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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共三十一册，其中书信有十二册，可见书信在曾氏传世文字中的分量。曾氏的书信分两大类。一大类是给家人的。这就是百余年来风行海内的曾氏家书。它集中展示了曾氏的精神世界，无论是对学人的研究，还是对世人的实用，始终都是一部经典之作。另一大类是给外人的，收入全集的有八千多封。曾氏发出的信函肯定不止于这个数目，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了。受信人的范围很广泛，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为私交深厚的朋友、心腹，一为京师时期关系较为密切的友人、同事，一为湘籍旧雨，一为湘军部属，一为并无交往的仰慕者、献纳者、 投奔者，一为因公事而必需联系的官场人士等等。

这些书信中所涉及的内容，或大或小，或重或轻，或深或浅；有的则纯为应酬，在当时自有它的作用，搁在今天已是毫无内容可言。笔者立足于当代读者对曾氏本人以及那个时代所怀有的兴趣点，选择一百三十六封书信，并予以一一评点。

这些书信，向我们传递了什么呢？

首先，曾氏的这些书信与家书一样，展示了曾氏的精神世界、价值理念。比如早期在给刘蓉的论学信里，他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人生志向：一是行仁义于天下，二是立不悖之言，也就是“三立”中的立德与立言。办团练之初，他在致湖南各界的公开信中打出“不要钱不怕死”的旗号，既是自己对社会的宣言与承诺，也为日后的湘军运动立下规矩。

其次，这些信件为湘军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咸丰三年下半年，曾氏在衡州府将千人大团火速扩建为水陆万人长夫八千号称两万的湘军。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对于早期湘军的研究，这无疑是很重要的问题。

咸丰三年八月三十日，身在衡州府的曾氏给江忠源写了一封信。信上说：“阁下前在九江奏片有云‘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誓灭此贼’等语，今募勇三千，仆已于六月办齐发往矣。至于添兵六千，则鄙意以为不如概行添勇…… 鄙意欲再募勇六千，合成万人，概交阁下为扫荡澄清之具。”原来，曾氏在衡州府大量募集的勇丁，是准备给江忠源的，自己并没有做统帅的准备。江忠源那时已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湖北按察使，正充当前线作战的带兵将领。如此，曾氏在衡州的招兵买马就自然是合法的。只是因为年底江忠源战死，曾氏才在次年正月亲自统兵北上。这样看来，曾氏成为湘军统帅，实为时势所逼，并非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当然，曾氏素有大志，他也可能早就暗存统帅之心，只是不便在公开场合说罢了。

又如我们从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咸丰十年五月初七日曾氏给胡林翼的两封信里，可以看出当年湘军高层对权力认识的透彻程度。前一封信，曾氏告诉胡林翼：地方实权对带兵将领太重要。后一封信，曾氏充分肯定胡林翼所传授的“包揽把持”的秘方。曾胡都是书生又不是书生，湘军正是在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才得以成事。

此外，这些书信还有助于我们多侧面多维度地去认识那个时代。比如，南京打下后曾氏为何要急忙修复贡院开科取士？他在执掌兵权后为何变得格外谨慎？同治四年后的捻战，曾氏为何不能取胜？等等。本书所选的有关书信都保存着寻觅这些答案的蛛丝马迹。

还有，曾氏与郭嵩焘兄弟私下议论当时的国之大佬祁寯藻、杜受田、贾桢、翁心存等人，指责他们不白不黑、 不痛不痒，阴排善类。曾氏对僧格林沁也颇有微词：“虑其不终。”(五年后，僧格林沁果然死于捻军之手)在与河南巡抚李鹤年的信中，曾氏直言“豫中巨患在于官民相仇”。在与郭嵩焘的信中感叹言路苛责君子，在给丁日昌、李鸿章等人的信中更是直揭朝廷的腐败。如此等等，都为我们认识晚清政局提供了真实确凿的例证。

当然，这些只是曾氏书信带给今天读者的阅读收获。至于当时的曾氏，他的书信中的绝大部分，都不过是搭建广泛人脉的桥梁。他要依靠这种广泛的人脉，来为他构筑人生与事业的高楼大厦。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可能会有两个问题要提出：一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为大众服务的邮政行业，曾氏早期的信件是如何传递的？二是办湘军后的曾氏日理万机，他还有没有亲手写出的信？

就笔者所知，早期曾氏包括家书在内的信件，都是利用官员的特权，通过官邮的途径传递，即借助地方官府向朝廷投递公文的机会，托公差顺便夹带。当然，这些公差也会从中得到私人好处。至于后期的曾氏，事情既多，发出的信函也多，自然不可能每封信都亲笔写，但还是有亲笔书写的信件。比如家信，他必定封封亲为，即使是写给在前线打仗的九弟，尽管谈的都是公事，他亦不假手幕僚。此外，给特别心腹的信，他亦手书；次一点的，则主要部分由幕僚写，自己再添一两张纸， 以示亲密。 同治五年二月初五日，他在给李昭庆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国藩与令兄少泉往还信，均系亲笔行草。与令长兄筱泉信，多系幕僚所书，而亲加一二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