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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陈独秀
我的体能和智能都不允许我对陈独秀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了，因我已八十多岁，无能为力了。但20世纪
30年代初，尤其在陈独秀于1932年被捕时我看到全国名流的一片抗议与声援之后，才找了陈独秀的书来读，即种下了钦佩陈独秀的种子。那时还不知道苏联的托派及中国的托派都是德、日的“间谍匪帮”，等到
1936年苏联次公开大审判，平沪宁各大报均有一些报道时，我已经只当作新闻看而有点怀疑其为真事了。因为，这等于说中国的革命党除了孙中山以外连黄兴等人都是日本间谍一样，叫人不可思议。所以，康生1938年3月在延安发表文章，说陈独秀是日本人每月出300元收买的间谍，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对莫斯科不得不作的表态，也未相信过一丝一厘，且觉
300元也太笑话了，这还不及20年前陈独秀在北大当文科学长时的月薪，不知康生是怎么想出来的。我看当时同在延安的同学、同事似乎也不大有人相信此事似的。我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一个研究室的同学马子静（后来改了名，在社科院法学所），是康生的同乡，时常用开玩笑的办法来挖苦康生，他学康生讲话的声音说：“肃清民族公敌日寇汉奸托洛茨基匪徒—
—康生”，康生是文章的署名，他故意一气念下来，这个罪名就落到康生自己头上了。1980年我见到马子静时，还问他是否故意这么说的。他说，哪敢呢，睡觉前出出洋相罢了。总之，我在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11年3个月，从未听任何一个人重复过康生的这句话，可见大家在心里都是不大相信康生的这么个说法。
我这个漫谈不是学术研究与考证，我无此能力，但不知是否可为专家们在研究陈独秀时提供一些拓宽思路的角度。
前几年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写过一篇《我看陈独秀》的短文，千把字，一点感想而已。大意是说，陈独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稀有伟人，也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的一个稀有伟人。发表后麻烦不小。其实，我那意见是属于放空炮性质，引经据典的论文非我所能担任。
但该文只是我原稿中的一个问题，现在我就把余下的部分补述出来，因为这两三年情况已大变，尤其是把1927年中共被屠戮的责任通通归在陈独秀身上，有些学者根据无数确切材料，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多年的说法。既然这个尖锐的问题都可以重新讨论，那么其他问题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谈错了再反驳就是。我认为，对陈独秀比较彻底的平反，只能提高党的威信，而绝不会降低党的威信。今日对胡耀邦，谈者对之无不极表尊敬者，无他，均首先是佩服其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的感人精神与勇气而已。对陈独秀的平反问题，只要不把苏方的决定看成后结论才能办到。但历史上有两个大难题是很难下手的。一是要承认北伐战争时期（“大革命时期”），权力全操在苏方大批顾问之手，陈并无什么权力。二是苏方自1927年开始公开镇压托洛茨基之后，中国便已不可能单独给陈平反了。三是陈本人过于激傲，另外成立“共产党
”，并大骂中共。凡此，均使陈的问题极难全部翻案。因此，全力致力为陈独秀平反的唐宝林先生等，也特别值得人们尊敬。
一、个号召中国人“用头立地”的中国人
大家都比较熟悉，恩格斯晚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有一段著名的、经典性的论述。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那时，如黑格尔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
……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①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