俞大纯有四子两女，黄敬排行第三，在家称“三少爷”。
在俞家之中，唯有“三少爷”走上革命之路，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黄敬。
黄敬的大姐俞珊，喜爱文艺，参加田汉的“南国社”，成为演员。
俞珊与赵太侔结婚。赵太侔是闻一多、梁实秋的同学，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济南出任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李云鹤于1929年进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时年15岁。李云鹤聪明伶俐，颇得赵太侔、俞珊喜欢。
1931年春，17岁的李云鹤得到赵太侔资助，在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同时在图书馆工作。这时，黄敬正在青岛大学物理系学习。李云鹤结识了这位俞珊之弟，陷入热恋之中，进而结合。
翌年，黄敬加入中共。不久，黄敬担任青岛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1933年，黄敬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
黄敬深刻地影响了李云鹤，引导她走上革命之路。1933年1月，19岁的李云鹤加入中共，介绍人便是黄敬。
1933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黄敬被捕。李云鹤仓皇出逃，只身来到上海。这个山东姑娘先在上海当小学教员，后来重操旧业，当起演员来，改名蓝苹。她在上海早已把黄敬丢在脑后，与电影评论家唐纳（本名马骥良）结婚。不久，她又见异思迁，与导演章泯同居。唐纳闻讯，两度自杀未遂，大报小报竞载“唐蓝婚变”，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
黄敬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于193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黄敬成为学生领袖之一（据陈伯达回忆，这时的黄敬尚未找到中共组织关系，在“一二•九”之后几天，黄敬重新恢复中共党员身份）。
1936年4月，黄敬作为北平学联的代表，与陆璀等一起来到上海，住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厦。5月底，黄敬在上海出席了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在沪期间，黄敬曾与蓝苹见面，蓝苹不忘旧情。这样蓝苹在5月底突然离沪北上，前往天津。唐纳以为她回娘家，追至济南，不见蓝苹，在济南商埠三马路的济南宾馆5号房内喝下一磅酒精和吃下许多红色火柴头自杀，茶房发现后急送万达医院抢救，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唐纳次自杀。蓝苹闻讯，急忙从天津赶回济南，与唐纳一起返回上海……
就在陈伯达和黄敬一起到达西安前一个多月——1937年8月初——江青由上海途经济南、西安，进入延安。
黄敬在西安与陈伯达分手。黄敬前往晋察冀边区，担任那里的中共区党委书记。
陈伯达一路艰辛，终于带着妻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初到延安，陈伯达人地生疏，在那里不声不响。
一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独自出去散步。他踱到延水的一条小支流旁，准备跨过一座小桥。
那木头桥很窄，倘若对面有人走过来，这边的人只能等那人走过才能上桥。陈伯达一看，有两位女同志从河对岸上桥，便退到桥边，让她们先过。
两位女同志过桥而来，其中一位陌生，另一位却很面熟——陈伯达认得她，她是王若飞的夫人李培芝，曾和陈伯达一起在苏联留学。
在桥头，李培芝见了陈伯达，当即大声地说：“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陈伯达同志。”
李培芝转向身边那位女同志，向陈伯达介绍说：“这位是江青同志。哦，来自上海的电影大明星——蓝苹！”
陈伯达一听“蓝苹”的大名，马上记起来李大章说过的一席话，便跟江青握了握手，说道：“我和黄敬一起从青岛到西安。黄敬另有工作，在西安跟我分手。他一切都好！”
说这话时，陈伯达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江青的脸色骤变——因为那时他还以为她是黄敬之妻！
这段小插曲，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本来早从陈伯达的记忆中消失。可是，30多年后，当陈伯达在“文革”中失势，在一次批判陈伯达的会议上，江青忽然抖漏出一句话：“黄敬跟你说了些什么？”
陈伯达大吃一惊，这才猛然记起30多年前的往事。原来，他初见江青时所说的几句话，真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触及了江青心中敏感的事。在她看来，大约一路之上，黄敬跟陈伯达说了许多关于她的事情，透露了她的“底细”。难怪，30多年后，江青还一直把那么个小插曲牢牢记在心中……
担任秘书
陈伯达记得，那是1939年春，张闻天找他，商谈调动工作问题。张闻天告诉他，提名，调他到办公室工作。理所当然，陈伯达以欣喜心情，一口答应下来了。
据陈伯达回忆，当时调他去，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主席为，因此也就是到办公室工作。
办公室的秘书长为李六如。李六如是的老朋友，早在1921年便经、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4师党代表……后来，在1957年，他把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其中主人公“季交恕”便是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形象。
刚到军委主席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觉得不甚适应。因为李六如分配他处理军务电文，他要把前方发来的军事电报内容向报告，然后按的意见草拟复电，发往前线。他是“秀才”，对于打仗一窍不通。
没多久，也看出陈伯达不适合做军务电文方面的秘书工作。陈伯达的兴趣，似乎还在那些“老古董”（孔子、墨子、老子），而这些与秘书工作毫不相干。
“我建议你把研究的兴趣，从中国古代哲学转向现实。你应当做些现实的研究。”对陈伯达说。
陈伯达接受了的意见。
这样，他从收收发发军务电文，改搞资料工作。用陈伯达的话来说，他成了“材料员”。给定了四个题目，要他收集资料。这四个研究课题是：
《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
在的指导下，陈伯达做起了资料收集工作。这些资料，后来分为四册印行。陈伯达说，是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收集、整理这些资料，使陈伯达对中国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他后来写《评〈中国之命运〉》等书打下了基础。
陈伯达成了的政治秘书。让他超脱于一般的收收发发之类秘书事务性工作，而是协助自己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据陈伯达回忆，那时40多岁，正值中年，精力充沛，他的著作一般都亲自执笔，不用秘书代劳，只是一些技术性文件，要秘书起草，以节省他的时间。写毕，有时请秘书看看，提些意见，作些修改。本人便是著作巨匠，擅长写作，他的著作别具一格，自成一体，非他人可以代笔的。陈伯达记得，只有收入《选集》第2卷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第1章《中国社会》，是李维汉起草的，陈伯达作了修改，后由改定；第2章《中国革命》，是亲自写的。需要秘书动笔的，常常是他的演讲，他在演讲时，一般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有的甚至是即兴式发言，连提纲都没有。这时，需要秘书作记录，整理出讲话稿，由改定。
据陈伯达回忆，他曾为朱德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作过一些修改工作，陆定一也参加过。
在延安整风中，李六如被调离办公室，从此，便不再在身边工作。
陈伯达的职务，不断地在变动着：他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为张闻天，副院长为范文澜，陈伯达担任秘书长。
这个研究院之下，又分若干研究室，陈伯达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他的职务虽然在不断变动，但是他实际上一直在做的政治秘书。特别是他后来所担任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之职，就是做政治秘书的工作。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载陈伯达延安时期的简历，基本上是准确的：
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
由于的信任，陈伯达进入了中共高层，接触中共高级机密——尽管他的职务还并不很高，而工作岗位显然占据要津。陈伯达日后的飞黄腾达，那腾飞的起点便是“秘书”这一职务。
后来，陈伯达对他的同乡、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陈矩孙（陈絜）说“私房话”时，曾口吐真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这可以说是陈伯达毕生的“经验”之谈。他“跟准”了，确是“要紧”的。
在陈伯达担任的秘书将近两年的时候，由于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需要增加秘书，陈伯达向推荐了胡乔木。
笔者1993年4月1日曾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据她回忆：
当时，陈伯达并不认识胡乔木。
那是在1941年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找胡乔木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决定调他担任秘书。
当时，胡乔木毫无思想准备，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一新的极为重要的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赞赏。他推荐给，看了，说：‘乔木 是个人才。’所以，早就注意你。近，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以上回忆是胡乔木夫人谷羽亲口对笔者所说——尽管她回忆这段往事时陈伯达已经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但是她并不避嫌，仍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真实情况告诉笔者。
自从胡乔木来了之后，陈伯达和胡乔木互相配合，为分担了大量的文字工作，起草了众多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重要文章，成为中共中央的两支笔。
由于笔者曾写了《的秘书们》一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一生曾先后有过35位秘书，他们担任秘书的时间为：
谭政（1928）
江华（1928~1929）
贺子珍（1928~1937）
谢维俊（1928~1929）
古柏（1930~1933）
曾碧漪（1930~1933）
李井泉（1930~1931）
郭化若（1931）
谢觉哉（1933~1934）
黄祖炎（1933~1935）
王首道（1933~1934；1937~1944）
李一氓（1935）
童小鹏（1935~1936）
叶子龙（1935~1962）
吴亮平（1936~1937）
张文彬（1936~1937）
周小舟（1936~1938）
李六如（1937~1940）
和培元（1938~1941）
华民（1938）
江青（1938~1976）
陈伯达（1939~1970）
张如心（1941~1942）
胡乔木（1942~1966）
王炳南（1945）
田家英（1948~1966）
罗光禄（1948~1963）
王鹤滨（1949~1953）
高智（1953~1962）
林克（1954~1966）
徐业夫（1957~1974）
李锐（1958~1959）
谢静宜（1959~1976）
戚本禹（1966~1968）
高碧岑（1968~1974）
张玉凤（1974~1976）
在的众多的秘书们之中，陈伯达担任的秘书是长的一个，前后达31年。
除了向推荐了胡乔木之外，陈伯达还曾和胡乔木一起，推荐介绍田家英担任的秘书。
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在《陈伯达的为官和为学》一文中这样回忆当年的陈伯达：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 “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陈伯达住在一个窑洞里，里边有一个小炕，他躺在炕上。 我们二十来岁，他已经四十多岁，是老前辈，胖胖矮矮的，很随便。窑洞里边多能容十多个人，挤不进去，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 。他什么都吹，天上、地下，无所不吹。有时候，他会讲一些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 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 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陈伯达对我们讲，说，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 ，应该读。而过去，共产党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陈伯达也说，曾国藩的家书，文字非常漂亮，内容非常实 际，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是我们这些青年，那些四十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 杀的，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陈伯达一次讲，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说，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强迫革命不行， 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
总的说来，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 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