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试读

get_product_contenthtml

初版序

亚里士多德的挑战

任何人都会生气—这很简单。但选择正确的对象,把握正确的程度,在正确的时间,出于正确的目的,通过正确的方式生气—这却不简单。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纽约8月一个闷热得难以忍受的下午,蒸笼般的天气让人闷闷不乐、浑身难受。我从麦迪逊大道坐公共汽车回酒店。上车时,中年黑人司机对我露出热情的笑容,友好地打招呼:“嗨!你好吗?”我吃了一惊。公共汽车在闹市区拥堵的车流中慢慢蠕动,黑人司机像对我一样向每一位上车的乘客热情地打招呼。他们都和我一样吃惊,但由于天气让人情绪低落,几乎没人搭理他。

汽车爬出拥堵的闹市区进入郊外住宅区之后,车上发生了缓慢但奇妙的变化。黑人司机自说自话般地给乘客介绍起沿途的景致,比如那家商店在大甩卖,这家艺术馆有一个很棒的展览,街头那家电影院刚上演的电影。他一路讲个不停,有趣极了,他快活地和我们分享大都会的多姿多彩,感染了所有乘客。乘客下车时卸下了上车时沉默的外壳,黑人司机大声说:“再见,祝你愉快!”每位乘客都报以微笑。

这一幕留在我脑海中快20年了。我在麦迪逊大道坐车那天,刚刚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但是对于公共汽车上奇妙的变化,当时的心理学研究还是一个空白点。心理学对情绪机制几乎没有任何研究。不过我想象得到,那种欢乐情绪的传播如同病毒一样,从车上的乘客蔓延扩散到整个城市,那位黑人司机就像城市的和平缔造者,拥有巫师一般的魔力,让原本闷闷不乐的乘客愉快开朗起来。

不过,本周报纸上的内容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在当地一所学校,一位9岁的男童把油漆倒在学校的课桌、电脑和打印机上,并蓄意破坏学校停车场里的一辆汽车。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一些三年级的同班同学称他为“小宝贝”,他希望以此改变同学对他的印象。

一群年轻人在曼哈顿一家说唱俱乐部外消磨时间时无意中发生冲撞,后演变为打群架,其中一名肇事者手持点38自动手枪向人群开枪射击,导致8人受伤。报道称,本来是小小的疏忽,却被误认为侮辱行为,后演变成枪击事件,这种现象近年在美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据报道,在12岁以下的被杀害儿童当中,有57%是被他们的父母或者继父母杀死的。在将近一半案件中,父母声称他们“只是想教训一下孩子”。家长殴打儿童致死的原因是他们挡住了电视机、哭闹或者弄脏纸尿裤。

一名德国少年因谋杀5名土耳其女子受审。他趁受害人熟睡时放火烧死了她们。该少年是新纳粹组织成员,他把自己失业、酗酒和倒霉等问题归咎于外国人。他用低不可闻的声音恳求道:“我一直后悔不已,我非常羞愧。”

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关于这种恶性事件的新闻报道,恶性的情绪冲动在我们周围肆意蔓延。新闻报道反映了在更大的范围内,我们及周围人群的生活中潜藏着情绪失控的危险。面对这股飘忽不定的潜流,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

近10年来,这样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我们的家庭、社区以及公共生活当中情绪失调、绝望和肆无忌惮的现象越来越多。近些年社会逐渐被越来越严重的愤怒与绝望笼罩,父母双双在外工作、放学后独自回家的“钥匙儿童”,被迫留在家中与电视为伴,境况凄凉。还有儿童被遗弃、被忽视和受虐待,遭受“恨铁不成钢”的家庭暴力。情绪危机四处蔓延,全球范围内情绪抑郁的人数不断攀升,攻击行为大大增加:青少年带枪上学、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演变为枪杀案、心怀不满的被辞退员工对前同事大开杀戒等。情绪虐待、驾车枪击事件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在过去10年全都变成了司空见惯的词语,时下的问候语也从欢快的“祝你愉快”变成了暴躁的“让我开心”。

《情商》的目的在于把情绪这种说不清的东西说清楚。作为一位心理学家,同时也是《纽约时报》从业十多年的记者,我一直在关注非理性领域的科学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我重点关注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描述危机重重的公共情绪生活,二是提供有用的补救方法。

探索的时机

在过去10年,坏消息层出不穷,但与此同时,关于情绪的科学研究也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其中令人振奋的是人脑运行机制的研究,新的脑成像技术等突破性方法为科学家对人脑一探究竟提供了可能。人类历史上次解开了长久以来的人脑之谜:个体在思考与感觉、想象与做梦的时候,人脑这团精密的细胞集合体是如何工作的。随着神经生物学的迅猛发展,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了解大脑较为原始的部位情绪中枢的运作机制,它使我们发怒或流泪,既能挑起战争也能激发爱情,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也可以起到破坏作用。情绪运行与失控机制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化解人类公共情绪危机提供了新的良方。

我不得不等到有关科学研究成熟之后,才动手写作《情商》。科学见解姗姗来迟的原因主要是过去这些年的研究一直忽略了情感在人类心理生活中所占的一席之地,心理科学的情绪研究是一块未被开发的广袤大陆,实在令人吃惊。心理自助书籍趁机填补了这种空白,这些书籍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它们顶多是以临床的观点为基础,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现在科学的发展终于能对这些复杂的、离理性远的精神问题提供权威的解释,为人类心灵拼出比较清晰的图像。

科学家描绘的情绪地图对智力认识比较狭窄的人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智商由基因决定,后天经验难以改变,我们的命运基本上由智商潜能所决定。这种观点忽略了更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能改变什么,让我们的孩子生活更美好?比如在某些情况下,高智商的人表现不佳、智商一般的人却表现出色,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我认为很大原因是被称为“情绪智力”的系列能力,包括自控力、热情和坚韧的品格,以及自我激励的能力等在起作用。我们把情绪技能传授给儿童,使他们更好地发挥由先天基因决定的智力潜能。

除了这种可能性,我们还面临道德上的迫切性。当代社会结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自私、暴力和卑鄙无耻似乎正在腐蚀我们公共生活的美德。情绪智力的重要性体现在感情、性格和道德本能的联系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活中本质的道德立场来源于基础的情绪能力。对个体来说,冲动是情绪的媒介,所有冲动都起源于终表现为外在行动的情感爆发。容易冲动的人缺乏自制力,在道德上是不完整的。控制冲动的能力是意志和性格的基础。同样的道理,利他主义的根源是同理心—具有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如果对他人的需要或绝望缺乏感应,就谈不上关怀。如果问我们时代需要的两种道德立场是什么,那就是自我克制和同情心。

我们的旅行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生活以及周围世界中复杂的情绪现象,在本书中,我的作用就像一位导游,带领读者纵览有关情绪的科学发现。旅行的终点是理解情绪的含义,明智地处理情绪问题。这种理解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就像物理学量子水平的观测器会改变被观测物体一样,观察情感的世界同样会产生这种效果。

旅行的站是参观人脑情绪构造的新发现,以此解释我们生活中难以理解的感性压倒理性的时刻。人脑结构的相互作用控制了人的愤怒与恐惧、激情与喜悦。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知道情绪的习惯可以破坏我们良好的意愿,同样也可以克制更有破坏性或者自我打击的情绪冲动。更重要的是,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塑造下一代情绪习惯的关键时机。

旅行的第二站,即本书的第二部分关注的是天生的神经系统是如何对所谓的“情绪智力”产生作用的。比如,能够控制情绪冲动,理解他人内心深处的感受,熟练地处理人际关系。这些罕见的本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选择正确的对象,把握正确的程度,在正确的时间,出于正确的目的,通过正确的方式生气”。(对神经科学细节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到本部分。)

广义的智力模式把情绪置于众多生存潜能的中心。本书第三部分分析了情绪智力的关键作用:情绪智力如何维持我们重视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情绪智力,人际关系就会受到破坏;对事业成功起到关键作用的情绪智力,正在受到市场力量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害的情绪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与二手烟无异,情绪平衡是我们健康和幸福的保证。

人类基因遗传赋予每个个体一系列的情绪设定值,从而决定了个体的性格气质。不过人脑的神经回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性格不是先天决定的。本书第四部分介绍我们童年时期在家庭和学校中获得的情绪经验塑造了情绪的神经回路,从正面或负面影响了我们情绪智力的基本技能。这说明影响我们生活的基本的情绪习惯是在童年和青少年的关键时期确立的。

本书第五部分探讨了成年以后无法控制情绪的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情绪智力的缺失会增加一系列的风险,比如沮丧、焦虑、暴力、饮食紊乱和滥用毒品等。同时,具有先见之明的学校会向儿童传授情绪与社交技能,确保他们的生活走向正轨。

本书中令人困扰的研究数据也许是一项由父母和教师参与的大型调查,该调查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当代儿童比上一代更容易遇到情绪困扰问题,他们更孤单和沮丧,更愤怒和任性,更紧张和容易焦虑,更冲动和具有攻击性。

至于解决之道,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让年青一代防患于未然。现在我们对儿童的情绪教育放任自流,这会导致更加灾难性的后果。其中一个解决办法是重新审视学校教育学生的方法,在教学中把头脑和心灵结合起来。我们旅程的终点是参观旨在教授儿童情绪智力基本技能的创新课程。人类的情绪竞争力包括自我意识、自我控制、同理心,以及聆听、解决危机和合作的艺术等,可以预见,总有一天,这些重要的内容将会成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对品德、性格和幸福人生进行了哲学思考,他提出的挑战是明智地处理我们的情感生活。我们的激情如果运用得当将会充满智慧,激情可以指引我们的思想、价值观以及生存,但激情又很容易受到扭曲。亚里士多德认为,问题不在于情绪,而在于情绪的恰如其分以及情绪的表达。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将智慧赋予我们的情绪,使我们的生活环境更文明,公共生活更和谐。

 

部分 情绪大脑

 

 

章 情绪的功能

用心去看才看得清楚,本质的东西用肉眼是看不见的。

—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一辆列车在路易斯安那州贝奥县失控撞击铁路桥后冲进河里,昌西一家三口正好在列车上。昌西夫妇的女儿安德烈亚由于脑瘫常年坐在轮椅上,夫妇俩把全部精力都用来照顾11岁的女儿。我们想象一下昌西夫妇生命的后一刻。当河水不断涌进正在下沉的车厢,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女儿。为了让安德烈亚获救,他们竭尽全力把她推出了车窗。安德烈亚被救援人员救了上来,昌西夫妇却随着车厢沉入了水底。

昌西夫妇在后一刻竭力挽救女儿的生命,这种伟大的举动体现了人类不可思议的勇气。毫无疑问,亲代为子代牺牲的现象在史前时期以及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一再出现,如果放眼更加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这种现象更是数不胜数。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亲代的自我牺牲是为了“成功繁殖”,即把自身的基因传递给未来的世代。不过对于危急关头奋不顾身的父母来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爱。

从情绪的功能和潜能角度分析,舍己为女的故事表明了无私奉献的爱以及各种情绪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这说明我们深层的感受、我们的激情和渴望是根本的向导,人类得以生存和延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情绪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力。情绪的力量非常强大,只有强烈的爱—挽救爱女的迫切感,才能让父母克服自身的求生欲望。从理性角度看,他们的自我牺牲是非理性的,但从感性角度看,牺牲是他们的选择。

情绪的力量是巨大的,人的行为由情绪驱动,汽车由马达驱动。强烈的感性会战胜理性,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亲情忍受痛苦。当人被情绪控制的时候,可能会失去理智。因此管理情绪至关重要。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情绪为什么在人类心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呢?社会生物学家对此提出了感性压倒理性的观点。他们认为,情绪指导我们迎接困境或重任的挑战—这些挑战和任务往往过于重大,无法交由理智单独处理,比如危险、痛苦的损失、百折不挠坚持目标、建立人际关系、组建家庭等。每一种情绪相当于一种独特的行动准备,指导我们按照过去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处理人类生活中反复出现的挑战。情绪对行动的指导作用在人类进化历史上不断重复出现,情绪就像一个根植于人类神经系统的指令体系,成为人类心灵固有、自动的反应倾向,对人类生存具有重大的意义。

分析人类本性时无视情绪的力量是一种可悲的短视。当代科学研究发现并肯定了情绪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人类自称“智人”(Homo sapiens)和会思考的物种,却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根据经验知道,在进行决策和行动时,感觉的作用等于甚至常常超过思维的作用。我们过于强调以智商为衡量标准的纯粹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不管怎样,当情绪占据支配地位时,智力可能毫无意义。

当激情压倒理智

这是一个由误会酿成的悲剧。14岁的玛蒂尔达•克雷布特里本来想和她父亲玩一个恶作剧。她的父母外出拜访朋友,凌晨一点才回家。玛蒂尔达计划在那时突然从壁橱中跳出来,大叫一声。

可是鲍比•克雷布特里和他太太以为玛蒂尔达当晚不在家里,而是和朋友们待在一起。鲍比进屋时听到一些声响,于是他抄起一把小口径手枪,走进玛蒂尔达的卧室一探究竟。这时玛蒂尔达突然从壁橱中跳出来,鲍比朝女儿的脖子开了枪,她在12个小时之后死亡。

恐惧是人类进化的情绪遗产,恐惧促使我们保护家人免遭危险,也正是这种冲动促使鲍比•克雷布特里拿起手枪,在屋里搜索潜伏的入侵者。恐惧使鲍比在没有看清对象之前,甚至在听出他女儿的声音之前就开了枪。进化生物学家认为,恐惧的本能反应已经在人类神经系统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是因为在漫长而关键的史前时期,这种本能反应对人类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本能反应还关系到人类进化的主要任务,即繁衍后代,让后代继承这些基因倾向—可悲的是,正是恐惧的本能反应酿成了克雷布特里一家的悲剧。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理性,人如果失去理性就是动物。人的欲望无限,而资源有限,因此必须学会管理欲望。情绪无限,而自由的空间有限,因此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能让情绪泛滥。因为激情会压倒理性,所以开玩笑必须受控,不能开过度的玩笑。激情压倒理性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缓慢形成的,如同固化在人脑中的程序一样。但是今天社会发展速度太快,过去缓慢演进的程序不再适应今天的环境,因此要进行人为的干预,实现新环境下的演进,让理性战胜感性。

尽管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情绪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但随着文明社会的迅速发展,缓慢的进化过程已经跟不上现实的步伐。实际上,早的法律和道德宣言,比如《汉谟拉比法典》、希伯来人的《十诫》和阿育王的诏书等,可以被视为对人类情绪进行约束、控制和教化的尝试。正如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指出的那样,社会必须从外部强加一定的规矩,以克制人类随意泛滥的内在情绪。

尽管受到社会的约束,激情压倒理智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人类这种固有的本性来源于心理的基础构造。从情绪基础神经回路的生物设计机制来看,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物构造是在过去5万个世代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机制,而不是过去500个世代、更不是过去5个世代才确定的。缓慢而精妙的生物进化力量塑造了人类情绪,这一过程已经经历了100万年;而在近的1万年中,尽管人类文明迅速发展,人口从500万膨胀到50亿,但这期间在人类情绪生物机制上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不管怎样,我们对他人的评价以及自身的反应不仅受到理性判断或个体经验的影响,还取决于远古祖先的遗传。正如克雷布特里一家的遭遇那样,有时候生物遗传会导致悲剧。总而言之,我们常常会遇到后现代的困境,而我们用于应对困境的情绪机制却是更新世①的产物。这种困境正是本书的中心议题。

驱动力

早春的一天,我开车经过科罗拉多一个山口的高速公路,一场突降的暴风雪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根本看不清前面的汽车,飞舞的雪花白得耀眼。我把脚踩在刹车上,焦躁不安,甚至能听到心跳的声音。

后来焦虑发展成完全的恐惧:我把车停在路边,等待暴风雪过去。半个小时之后,暴风雪停了,能见度有所恢复,我重新开车上路,但只行驶了几百米就被迫停车了。有辆汽车追尾撞上了前面缓慢行驶的汽车,救护人员正在抢救后面这辆车上的乘客。高速公路由于交通事故而造成堵车。假如我不顾暴风雪继续开车,很可能会撞上它们。

那天我出于警觉的恐惧很可能救了我一命。就像野兔一看到狐狸的脚印就吓得半死,或者原始哺乳动物躲避食肉恐龙一样,内心的感觉驱使我把车停下,集中注意力应对即将来临的危险。

所有的情绪在本质上都是某种行动的驱动力,即进化过程赋予人类处理各种状况的即时计划。情绪(emotion)的词源来自拉丁语“motere”,意为“行动、移动”,加上前缀“e”含有“移动起来”的意思,这说明每一种情绪都隐含着某种行动的倾向。情绪导致行动,这在动物或儿童身上表现得为明显。情绪是深层的驱动力,在广义的动物世界中,只有在“受教化”的成年人身上,才会经常出现情绪与反应存在很大偏差的现象。

情绪引发的独特生物学特征显示,情绪体系中的每一种情绪均扮演独特的角色(参阅附录1,详细了解“基本”情绪)。得益于新的人体和大脑检测方法,研究者在每种情绪导致不同类型反应的驱动机制方面发现了更多的生理学证据。

人在生气的时候,血液会流到手部,以方便抓起武器或攻击敌人,同时心率加快,肾上腺素激增,为强有力的行动提供充沛的能量驱动。

人在恐惧的时候,血液会流到大块的骨骼肌,比如双腿,以方便逃跑,而且面部会由于血液的流失而发白(因此会有血“变凉”的感觉)。与此同时,也许是因为需要考虑是否应该躲藏,身体有那么一瞬间会呆住不动。大脑情绪中枢的回路释放出大量使身体保持警觉的激素,人的感觉变得敏锐,为行动作好充分的准备,同时集中精力分析当前的威胁,更有效地评估即将采取的行动。

人在快乐的时候,主要的生理变化是负责抑制负面感觉及提升可用能量的大脑中枢活跃度增强,而产生忧虑情绪的大脑中枢趋于平静。不过此时生理状态保持静止,不会产生特殊的变化,身体复原的速度要快于悲伤情绪引起的生理变化。这种特征使身体能够得到正常的休息,同时为即将面临的任务以及朝着目标努力储备充足的热情和力量。

人在坠入爱河的时候,会唤起温柔的感觉和性满足,同时还会唤起副交感神经—这和人在恐惧或生气时“战斗或者逃跑”的行动生理模式截然相反。副交感神经模式俗称“放松反应”,此时身体处于平静和满足的状态,易于合作。

人在吃惊的时候,眉毛会往上挑,使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允许更多的光线射向视网膜。从而捕捉更多关于意外事件的信息,以便准确分析当下的情况,确定行动方案。

人在厌恶的时候,面部表情在全世界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且传递的是同样的信息:吃到或者闻到让人很难受的东西,或者类似这样的经历。厌恶的面部表情—上唇撇向一边,鼻头微微皱起,达尔文认为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反应,为了不吸入有害气体而屏住呼吸或者吐出有毒的食物。

悲伤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个体适应重大的损失,比如亲人的死亡或者极大的失望。悲伤会降低生命活动的能量和热情,尤其是娱乐活动或者享乐。随着悲伤情绪的加深,并慢慢滑向沮丧,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减缓。这种内在的收缩为个体创造机会哀悼损失或者幻灭的希望,领悟损失对人生的影响,并且在能量回升之后开始新的生活。能量的降低还可以把哀伤而脆弱的原始人类留在家的附近,也就是留在更安全的地方。

人的情绪直接引起生理反应,情绪可以调动体能。

我们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进一步塑造了这些行为的生理倾向。比如,失去爱人令人悲伤和痛苦,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如何表达痛苦—在私底下如何展现或者克制情绪,却受到文化的影响,在我们的生命中哪些人是值得哀悼的“爱人”也由文化来定义。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情绪反应被塑造成形,相对于人类有历史记载之后的大多数时期,当时的状况要严峻得多。在这一时期,很少有婴儿能活到童年期,能活到30岁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凶猛的肉食动物随时出没,反复无常的干旱和洪涝灾害导致饿殍遍野。但随着农业的出现以及原始人类社会的形成,人类的存活率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过去1万年间,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人类生存危机的压力慢慢减轻了。

生存的压力曾经使人类的情绪反应对于生存至关重要,当这种压力消退时,人类部分情绪的吻合度也出现了问题。在远古时期,“一触即发”的愤怒对人类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但对于当代13岁的儿童来说,获得“一触即发”的自动化武器经常会引发灾难性后果。

人的两种心理

一位朋友曾向我讲述离婚的痛苦经历。她的丈夫爱上了一位比她年轻的女同事,突然说要离开她,与女同事同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对怨偶就房子、钱和孩子的监护权展开了痛苦的角力。几个月后的现在,这位朋友说单身生活对她更有吸引力,她很高兴能自由自在地活着。她说:“我不再想着他了。我真的不在乎。”但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却泛着泪花。

闪过泪光的瞬间很容易被人忽略。泪水汪汪的眼睛表示她很悲伤,这和她口头上说的刚好相反,我们这种同理心的领会是一种解读行为,这和从字里行间解读文字的意义一样明确。一种是情绪心理的行为,另一种是理性心理的行为。实际上我们有两种心理,一种用来思考,一种用来感觉。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方式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我们的心理生活。理性心理是我们通常能够意识到的理解模式,具有清醒的意识,会思索,能够进行思考和反思。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认知系统:冲动、有力,有时没有逻辑可言,即情绪心理(请参阅附录2,了解情绪心理的特征)。

这种感性与理性两分系统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心”和“脑”的区别。内心认为某件事情是对的,与通过理性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对于二者的信服程度是不同的,前者要更加笃定一些。理性和感性对心理的主导比例是一个平稳的梯度,感觉越强烈,情绪对心理的主导作用就越强,理性的作用就越弱。这种影响机制很可能源于千万年的进化优势,情绪和直觉能够指导我们在危急关头作出即时的反应—在这种形势下,停下来思考应该如何行动很可能会让我们丧命。

情绪和理性这两种心理在大部分情况下能够和谐共处,它们不同的认知方式相辅相成,为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提供指引。情绪和理性心理通常处于某种平衡状况,情绪袭来,要求理性心理采取行动,理性心理则斟酌、有时甚至否定情绪的指令。当然情绪和理性心理是半独立的体系,我们接下来会谈到,它们各自如何反映独特而又相互关联的大脑神经回路运行机制。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心理的相互协调简直是巧夺天工,感觉对思维必不可少,思维对感觉也是如此。不过一旦激情超过平衡的临界点,情绪心理就会占上风,压倒理性心理。16世纪的鹿特丹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曾经描述过理智与情感永无休止的纷争:

众神之王朱庇特赋予人们的激情多于理智—两者的比例大概是24:1。为了制衡理智的单极力量,他扶植了两个暴君:愤怒和贪婪。理智与这两股联合力量对抗的胜算如何,看看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一清二楚了。理智只好使出了后一个招数,不断强调道德规范,直至声音沙哑。而愤怒和贪婪则让理智见鬼,而且越来越吵闹和嚣张,直到后理智筋疲力尽,放弃,投降。

人有两种心理行为:一种是情绪心理的行为,另一种是理性心理的行为。我们有两种心理,一种用来思考,一种用来感觉。感性如心,理性如脑。脑认为不应该这样想,可是心却不能和脑一致。例如脑认为我要忘记她,心却还是想念她。感觉越强烈,情绪对心理的控制力就越强,理性的作用就越弱。

理性和感性就如同一个跷跷板,有临界平衡点,也会有失衡的时候。

大脑的发育

考察人脑的进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情绪对理性心理潜在的控制作用,以及情感和理智容易打架的原因。人脑由细胞和神经液组成,重约3磅,是进化过程中人类的近亲—其他灵长类动物大脑的3倍。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人脑自下而上生长发育,由较低级和较原始的部分发育进化出较高级的神经中枢。(人类胚胎的大脑发育大致重演了这一进化过程。)

大脑原始的部分是包围在脊髓的脑干,所有具备不止一个微型神经系统的生物都有脑干。位于大脑下端的脑干主导呼吸、人体其他器官的新陈代谢等生命基本功能,同时控制刻板反应和动作。脑干没有思考或学习的功能,它只是一个预先设定程序的自动调节器,旨在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并作出确保生存的反应。这种大脑统治了爬行动物时代,不妨想象这个画面:一条吐着信子的蛇面对攻击的威胁发出“咝咝”的声音。

脑干是大脑原始的部分,也是情绪中枢的起源。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情绪中枢进化成会思考的大脑,即“新皮层”,这层充满皱褶的灯泡状器官位于大脑的外层。思考脑从情绪脑进化而来,这一现象很能说明思维和情感的关系;情绪脑的出现要早于思考脑。

人脑控制着人的行为,主导情绪的是情绪脑。人脑和动物脑都是经过缓慢进化形成的。脑的物理结构如同电脑的硬件,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就如同电脑的软件。

人类情绪早起源于嗅觉,更准确地说是起源于嗅叶,即接收并分析气味的细胞。每一种活的个体,无论是好吃的还是有毒的,无论是性感的伴侣,还是天敌或者猎物,都携带着一种独特的分子标签,可以在风中传播。在原始时期,嗅觉对生存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原始的情绪中枢从嗅叶开始进化,终发育成足以环绕脑干顶部的构造。在初的阶段,嗅觉中枢由分析气味的神经元薄层组成,其中一层细胞接收闻到的气味,并进行分类:好吃的或者有毒的,交配对象、天敌或者猎物。第二层细胞通过神经系统向身体发出反射信号采取行动:吞咽或者呕吐,接近、逃跑或者捕捉。

早的哺乳动物出现之后,情绪脑新的关键神经元层也形成了。情绪脑的新神经元层包围着脑干,看起来就像是被人咬了一口的面包圈,脑干正好安放在中空的底部。由于这部分大脑环绕并包裹着脑干,因此又被称为“边缘”(limbic)系统,“边缘”一词来源于拉丁语“limbus”,意为“衣领”。这一新的神经区域为大脑的指令系统添加了恰当的情绪。当我们渴望或愤怒的时候,坠入爱河或因恐惧而退缩的时候,正是受到了边缘系统的控制。

边缘系统进化出了两个强有力的工具:学习和记忆。这种革命性的进化使得动物的生存抉择更加明智,而且能更好地适应变化的要求,而不是一味地作出相同的自动反应。如果某种食物吃了会生病,下次就不会再吃。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依然主要由嗅觉决定;嗅球和边缘系统之间的联结组织现在负责辨别各种气味,比较当前的气味与以前的气味,区别好的气味与不好的气味。这个功能是由“嗅脑”(rhinencephalon)完成的,“嗅脑”的字面意思是“鼻子脑”,属于边缘系统神经网络的一部分,也是思考脑新皮层基础的系统。

大约在1亿年前,哺乳动物的大脑发生了生长突增。在原先薄薄两层皮层—这部分的功能是计划、理解感受、协调行动—的顶部,出现了几层新的大脑细胞,从而形成了大脑的新皮层。和初的两层大脑皮层相比,新皮层具有异乎寻常的智能优势。

“智人”的新皮层比其他任何物种的都要大得多,这正是人类所独有的。新皮层是思想的所在,它包含综合和理解感觉的神经中枢。新皮层还使我们的思考伴随着某种感觉,而且使我们对观点、艺术、符号和图像等产生感觉。

在进化过程中,新皮层具备的精妙调节功能使生命机体在趋利避害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而且更有可能向后代遗传包含同样神经回路的基因。新皮层具有制定策略、作出长远计划和其他谋略的功能,这是生死攸关的优势。除此之外,艺术、文明和文化的繁盛也都是新皮层结出的硕果。

大脑新皮层还为情绪生活增添了色彩。比如爱情,边缘结构能够产生愉悦和性欲的感觉,即激发性欲的情绪。而新皮层的出现及其与边缘系统的联系,使得母亲与孩子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联系是家庭单元的基础,母亲负有长期抚养孩子的义务,从而使人类的发展成为可能。(没有新皮层的生物缺乏亲子感情,比如爬行类动物,幼崽孵化出来之后必须躲藏起来,防止被亲代吞噬。)人类父母对孩子的保护会一直持续到孩子成年,横跨漫长的童年期—儿童的大脑在这期间继续发育。

从爬行类动物到恒河猴,再到人类,其大脑新皮层的质量依次增加,大脑神经回路的相互联系也呈几何式增长。联系的次数越多,可能反应的范围就越大。新皮层使情绪生活更加微妙和复杂,比如对自身感觉产生感觉的能力。灵长类动物的新皮层与边缘系统比其他物种要发达得多,其中要数人类的为发达。这表明人类能够对情绪产生更为广泛的反应,而且更加微妙。野兔和恒河猴对恐惧有一套有限的典型反应,但人类拥有更发达的新皮层,它的指令系统要细致得多—包括打电话报警。社会系统越复杂,这种弹性处理就越重要。因此,没有哪一种生物比人类社会更加复杂。

新皮层虽然是大脑的高级中枢,但并不能控制全部的情绪生活。对于心灵至关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情绪的紧急状况,新皮层需要服从边缘系统。由于大脑的高级中枢发源于边缘系统,或者说扩展了边缘系统的功能范围,情绪脑在神经结构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情绪脑是新大脑发育的基础,情绪区域通过神经回路与新皮层的所有部分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因此,情绪中枢对包括思考中枢在内的大脑其他部分的运作具有强有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