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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帝，自雍正帝之后，已不再进行御门听政制度，主要臣子是用文字的方法上呈奏折，皇帝用文字的方式下达谕旨，而以谕旨来管理整个庞大的帝国。谕旨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在奏折上的朱批和早朝时的口谕来承写，其间也常常有军机大臣退下，交待其意而由军机章京起草，军机大臣修改后呈上。军机处所拟谕旨经皇帝批准后，或明发、或字寄、或交片。皇帝的朱批和早朝时的口谕，是谕旨产生的关键。慈禧太后对此进行了监控。

       自光绪帝亲政之后，《随手登记档》中差不多每天都有这样的记录：“缮递某某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缮递某某日早事传旨事由单”、“缮递某某日电旨某道”。此中的“缮”，是军机章京抄写的意思，此中的“递”，是上呈的意思。而这些由军机章京每天抄写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电旨”是递给慈禧太后的。

这一报告制度早在光绪帝亲政前便已确立。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初十日，军机大臣世续、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上奏慈禧太后，对光绪帝亲政后的政务处理方式提出方案。其中有两条规定：

一、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皇上批阅传旨后，发交臣等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至内阁进呈本章及空名等本，拟请暂照现章办理。

一、每日外省折报，朱批发下后，查照醇亲王条奏，由臣等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

此一奏折递上后，于十五日奉慈禧太后懿旨：“依议”。以上记载中的前者即为“早事传旨事由单”，后者即为“朱批折件事由单”。至于电旨何时开始进呈慈禧太后，我还没有查到相应的档案。

       从《随手登记档》中可以看出，军机章京每日“缮递”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及“电旨”，都是在第二天进行的，无一例外。由此可见，这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由此又可以确认，在政变之前，光绪帝单独出席“早朝”，有单独的朱批权、口谕权，并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来，就是在第二天，必须要向慈禧太后报告。

       《随手登记档》所记录的“朱批折件事由单”，在中国历史档案馆中今存有相当多数量的底稿，不妨看一下其实例。百日维新起始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可将前后两天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排列于下：

四月二十二日。谭钟麟、许振祎奏崖城黎匪滋事办理情形折，奉朱批：另有旨；又奏请以雷州府知府郅馨与肇庆府知府文康对调折，奉朱批：吏部议奏。谭钟麟奏请以麦国栋补广东莲濠营守备折，奉朱批：兵部议奏；又奏炮台勇团起支薪粮等款日期片，奉朱批：该部知道；又奏汇袭世职折，单一件，奉朱批：兵部议奏，单并发。谭继洵奏遵议改设武科章程谨拟条陈折，单一件，奉朱批：兵部议奏，单并发；又奏三月分雨水粮价折，单一件，奉朱批：知道了；又奏请以罗迪楚补监利县知县折，奉朱批：吏部议奏；又奏候补直录州知州吴本义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候补知县清瑞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廖寿丰奏浙东厘金归税司经收岁拨各饷力难筹办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又奏安吉县知县汪一麟调署上虞县知县折，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候补道时庆莱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上年分抽收土药厘金折，单一件，奉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又奏闰三月海塘沙水情形折，单一件，图一件，奉朱批：知道了。保年、兴存、春龄奏特参庸懦不职之协领连保等请分别惩办折，奉朱批：另有旨。祥顺、丰绅奏因伊孙补授理藩院员外郎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

四月二十三日。廖寿丰奏解递俄、法款银折，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副将汤鸣盛请留浙归标补用片，奉朱批：著照所请，兵部知道；又奏解协黔饷银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假满病请开缺折，奉朱批：著再赏假两个月，毋庸开缺；又奏前安溪县知县戚扬学有根底请送部引见片，奉朱批：戚扬著交吏部带领引见；又奏请将二十一年以前防军报销量免与扣平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上年分秋冬二季厘捐数目折，单一件，奉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连顺、德木楚克多尔济奏查阅卡伦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德木楚克多尔济奏到任日期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

这两天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有长短，系由当日的朱批奏折多少决定。从档案来看，四月二十二日奏折数量属政务正常的数量，二十三日恰是奏折较少的一天。如果将此“朱批折件事由单”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相对照，可以看出，当日收到的京外的奏折题由及朱批，全都上呈慈禧太后了。慈禧太后从这些简要的报告中，可以大体明了各地的政事政情及光绪帝的态度。

       清代制度，皇帝每天出席早朝。早朝由京内各衙门及军事单位轮值，军机大臣一般也参加。在早朝中，轮值各衙门上奏，皇帝当时即予以指示。军机处每日向慈禧太后呈报的“早事传旨事由单”，我在档案中还没有发现；但军机处本身有《早事档》，记录早朝的情况。我个人认为，由军机处向慈禧太后呈报的“早事传旨事由单”应与军机处《早事档》大体一致，就像前引“朱批折件事由单”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大体一致一样。以下仍以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为例，看看慈禧太后得到了什么样的报告。四月二十二日为吏部、翰林院、侍卫处值日，该日的《早事档》记：

内阁奏殿试大金榜用宝牌，奉旨：知道了。吏部奏议复广西巡抚奏冯相荣补太平思顺道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甘肃新疆巡抚奏彭绪瞻补库车直隶厅同知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湖广总督奏荆州同知期满奏留与例不符事，奉旨：留；又奏查明盛京将军奏涂景涛署康平县知县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盛京将军奏何厚琦署锦县知县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浙江海运出力船商等请奖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吏部、上驷院各述旨，均奉旨：是。领侍卫内大臣奏侍卫吕桂荣告假回籍省亲事，奉旨：依议。阅兵大臣等奏校阅神机营先锋马、步各队操演完竣复奏事，奉旨：知道了。那彦图等殿试监试完竣、果勒敏等稽查中左门中右门完竣、钮楞额稽查刊刻题纸完竣各复命，均奉旨：知道了。克勤郡王晋祺因病请续假十日，奉旨：赏假十日。海年病痊请安，奉旨：知道了。王懿荣仍在南书房行走谢恩，奉旨：知道了。景陵总管若麟、沧州城守尉图敏、热河协领根龄、选补湖北德安营参将徐海波各谢恩，呈递履历片，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翰林院奏无事，奉旨：知道了。

四月二十三日为是户部、通政使司、詹事府、镶黄旗值日，该日《早事档》记：

中允黄思永封奏一件，奉旨：留。户部奏议复浙江请改折南漕拟俟秋成后再行奏明办理事，奉旨：依议；又片奏京城典当加税拟请核减议驳事，奉旨：依议；又奏会议已革运同乔景仪捐赈开复原官议驳事，奉旨：依议；又片奏布政使裕长捐赈拟请照章核奖事，奉旨：依议；又奏会议东纲经征商灶课未完一分以上各员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会议安徽地丁等奏销案内续完各员减议免议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议复闽省奉拨京饷请由闽海关于药厘银内代解仍令照旧办理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八沟税员常谦盈余未能征收应令赔缴事，奉旨：依议；又奏核销塔尔巴哈台收支饷项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核复闽省海防善后收支各款事，奉旨：依议；又片奏给书识等银事，奉旨：依议。通政使司奏春季分本章数目事，奉旨：知道了；又片奏驳还成都将军恭寿一本可否查取错误职名照例送部议处请旨事，奉旨：依议。恩寿因病请假五日，奉旨：赏假五日。伯都讷副都统柏英因修墓到京请安，奉旨：知道了。荣禄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各谢恩，均奉旨：知道了。四川尽先即补道沈翊清、分发河南补用道马开玉、分省补用知府许晋祁、荆州协领尼英聂哩、杭州协领哲尔经额、热河协领双禄各谢恩，呈履历片，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詹事府值日名单，奉旨：知道了。镶黄三旗各奏无事，均奉旨：知道了。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可以通过此类简要的报告，大体了解京内各衙门的政事与政情以及光绪帝的态度。

       “电旨”即电寄谕旨，是因情况紧急而向外省或驻外公使发出的谕旨。由于当时的电报为有线接力方式发送，费用高昂，且军机处尚无电报房，清廷的电报均经总理衙门电报房转收转发，当时的电旨是比较少的。四月二十二日即未有电旨，四月二十三日有发给广西巡抚黄槐森的电旨一道，次日军机处将该电旨“缮递”慈禧太后。

       除了“缮递”的电旨是具体的政令外，前引“朱批折件事由单”和《早事档》都十分简略，慈禧太后得此，虽可知政务的大概，但还不能了解政务之具体。然从军机处的重要档册《上谕档》和《洋务档》中，又可以看到，每天重要的奏折及相关谕旨，军机大臣须在当天上呈慈禧太后。以下再以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为例介绍。由于四月二十二日没有重要奏折，当日军机处未呈。四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有一奏片：

本日中允黄思永奏息借华款请听商民自相劝办折，又奏集赀设立劝农学堂请旨试办折，又奏办理永清一带水利片，又奏皖北赈捐请重定章程片，均奉旨：存。谨将原折片恭呈慈览。谨奏。

据此奏片，前引此日《早事档》中被光绪帝“留”的黄思永奏折，军机处当天将其原件及光绪帝的处理意见上呈慈禧太后了。

然而，哪些折片被列为重要而须上呈慈禧太后，其决定权在于军机处还是光绪帝本人，上引军机处奏片中并无明言。但从军机处的工作性质来看，其决定权应当属于光绪帝。《上谕档》中另一奏片，可以证明这一点：

民人高清如等呈一件、书四本，均属不合款式，未便呈递，惟查都察院代奏引折内，有民人高清如等呈一件书四本，与军机处随折奏片不符。是否一并恭呈慈鉴？请旨。

这是军机大臣为向慈禧太后进呈有关奏折等文件而向光绪帝请旨的奏片。一般说来，军机处呈送的奏折是当天处理的原件，但由于有些奏折及相关谕旨需要抄写，来不及将原折呈送，也会发生第二天再呈的情况。

       由此可以确认，在政变以前，光绪帝对于重要的奏折及其作出的相关决定，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呈送慈禧太后并报告处理意见。这当然也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但不再是简单的“事由单”，而是要上报全部材料的原件。

       既然光绪帝对重要奏折的呈送有权进行分类，即区别是否必要而呈送慈禧太后，那么，他是否呈送了全部重要的奏折呢？这一问题显然十分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军机处《上谕档》、《洋务档》并参考《随手登记档》，将百日维新期间，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五日，光绪帝呈送慈禧太后的全部奏折排列，制成附表一。这样的附表当然会显得冗长，但惟有如此才可以具体地说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同时对许多读者了解戊戌变法史也有相应的参考作用。

       从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五日（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维新进入其高潮期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详见附表一）。为此我将之与今日研究者使用多的三本史料书相对照，发现两点，其一是后来史料选编者认为重要的奏折，军机处几乎全部上呈慈禧太后，不同时代的人思路上却有一致性。其二是上呈的奏折数量大大超出了现已发表者，慈禧太后可以看到比今天普通研究者多得多的材料，由此今天许多研究者评论慈禧太后时就有史料不充分之嫌。名为归政的慈禧太后可以看到百日维新中的重要奏折。为此，我又将之与军机处每日登记收到奏折的档册《随手登记档》做比较，我以为，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送到慈禧太后手中。

       百日维新期间上呈慈禧太后的奏折如此之多，是由于维新事业的前进，重要事务日增，而重要折件必须上送慈禧太后。在此之前，虽有重要奏折须送的制度，但因传统政务中没有多少新鲜事，需要上送的折件数量并不是很多。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百日维新前的四月二十二日，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各类折件共计224件，其中正月上呈29件，二月上呈42件，三月上呈54件，闰三月上呈56件，四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上呈43件（详见附表二）。而在光绪二十四年之前，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件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