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印度国家的雏形
任何一个国家的地形地貌、自然资源对于它的历史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印度也不例外。印度北方紧接喜马拉雅山脉以及两侧较小的山脉，把印度和亚洲大陆隔绝开来。印度三面环海，东南面与非洲隔海，西南面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隔海，加上北面、东面、西面的山峰地形，使得印度从形成的那天起，就成为与外界隔绝，相对独立，对海上利益要求显著的国家，也决定了它生命和发展的独特性。
印度幅员广阔，气候和土壤千差万别，既有拉其普他拿沙漠（位于北印度——编者）的炎热炙人，也有喜马拉雅山脉山峰上皑皑白雪的冰冷刺骨；既有德干高原岩石叠生的干燥，也有印度次大陆马拉巴热带地区的湿润丰饶。印度文明的特征与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理形成是分不开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孕育了不同性格的种族，并推动各个种族向大陆性格发展，共同形成文明发展的推手和反推手。
印度地理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北依喜马拉雅山脉。有一位英国作家这样描述它：它是地球上的山，远古时代的一次地震中，熔岩如海啸般被抛向高空并瞬间凝固，形成在外缘的峰顶和人类目前还不可知、也不能到的秘密深处——岩石碰撞形成的峡谷、峡谷周围连绵不断的森林和幽密的沼泽地。在这样的地方，提供了孕育生命的条件，但却永远与外界隔绝。喜马拉雅山脉终年积雪，有40座山峰海拔超过2.
从远古到今天，印度的文明和社会发展一直保持着连续性，源于喜马拉雅山这个天然屏障的恩赐。史诗《摩诃婆罗多》（《摩诃婆罗多》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是世界上长的史诗。它的篇幅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总和的8倍，它的意思是“婆罗多族大战的故事”）所描写的社会同印度现有的社会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所目睹的生活在今天这个大陆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业”（“业”即因果论，羯历谕）和“幻”的问题依然是人们辩论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人们依然信仰着同样的教义，过着同样的生活，保持着没有什么变化的婚姻制度、丧葬礼仪、社会关系的组织。释迦牟尼佛如果生于今日，一定会将印度人民认做他自己的人民。
广袤肥沃的印度河—恒河平原成为印度次大陆的核心。旁查纳德、朱木拿河、恒河发达的水利建设，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文明发展迅速，人口也随之增长。在河谷两岸，城市和村庄渐渐成形，进而变成文明的中心。阿梨耶瓦陀（雅利安人之地）一向是印度生活的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不断扩展并遍布整个大陆，形成印度历史的中心事实便是如此。
印度地理另一个显著的特征便属文底耶山脉，它将德干高原和印度次大陆同阿梨耶瓦陀分隔开来。按常理来讲，这种分隔通常会有两种不同文明的演化，如同切维奥特山脉小得多，却使苏格兰单独发展；比利牛斯山脉使伊比利亚半岛隔离起来。阿梨耶瓦陀和达克辛拉帕萨（文底耶山的那边）这两个名字原意确是代表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文底耶山脉直到今天也并没有分隔印度，他们文化的统一性是被承认的。阿迦斯蒂亚是一位伟大的圣徒和传教士，也是向南方迁移运动的先驱者。印度人把印度理解为从喜马拉雅到拉美锡瓦拉门，与这位传教士率领众人征服文底耶山不无关系。至今，他依然是南方的保护圣徒。
婆罗多族所居住的国家这个概念虽然后包括印度次大陆在内，但是印度次大陆一直保有自己的特性。印度次大陆三面环海的地理特性，使得它既与其他陆地相隔，又提供了商业和来往的通路。
南方的各海港，从布里古·卡查到西海岸的克兰甘诺尔，自古以来和中东密切交往，形成了重要的商业关系。东海岸的各海港自古以来也与东方各国保持着商业往来。
需要强调的是，印度这个概念是随着印度教文明的发展而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教形成之前印度没有历史，而是意指在伟大的雅利安—达罗毘荼种族融合成功以后，印度教所取得的一种内觉成就——印度的统一。在此之前，印度不同的地区或许是彼此隔绝的，但是有过文明的村镇，创造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人们以及先在旁查纳德，继而在恒河流域创造文明的雅利安人，还有南方的村镇。而早期印度教的成就就是在成分繁杂的印度居民中创造出一种文明和社会结构。
从目前得到的史前文明的证据看，人们不仅广泛使用石器、铁器、铜器，其他金属器具也被广泛使用。在德干的史前建筑中，发现了许多铁器，表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和金器也有发现。虽然史前史给人们研究文明的起源很多启示，但对于研究一个民族历史的根据，提供的资料相当有限。现在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史前史时代，印度各地的人们为社会的安定和文明的发展一直在努力。
公元前3750—公元前3500年，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印度早的文明时期，发现这一时期文明的直接证据来源于印度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它是以城市文明为主要标志的，显然处于雅利安时代以前，因为吠陀—雅利安人是以游牧生活为主要特征的。这一时期的文化达到很高的水平，表现在人民建造房屋选材精美，住宅非常宽大舒适，城市规划精细，拥有巨大的水疗设备。在摩亨佐·达罗还发现了美丽绝伦的装饰品。他们将驼牛、水牛、绵羊、象和骆驼驯养当做家畜，普遍使用金、银、铅、铜、锡和合金，装饰品上有很多种做工精美的宝石。
从卢帕尔和比加尔尼的考古发掘可以知道，这一文明的中心在萨拉斯瓦提流域，并延续到内地。古时的这条河已不存在，而成为拉其斯坦沙漠。印度的棉纺织业从古的时候起发展就很兴盛，发展这种文明的人民学会了种植和使用棉花，也使用羊毛。同时，绘画和手工业也很发达，表现为陶器、符玺、小珠、镯子等样品上的设计。从摩亨佐·达罗的考古发掘所显示出的当时的社会状况表明，达到这种社会和经济生活程度需要经历许多世纪的发展。
这一文明中的许多问题今天还是悬而未决，其中它的符玺的文字还不曾辨认出来；对于这一文化所影响的地区和范围，是仅限于印度北部，还是发展到更远的地区，目前还没有定论，等等。18世纪在纳巴达流域的发现似乎表明，与这一文明类似的古老文明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也有分布，这说明印度的古老文明并不是随着雅利安人而来到印度，这一结论是无可争辩的。在印度文学中，找不到印度文明来自雅利安人这种学说的根据。在印度文学中，并不将达西厄人看做未开化的人。只有“印度—日耳曼”学者们认为雅利安人创造了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不仅印度文明是吠陀以前的，而且现在所知道的印度教的主要特点或许曾经存在于摩亨佐·达罗。约翰·马歇尔爵士谈到在各遗址所发现的宗教物品时说：“从我们所发现的零星文物上来看，它们足够表明……印度河人民的这种宗教是印度教的直系祖先。”事实上，湿婆和加里以及对林加（林加，即男性生殖器，湿婆的象征）的崇拜，以及流行的印度教的其他特点，在雅利安人没来印度之前，早已在印度确立起来了。
雅利安人来到印度之后是如何吸收这种文明的，还无从知晓。从现时印度教中依然留有印度河流域的宗教思想可以证明，这一文明一直在延续，没有完全消失。雅利安人对男根和它所代表的神的态度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在《梨俱吠陀》一书中有这样意义重大的话：“勿让那些将男根当神崇拜的人们进入我们的圣堂。”在《耶柔吠陀》（祭祀明）中，对于男根崇拜者的恐惧，变为以正式礼仪崇拜而对男根崇拜加以承认。甚至在马祀（印度教国王所行的马祀，象征帝王的权威）中，也有这种崇拜。在后期几篇《吠陀经》中，湿婆取得更重要的地位，从《耶柔吠陀》时期起，湿婆明确地有了大神的面貌。印度雅利安人所发展出来的字体或许也是根据印度河流域的字体而来的。游牧雅利安人在慢慢征服了土著人后，吸收了他们的文明。所以，那种印度教文明起源于雅利安人的学说，需要大力加以修正，因为印度教是同化作用的结果。
雅利安人从伊朗迁移到印度的原因，是因为伊朗人口过多。这可以从《阿维斯达》（古波斯拜火教的经典）与许多阿维斯达的神和吠陀神有相似处得以证明。两个宗教共有的有因陀罗、伐育和弥陀罗。由于吠陀人是向旁遮普迁移的，因此不难看出吠陀雅利安人是从波斯迁到印度的，不论他们原来家在何处。
作为强壮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并不是以侵略者，而是以和平的移民身份进入印度的。他们带着自己的畜群、可以迁移的动产和供奉的神来到新的国度。但是和平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在设防地区，受自己国王和酋长统治的各族人民便和他们发生了冲突。在 《梨俱吠陀》经文中就谈到，雅利安人必须应付敌人的100个有柱子的堡垒。在《吠陀经》中，其中许多颂歌是献给诸神的，请求诸神在自己对敌人作战时给予帮助；《吠陀经》中尊贵的神因陀罗被描写成城市的震撼者，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另外，雅利安人攻打一个土著国王的100个城镇，也被描述得极为生动。
在摩亨佐·达罗或哈拉巴都不曾发现兵器或堡垒，所以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有堡垒的城市人民不是创造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人民，但在印度河流域文明所在的同一地层中有设防地方的发掘情况否定了这种看法。创造印度文明的种族无疑是生活在城市中并经营着商业，但他们并不是一直处于和平状态的或者不习惯发动战争的。印度河流域人民的前哨据点和要塞，就是请求吠陀诸神帮助毁灭的各城镇和堡垒。
《吠陀经》中的记述令人一目了然，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前，印度文明已呈衰微之势。雅利安人强有力的连续攻击，瓦解了原有各民族的组织，一种新的文明取代了原有的印度文明。在世界发展史上，这是常有的事，没落的文明尽管物质非常发达，却总是抵不住更强健的外族人的入侵。
自称皮肤白皙的雅利安人，从内心里轻视那些有色人种。他们信仰魔术和献祀，自称受诸神宠爱。对于《吠陀经》中哲学冥想的根源，如果我们进行探索后得到的结论：认为印度教徒的哲学思想是从《吠陀经》的圣歌中得来的，那么这个理论是反历史观点的；之所以产生这一结论，是基于一种学说，认为只有《吠陀经》是天启的，它是一切正统思想体系的溯源。虽然《吠陀经》在宗教仪式生活中占有地位，但系统的宗教思想却是蕴藏在后来与《吠陀经》有关系的文学作品中，那时吠陀诸神已死，并几乎被遗忘了。
梨俱吠陀时期，雅利安人的活动范围只限于旁遮普省。朱木拿河和恒河虽曾被提起，但是雅利安人在地理上并没有再向东方扩展。因为雅利安人不曾继续迁移，印度的其余部分是由雅利安人逐渐移居而创立的理论自然不能成立。从旁遮普向外扩展的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人们，他们创造的文明也被称为雅利安文明。
这一事实明显的证据，是在吠陀以后的文明中雅利安族诸神的逐渐消失。受到许多祈祷者顶礼膜拜的伐鲁那从万神殿中更是完全消失了，只成为一个地域的守护者，供奉他的庙宇在巴厘岛。伐育也被贬退到同等地位，而毁灭城市和享有祭品的雷电之神因陀罗成了较低天界的王。他在较低天界有穷奢极欲的宫廷，被描绘成为逍遥自在的浪荡子，而且一改以前的风格，经常向新神湿婆和毘湿奴乞求保护。在雅利安人战胜达西厄人以后不久，吠陀诸神就都死去，后来又在一个复杂微妙的神话中作为次要人物而重生。
印度教文明由两个种族形成，一个是游牧的雅利安人，另一个是雅利安人与之前种族的整合，这两方面在形成印度教文明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鸿沟——吠陀诸神的“死亡”。虽然举行献祀仍和从前相同，但受供奉的神已不再神通有力；唱诵的祷歌或祝词仍和从前相同，但受祈祷的神已不再受人崇拜，直至现在印度仍奉行这种相同的宗教仪式，比如向因陀罗求雨的献祀，仍唱诵这种相同的神圣祈祷；但是人们已经不再认为阿耆尼、弥陀罗，甚至因陀罗有神的力量。
这种变化很早就已发生。原本在《奥义书》中，里面的仙人们和吠陀诸神并不关联，但后期的吠陀文学中却有几次提到女神作为隐喻，提到仙人时也用的是他们的母名。雅利安社会原本是父系制度，他们用母名称呼仙人，或许表明他们受到这种母系制度的影响。事实上，通过雅利安人和土著居民的接触发展出来的体系是一种融合物，虽然征服者的思想和文化在其中占主要地位，但是被征服者的思想和传统也获得了新的表现。
雅利安人曾在酋长的领导下同达西厄人作战。随着领土威权的不断发展，这些酋长们发展成为国王。社会步入安定，雅利安人的政治生活随之有了发展。当雅利安人居住的地区扩展到印度河—恒河平原时，婆罗多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君主国。婆罗多王国内土著人民占有较大比例，因而它是在不同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与旁遮普省雅利安人居住地的酋长制大为不同。这两种政治体系彼此争夺霸权是不可避免的。《梨俱吠陀》经中描写了十王之战——婆罗多国王苏达斯和雅利安人早先居住地十位联盟的国王交战。这是印度历史上次有记载的重大事件。必须指出：十王之战不只是雅利安各族人间的战争，非雅利安人在他们自己的国王领导之下也分别加入了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苏达斯取得了胜利。这场战争所以成为后期吠陀文学的中心主题，是因为战争的结局意义深远：苏达斯成为的国王，他对印度人的心灵有了永远的影响。获胜国王
旁遮普省的居住区早先还是以雅利安人为主的。随着十王之战的结束，朱木拿河东边的苏达斯新王国则成为一个杂居的国家，雅利安人虽然在势力上占统治地位，但是在数量上却很少。雅利安人和土著人联合使苏达斯取得胜利。雅克舒人是非雅利安人，他们在国王贝达的领导下，和其他非雅利安人一起，加入了苏达斯方面作战。所以胜利后的苏达斯开始了恒河平原上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政治上的同化进程。
在《梨俱吠陀》经中，可以看出雅利安人逐渐从游牧社会转到农业社会的情况。人们的经济生活原来是以畜群为中心的，财富也以牲畜计算。他们定居印度平原以后，经济生活重点就转向农业。《梨俱吠陀》经中着重叙述了土地耕作，曾几次提到用六匹牲畜一组犁地，以及播种、收获、打谷的情况，提到当时人们知道用井水灌溉。
农业社会出现了社会分工，吠陀文学中提到木匠、铁匠、皮革匠、金饰匠和其他手工艺人，纺织匠更是普遍。货币经济似乎还没有普遍流行，但是吠陀文学里已经谈到商人，这就表示早在吠陀时代已有商人。计价方式以牲畜头数计算。掷骰子和战车竞赛是流行的娱乐。复杂细致的音乐和舞蹈也溯源于《娑摩吠陀》经。
转变为农业社会后，乡村的地位再次得到显著的提升，难以判断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形式究竟是雅利安人还是早先各民族组织的继续。有一点可以断定，摩亨佐·达罗这些城市，只有在完善的农业组织和农业经济中才能繁荣起来。一种比较合理的看法是，当雅利安人成为农业民族时，他们也接受了所发现的原已存在的农村组织。
不管是印度本土所有，还是由雅利安人传入，农村模式一直是印度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制度普及到印度全国，只有很小的地方差异。它是印度建立的每一个帝国的基础，甚至英国人也用它作为赋税制度的单位。
吠陀文明的这些特征或许不是新的。由于初雅利安人作家负有开化印度文明的使命，在发现一个更早更优越的文化后，这些作家强调的程度也大大降低。虽然现在不能将雅利安人看做印度文化生活的先驱，但是他们的贡献仍然是具有重要性的。
雅利安人将种族主义和肤色的观念传入印度。与土著人民相比，他们觉得自己皮肤洁白，这种意识支配了他们的全部思想。此外，他们还相信，通过吠陀经典，上帝向他们启示，使他们能够战胜达西厄人的力量得自神秘的仪式和魔法；关于这些仪式和魔法的秘密必须严格地保守。肤色的感觉以及关于是否分享神圣知识的看法使得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再生者与凡人永远区别开来。再生者指的是那些经过某些神秘仪式后，就有资格接受神圣的知识和分享雅利安人崇拜的种种神秘的人，这是种姓制度的开始。后来《法经》作家们将这方面的理论发展得更加细密，正式成为种姓制度。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肤色的区分，理论上将深肤色人贬黜到低下地位的做法，从来不是完全有效的。有丰富的例证证明种族的融合以及雅利安人甚至接受深肤色的人作为自己的先知或哲人。编纂和整理吠陀经典的巴达拉雅纳·吠陀·毗耶娑本人就是一个深肤色渔妇的儿子，一位雅利安哲人的私生子，被称为“黑皮肤的巴达拉雅纳”。虽然教义上宣称凡人地位低下，但这却丝毫不影响土著统治者们的地位，例如苏达斯就请求过他们的支持。国王甚至僧侣同土著居民通婚，也是常被提及的。
关于种姓制度形成以前血系已很混杂的事实，是有充分证据证实的。种族主义还留存在雅利安人的教义中，是否被传授吠陀经典的祝词或祷歌的神秘内容，成为识别“再生者”和低级人的标志；雅利安人这个概念后来渐渐成为地位和文化的概念，而不是肤色的概念。
早期吠陀时代的时间还不能清楚地确定。温特尔尼兹说：“创作早的祷歌和辑成《梨俱吠陀》经本集的时间一定相隔好几百年。”作为印度雅利安人文学的文献，《梨俱吠陀》经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各种观念的逐渐演化对于印度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更重要的或许是曾经采取各种特殊的措施保护经典原文，以至于到现在，在形式、文辞和祷歌语言方面，这种神圣经典原文还保有无与伦比的准确性。
推崇《梨俱吠陀》经并给予它极其重要地位的做法还产生了另一后果：以后一切思想都加上了雅利安和吠陀的形式。只有佛教和耆那教直率地说他们是非吠陀的，除此以外，一切有系统的思想都想借一种虚假的家系把它的起源追溯到对某一晦涩吠陀祷歌的解释，甚至萨克达人也竭力宣称他们的宗教溯源于吠陀。一直到19世纪它都以吠陀为骨架支撑印度的思想形式，“雅利安人的印度”的说法就这样得到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