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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谁是太原起兵的首谋者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五月,李氏集团发动太原兵变,走出了李唐灭隋自代的关键性一步。那么,这次事件的首谋者究竟是谁,长期以来说法各异,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
一、 李世民说。《旧唐书•高祖纪》曰:“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同书《太宗纪》曰:“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新唐书•太宗纪》言:“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同书《高祖纪》言:“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由此看来,两书记载是一致的,都认为唐太宗李世民精明强干,阴结豪杰,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起兵大计,故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首谋者。
至于李世民之父唐高祖李渊,只是被动的受摆布者。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记载,起兵前先是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打算“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继而又使裴寂说服李渊, 后李渊才不得不说:“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又说:“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史学名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评价李渊曰:“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也就是说,太原起兵非出李渊本意,李渊遇事缺乏主见,无所作为,是在李世民的劝说下,才被迫走上反隋道路的。
二、 李渊说。此说认为,李渊才是太原起兵的首谋者,他决不是昏庸无能的酒徒,而是颇具雄心、富于权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李渊起兵前,已是隋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说,高祖“纵酒纳赂以自晦”。其实,他的“纵酒”是出于伪装策略,以消除隋炀帝的猜忌。
李渊早有叛隋的政治野心。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记载,早在晋阳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与宇文士及在涿郡(治今北京)密论时事,武德二年(619)宇文士及降唐,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涿郡密论图隋大事时,李世民才十三四岁,从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来说,都不可能左右久居高位的李渊。又依《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刚做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这充分表露了李渊以太原为地盘吞并天下的雄心壮志。事实也正如李渊所说的,李氏得到了江山,李渊坐上了大唐开国皇帝的宝座。
可是,一些古文献记载晋阳起兵事,为什么褒李世民而贬李渊呢?原来,唐初带有权威性的《国史》和《实录》,形成于玄武门之变以后,太宗朝的史家做了手脚,有意贬抑李渊在起兵中所起的作用,而把首义之功过多地归于李世民。《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后出的史书,不免因袭这种歪曲,故造成了史实的失真。
三、 李氏父子说。此说认为,李渊、李世民父子实际上都有发动兵变的念头,李渊“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而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后,是通过裴寂把起兵意图转告李渊的,事实上这正中他的下怀。既然太原的头面人物都已明确表态,李氏父子就开始积极地做灭隋准备,终于发动太原兵变,夺取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