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老子的会见
南宫敬叔做了孔子的弟子以后，曾向鲁昭公建议派他和孔子一块到周的京城洛阳去观光。鲁昭公答应了，便给他们一辆车子，两匹马，还派了一个仆人，打发他们到洛阳去。
好学的孔子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历史悠久的京城洛阳有丰富的文化宝藏，而且大思想家老子也在那里。老子这时担任保管文物的工作，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馆长或历史博物院院长。
老子听说孔子来了，便套上车，到郊外去迎接。又叫他的僮仆把路打扫干净。孔子也依照当时的礼节，从自己车上下来，把作为见面礼的大雁捧着，送给了老子②。
老子比孔子年纪大得多，经验阅历也丰富得多，他所接触的文物史料也远比孔子这时所已接触到的广博得多。因此，这一次会见，对孔子是极其有益的。这时孔子还在壮年，在求知和修养方面，积极和热情有余，但是还不免有些急躁、粗枝大叶，仿佛还需要更阔大的胸襟，需要在精神内容上更加丰富一些，还需要从更高的眼界对自己所已经获得的学识技能加一番审量。而在这些方面，老子恰是有资格对孔子有所助益的。从老子方面来说，他似乎缺乏孔子那样的积极和热情，好像缺少什么朝气似的，但是和孔子的精神凑合起来，却就可以构成一种宝贵的东西了。老子和孔子都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其杰出的人物，他们的会见是灿烂的古代文化史上饶有意义的一页。
孔子向老子请教了很多东西。甚至就是孔子所熟悉的礼数方面，也证明老子比他懂得多。例如出丧的时候逢见日食怎么办，小孩子死了该葬到近处还是远处，国家有丧事的时候不避战争对不对，战争的时候应该把已死的国王的牌位带着还是不带，等等，老子都根据事实和情理给孔子作了明确的解答①。老子也深深器重像孔子这样一个虚心求知的人。
孔子在洛阳住了几天，要离开了。老子依依不舍地给他送行，并且根据自己的处世态度，告诉他道：“我听说，有钱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是送钱，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是赠几句话。我没有钱，姑且冒充一下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送你几句话吧。，你所钻研的，多半是古人的东西。可是古人已经死了，连骨头也烂了，不过剩下那么几句话。你不能把那些话看得太死。第二，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生的是时候呢，固然应该出门坐坐车，阔绰一下；如果生的不是时候，只要过得去，也就算了。第三，我听说有句老话，会做买卖的都不把东西摆在外面，有极高的道德的人都是很朴实的。你应该去掉骄傲，去掉很多的贪恋，去掉一些架子，去掉一些妄想，这对你都是没有好处的。一切事不要太任自己的性，这样在家庭也不合适，在朝廷也不合适。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话了。”
孔子深深地玩味了老子的叮嘱，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洛阳。孔子回到鲁国，见到自己的弟子，还不住地赞美老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可是会飞的还常被人射下来。鱼，我知道它会游水，可是会游水的还常被人钓起来。兽，我知道它会走，可是会走的还常落了网。只有一种东西，我们不能控制它，它爱云里来就云里来，它爱风里去就风里去，它爱上天就上天，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没法捉摸老子这个人，老子就像龙一样吧。”
走向成熟的道路
孔子自从见过老子以后，他自己过去一些偏于主观的做法是有意识地减少了一些了，他遇事也更能冷静地分析了，加上他原有的勤勉和热情，就使得他更为人们所钦敬了。于是他的弟子多起来，而且还有远地来的。
他曾从容地和门徒们说：“学会的东西，时常去温习，不是很有乐趣么？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老远地来讲究学问，不是叫人很高兴么？自己有本领，可是没有什么人知道，但也没有什么不愉快，这不是有涵养的人么？”①这就是他这一时期的心情。这就是他从孤苦伶仃的童年起，经过挫折，经过自我教育，学习了一些本领，经过实际生活的一些锻炼，又接触了有阅历的先辈老子，自己已经从事着教育事业，同时对于从政又有一些希冀时的孔子的心情。孔子这时还不到三十五岁。
虽然他说人家不知道自己有本领也能沉住气，但想施展自己的本领——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所谓抱负，作为“士”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的孔子，却还是跃跃欲试的。他曾说：“不愁没有地位，愁的是自己没有成套的东西；不愁人家不知道，只要自己有了成套的东西，自然会有人知道啊。”②也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这种心理使他在一生中浪费了很多有用的光阴和精力，使他和人民之间逐渐有了距离，也给他带来了不少苦恼。直到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孔子这种心理才多少有些扭转。
孔子在齐国政治活动的失败
公元前五一七年，孔子到了齐国，这是他生平次有记录的政治活动。齐国原是东方大国，疆土在现在的山东中部和东部一带，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并富有鱼盐之利，在齐桓公时代（公元前六八五—前六四三年），又经过杰出的政治家管仲整顿国政，成了春秋时期的一等大国。这时是齐景公统治的时代，也是大政治家晏婴活跃的时代，国家安定而强盛。孔子希望在齐国做一番事业，是有现实根据的。然而事情不是那么顺利。
孔子何以不留在鲁国而跑到齐国去呢？这固然由于齐国的局面好像大有可为，同时也由于鲁国发生了政变。
原来鲁国有三家有势力的贵族，一是孟孙氏，就是孟懿子南宫敬叔他们那一家；二是叔孙氏；三是季孙氏，就是孔子年轻时穿了孝服赶去吃饭的那一家。这三家贵族原是鲁桓公的子孙，所以又称为“三桓”。三家之中，季氏势力，这时季氏的季平子专政，鲁君昭公很讨厌他。恰巧季平子和另一贵族郈昭伯因斗鸡发生纠纷，原来季家的鸡翅膀上加了芥末，为的是害对方的鸡的眼睛，但那家的鸡爪子上却带了锋利的金属，季平子见郈昭伯不肯退让，便强占了郈家的封地，郈昭伯于是向鲁昭公诉冤，鲁昭公以此为借口，讨伐了季平子。季平子联合孟孙氏、叔孙氏，进行反击，鲁昭公失败了，鲁昭公逃到齐国。齐国把他安置在郓城（在现在山东郓城县东），郓城是齐国从鲁国夺去的地方①。——鲁昭公便在齐国住了下去。鲁国陷在混乱中。
对于“三桓”的擅权，孔子本来是不满意的，现在鲁昭公也被“三桓”驱逐出国，他实在看不下去，便也离开鲁国，到齐国去试一下。
据说齐景公在五年前（公元前五二二年）到鲁国的时候就见过孔子。那时齐景公曾问孔子：“从前秦穆公国又不大，地方又偏僻，可是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呢？”孔子当时回答说：“秦国国家虽然小，可是他们的人志气大；地方虽然偏僻，可是他们的人行起事儿来正当。秦穆公又会用人，曾看中了喂牛的百里奚，和他谈了三天话，便能信任他，叫他执政。像秦穆公这样做法，统治全中国也是够格的；称霸一方，还只能算是小成就呢。”齐景公听了很满意②。因此孔子心里有了底儿，以为到齐国可以做百里奚第二。
依照当时从事政治活动的方式，要去投效一个国君，得找一点门路。哪怕孔子已经见过齐景公，齐景公对孔子的印象也很好，但如果不打通齐景公的亲信，也还是难于掌握到实权的。虽然有百里奚那样的传说，但这究竟只是一般“士”所乐道的美谈罢了，当时社会的现实不是那样的。因此，孔子先当了齐景公的亲信高昭子的家臣。
高昭子果然替孔子在齐景公跟前说了些好话。于是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大道理。孔子说：“君王要像君王，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意思是要维持社会上的统治秩序，各人要按其名分办事，用孔子自己的话讲，这就叫“正名”，他后来在长期间内也还是这样主张的。这说法无疑是对统治者有利的，尤其在阶级矛盾渐趋剧烈的时候，就更合统治者的口味了。所以齐景公听了，便高兴地说对呀，“如果君王不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那么，我就是有的是米，还能吃得成饭么？”
过了几天，齐景公又问孔子政治上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孔子看准了齐国当时的毛病是奢侈浪费，于是说：“问题在于节约。”当然，孔子的节约主张是不彻底的，因为孔子终究讲排场。但齐景公听了还是表示满意，这大概因为齐国当时实在奢侈得不像话了吧。这时，齐景公想把尼溪地方的田地封给孔子。
可是齐国的执政大臣、老政治家晏婴，是不赞成孔子所讲究的那一套礼数的，他便向齐景公说：“这班新兴起来的‘儒’（也就是士），他们只会说漂亮话，不能受约束；他们很骄傲，很自以为是，不肯俯就别人。治丧主张铺张，埋葬不惜倾家荡产，这种风气也要不得。他们靠着游说、当食客过日子，国家能依赖这些游民么？自从周朝衰落以来，不见出过什么贤人，过去的礼节乐章也好久没有人弄得明白了。现在孔子就专讲究这一套。怎么见人，怎么走路，穿戴什么，甚而摆什么面孔，繁琐得要命。多少年也学不完，一辈子也搞不清。您如果让他在齐国实行起来，恐怕解决不了什么急切的问题的。”①
因为这话说中了孔子的主要毛病，齐景公动摇了。以后齐景公再见孔子的时候，便不再向他请教大道理，不过表面上还很客气罢了。
过了一些时候，齐景公才对孔子说：“如果像鲁国对待季孙氏那样，拿有权的上卿地位给你，我做不到；如果像鲁国对待孟孙氏那样，拿无权的下卿地位给你，我也不肯。那么，我待你在季孙氏、孟孙氏之间吧。”②
这话自然是冷淡孔子的。而且齐国的贵族也怕孔子真正在齐国当权，便都想陷害他，孔子是有些风闻了。
齐景公终于向孔子点破：“我老了，精力不济，不能任用你来图谋改革了。”
孔子听了，便只好收拾行李，干脆离开了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