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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第二章　在行伍间的奋斗

　　（十五岁至廿一岁，一八九六—一九○二）

　　入营当兵

　　自天津回保定后，毓亭公移防于安肃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即迁家于县城之北关。翌年（光绪廿二年，一八九六），冯氏发愤自立，入营服务，自是正式当兵。他那时已是十五岁了，生得身长体阔，魁梧壮健，在军中有“冯大个儿”之称。三十多年的正式军队生活自此开始。（按：《自传》与《我的生活》均言十六岁，但自一八八二至是仅得十五岁。）

　　这时，父子俩同在军营。冯氏处于父亲和长官双重的威权之严正的训导和监督之下，无异继续其家庭的训育，得益实在不少。在积极方面，对于营中的种种规矩和生活，他固然得正当的指导；在消极方面，他有严正的父亲，事事监督管教，因而不致沾染了军营和社会的恶风败俗。例如：当时营房附近有一家新开张的烧锅店，为巴结顾客以广招徕，天天请士兵们去吃酒。有一天，他也在被请之列，众人因其父亲当哨长，都称他为“少爷”，拥其坐了首座。你一杯，我一盏，彼此劝饮，热闹非常。他一时高兴起来，也就开怀多饮了几杯，登时醉倒。朋友们扶他回营，他便呼呼大睡，直过了一日一夜才醒过来。他的父亲知道了，立刻严厉地教责一顿。从此之后，他便终身戒酒，有如童时父亲禁戒看戏一般有效。

　　一日，毓亭公骑马进城。马劣路滑，跌下马来，身体受伤，在家卧床九个月才痊愈。在卧病期间，冯氏在家服侍老父，但逢三、八两日，军营教练之期，则须进城报到。每入城一次，父亲给他制钱六枚买油条吃。可是这笃孝节俭的小兵，拿钱在手，总舍不得花了。每次，他把这六枚，凑上照例到操场打响剩下的药条卖得十余枚，跑上东关去买些肉，回家孝敬卧病的父亲。他父亲不知怎地晓得小儿子这番心事，每一举箸，便掉下几滴老泪来，想是嗟叹自己老命蹉跎，不能为一家老幼挣扎得较好的境遇，致令孩子们要这样为己牺牲，同时亦未尝不感领其儿子的一片纯孝心也。在冯氏呢，多年后思之，犹以此时能稍尽子道，为生平大乐事和大幸事，因父亲病愈之后不久便要和他分离了。

　　原来，队伍不久由安肃撤回保定，上官旋即要实行裁兵。毓亭公入伍多年，虽有功绩，亦在老弱被裁之列。冯氏却得留在军中照常当兵。他弟兄俩尚未成立，无力奉养，只得典宅质衣，筹些路费，送他老人家回原籍休养。毓亭公舍不得其少子，原意是要带他同去的，但因倾家所有只凑得路费八十千钱，不敷两人之用，没奈何只得父子分离。于是老人家孑然一身，踽踽凉凉地回安徽巢县去了。自是之后，冯氏的生活又进入另一阶段，从此不再得严父的督导，个人完全独立。前途一生的成败、祸福、进退、荣辱，自己须完全担负道德上的责任了。

　　在北方社会里有一种流行的秘密教——“理门”，或称“在理”。这一教门具有些少的宗教仪式，入教者须经过一种神秘的手续。其要的教规是戒绝烟酒，团结精神，实有一种道德社会的性质，确是切中我国社会上道德的需要。会员——教徒——不可胜数，为北方社会之一种很大的道化势力。冯氏自老父南旋后，即自动加入“理门”，恪守其教规。他本来已烟酒不沾，自为在理教徒后，对于其个人操行更有莫大的利便，因自己是“在理”的，对于朋友的应酬便可坚决谢绝烟酒，却不至于有碍情面而且得人体谅了。（按：有研究中国宗教史学者尝发表一理论：北方的“在理教”原是唐初入中国的基督教——即“大秦景教”，后至元时称“也里可温”——被消灭后，民间教徒继续秘密组织，改称“在理”或“理门”，奉行基督教道德伦理云。未能断定，姑志此待考。）

　　冯氏在营中，不特自己戒除嗜好，而且时时劝导同营的弟兄们戒嫖赌、戒烟酒，不惜苦口婆心以帮助同人共度道德上清洁生活。因此之故，有好些人讨厌他，但却又有好些人得他的勉励而成为好人，而深心佩服他的也不少哩。（按：这是当年与冯氏同营的人告诉我的。）

　　军营的生活，颇为枯燥。操练之余，兵士们又没有别的娱乐或教育，而当时军中纪律废弛，所以他们逛街、冶游，否则抽烟、赌博，相聚嬉戏、言不及义。冯氏则不然，自始即表露其努力上进之苦心和大志。他不肯耽于逸乐和嗜好，一有余暇便写字读书。其对于种种武功——摔角、劈刀、攀杠等——均勤苦练习。当时的军队，略具新式，对于喊操一项甚为注重，喊得好的易于升级。冯氏知有此上进途径，则昼夜习之，甚至在街上独自行走，也傻头傻脑地一边走，一边喊，致惹路人注目惊愕，莫名其妙。他自走自喊，一概不管不理。同伍的兵士，交相讥笑，送他一个绰号，叫作“外国点心”——意谓其好喊洋操，终必为外国人打死也。冯氏听人这样称呼他，则反唇相讥说：“被外国人打死，是为国而死，荣幸之极，胜过你们要做‘中国点心’多哩。”多年后，他制私章，镌有“外国点心”四字，以留纪念，至饶风趣。其在营中当兵时，刻苦努力和特立独行的行为多类此，故不识其心怀鸿鹄之志者，又以“冯傻子”呼之云。

　　在此两三年当兵时期，还有一件可以记述的轶事。保定军营外树木甚多，居民往往偷伐作柴火用。军官屡下令禁止，但无效。一日，冯氏持申令禁止伐木的告示，手持军棍前往劝谕，人窃议于其后，他问人仍敢偷伐树木否，众又视为具文，且怒扑之。冯氏只身与斗，大显身手，仆其两人于地，痛打一顿，余众四散。经此一击，树木遂得保存不少。他执法如山，自为兵士时已露头角，后来之所以能掌数十万雄兵而指挥若定者，此种赏罚严明、公正不阿之精神是其一大秘诀也。
　　义和团之役

　　当时，北方社会有结社发生，秘密拜会，请神练拳。人民固迷信神权，入会者甚众，蔓延数省。同时外国人压迫和侵略中国，愈趋愈甚，人民仇外的反抗心亦为之激起。练拳者相信有神助，刀枪子弹不能入其身，遂有所恃而无恐，自以为具有抵抗及扫灭洋人之利器了。此种强有力的迷信，一旦受了愚妄的排外心和爱国心之狂热所激动，更受了清廷西太后及一班庸愚的满洲亲贵与大臣，因政治背景而仇恨外人者之利用，遂结成为一种破坏的大势力，蠢然欲动，暗伏危机，一触即发，驯至闹出大乱，祸国殃民，几至不可收拾了。光绪廿六年庚子（一九○○），“义和团”之乱爆发，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在北京、保定及其他地方恣意屠杀外国官员、教士、商民。结果，致令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予我国以极大之创伤，多年尚未能恢复，诚为我国莫大的国耻和国难焉。冯氏于此时，年方十九岁（见《自传》），正在保定练军充当大旗手。是役，自始至终他都是在营效力，身历其境，所以他知道其真相甚详，而且得受极深刻的印象，至一生不忘，而且对于其一生事业发生极大的影响。

　　据其自述，对于义和团一役，他痛心的事就是同胞的愚蠢和迷信。他们相信用六个制钱拴在一根红绳子上，放在谁家屋顶上，谁家便要有火灾。又有所谓“红灯照”——他们的红灯照着哪一家，那里就着火。他们整天地拜师练拳，不是说“我是黄天霸”，就是说“你是孙悟空”。更相信吃符下去，念起咒来，刀枪炮弹不能过身，所以他们居然胆敢以血肉之身去挡外人的枪炮。有时令外人可怜、可笑、可怪，也可怕。他们挑起“扶清灭洋”的旗号，到处烧教堂，杀外人（“大毛子”）之不已，而且一见穿洋布的，或用洋油的，甚至一家有用一支洋烛或一根洋火的，都说是“二毛子”，非杀不可。蚩蚩的民众实是疯狂了！因此惹起弥天大祸，遂令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结果：他们的威风武力，不堪外兵一两阵长枪大炮的射击便全行消灭。独可怜京、津、直隶一带的同胞大受外兵蹂躏。尤为惨痛的便是辛丑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我国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国家丧失元气，多年未复，真足令爱国的人心痛！至于圆明园之被毁，清宫珍宝之被抢，与及清帝后之出奔和亲王之赔罪等奇耻大辱尚是余事了。而推原大祸之所由作，皆从迷信和愚蠢而酿成。冯氏受了这一次的大刺激，所以后来带兵执政，到处努力破迷信，除偶像，改庙宇为学校或工厂，竭力提倡教育，尤其是民众（社会）教育。或讥其矫枉过正，违反人情者，殊不知其目击拳匪害国祸民之深，心中常抱隐痛，一有机会便欲尽一份力开发民智以为国家免除祸根也。

　　令冯氏痛心的第二件事，就是当时政界军界之腐败无能。从上层说起吧。清廷利用义和团杀外人以泄私愤——西太后想废光绪帝另立“大阿哥”之阴谋见阻于外人——实是一大祸根，故自始即表示纵容态度。表面上，政府有时派兵弹压乱事以敷衍一下；有时又下诏鼓励他们的勇气，殊相信他们的神秘法术足为“灭洋”的利器。及至大祸作了，政府又不负责任。端王、刚毅、荣禄、裕禄辈，均是在上头后边主动其事的。然而及至祸发之后，无法处理，于是贬黜的贬黜，被杀的被杀。当时民间起了一副童谣式的对联云：“荣禄裕禄，碌碌无用。南廷北廷，廷廷无能。”足见其时当局之胡涂昏聩了。上头的态度和手段既是如此，在中间奉承命令的官吏如何，不问可知了。所谓文武官员奉令弹压义和团者，率兵前去，无非循例走一趟，应酬一下，便尔回来消差，尤甚者则竟或借此机会去骚扰人民。及至与外国军队打仗，又害怕起来，不敢上去迎敌，首先向后转跑散了。朝廷内外军政大员大都如此，甚么国家大事啦、爱国保民啦，他们一概不闻不问，不懂不理，只知道讲派头，摆架子。以此辈阘茸腐化分子担当国家的重要责任和职守，无怪国不能卫，民不可保，而反弄到国事蜩螗至若斯之地步了。

　　保定练军，也是腐败不堪的。其状况为冯氏所不满意有如：（一）懒惰成性，（二）官气太重，（三）不尽职守，（四）太无知识，（五）缺乏训练等五项。他是从那里出身的，自己在那里吃过亏，而且亲见国家吃了大亏的，后来他努力改革军队，更努力革除官僚习气，有由来矣。

　　义和团一役，尤令冯氏痛心疾首而且愤怒含恨、多年不息的，就是外国兵来华到处残害及到处侮辱同胞之暴行。他在保定亲眼看见外国兵到处拉夫，专拉老年人替他们负担东西，大概是劫掠而来的赃物。无力做工的老汉就惨遭毒打。有时壮年的儿子们抢上前去要替老子做工，洋兵不特不准，反把父子两人一齐痛打一顿。凡人出入城门，都被他们苛刻的检查，检查后还要挨上几个嘴巴才得放走，有一天，冯氏亲见一个人被外兵打落门牙四颗，真敢怒而不敢言了。保定卅里以内都成为他们屯兵的地方。老百姓们日间被翻箱倒箧的搜劫，入夜则又在炮火连天之下受痛苦。尤可痛恨的，外国兵每到一处地方，见了中国人步便是打手势要女人，当时由十几岁的少女以至几十岁的老媪，被洋兵污辱强奸的实无数可计。其中尤以意大利国的士兵劣迹著，奥大利①兵次之（据自述）。同胞们受此种种凌辱，痛不欲生；有投河的，有跳城的，有一家十数口拴在一条绳上一起投井同归于尽的。种种情形，无惨不见。有些怕死无骨气的人民，在这欲死不肯、求生不得的时候，只好预备八杆旗帜来救急——美国兵来了便插上“大美国顺民”的旗；德国兵来了又换上“大德国顺民”……凡此种种惨状，皆冯氏所身历目睹而血为之涌、心为之痛的事实。其爱国救国的热诚，与反帝国主义的努力，均因此而愈为激动，愈为坚决。他叙述以上事实状况之后，复为自己解说：“中外人常有说我冯玉祥无理的排外、矫情的练兵，殊不知我自有我的历史，我自有我的苦衷。我相信假若你们亲自看见外国人对待我们同胞那种奸抢烧杀的兽行，一如我所目击的，或者你们的反感作用会比我更厉害些哩。”
　　初与基督教接触
　　在此时，冯氏对于外人却另得了一个深刻的、特殊的印象。他早已受了社会传统的暗示和成见，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不喜欢洋教——基督教。驻保定时，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外人在那里传教，他走上去抢了外国教士的桌子。外人问其原委，他说：“有人要你桌子，你应当连椅子也给他。这岂不是您刚才所讲的耶稣的教训吗？”这就是他当时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了。及至义和团在保定城内残杀外人的时候，他随营被派到两个传教士居住地方弹压，但对于义和团的行动又奉令不加干涉。在那里，他亲眼看见一位年青的外国教士莫女士（Miss Mary Morill）和好几个外国人正被兵民围迫加害。那位壮烈的女教士对暴民呼吁：“你们为什么要杀害我们呢？我们岂不是朋友么？我也曾探视你们家里，看护你们的病人，和传福音给你们听。”狂迷的义和团们大嚷：“你们是洋鬼子，你们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杀你。”那女教士又请求只杀她一人而释放其他外人，他们不答应，将全体传教士都拥到衙门里一齐斩首。冯氏目击耳闻，心里大受感动，深佩基督教教士为道殉身之忠烈勇壮。

　　这是冯氏一生与生活的基督教精神接触之始。这个深刻的印象留在他心里永不磨灭。十余年后他受洗礼加入教会为基督徒，后来更被世界人士称为“基督将军”，这经验也是起始的、感化的原动力之一端。《新约》有云：“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那被难的女教士在天堂有知，也可瞑目喊声“哈里流亚①，阿门”了。（按《我的生活》页五八，杀莫女士的主凶是骑兵营营长王占魁。后来联军攻入北京，先将王和鼓动义和团力的藩台廷雍捕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