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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无须道歉
“朋友，当你进入我的田地时，不要有什么歉意。你不会打扰我。你到这儿来有比得到玉米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谁说了我今天必须犁出这么多的犁沟？来吧，朋友，坐在这些土块上；让我们谈些高雅的话题，度过一个甜美的夜晚。我们将把时间花在探讨生命上，而不是谈论什么玉米或者现金。”
当我偶尔读到戴维?格雷森的这段文字时，我难以想象一个当代美国人能说出如此优美的话语。在美国作家作品的历史上，具有真正平和心态的当属富兰克林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我指的并非单纯的动物本能带来的满足感和平和心，而是一种充满悟性的平和心，这是一种影响广泛和深刻的心态，借此可以实实在在地清楚地看待这个世界，并从中得到乐趣。拥有这样一种产生巨大内在力量的心态，我们就会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成为它的奴隶。加尔文主义使得美国作家作品的前半部历史黯然失色；当其影响在布鲁克农庄狂热运动中逐渐消散的时候，当人们开始感受到原本存在的精神自由的时候，气势磅礴的现实主义诞生了，并在美国作家作品后半部历史中一举扫除加尔文主义的阴霾。于是，从霍桑到梅尔维尔，再到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人类的思想一直关注于罪孽及罪孽的深渊。我并没有否认，爱默生、梭罗、阿尔科特、里普雷以及其他所有这类作家都曾经闪烁精神的光芒；我没有否认，爱默生在精神和外观上都获得了安宁，他真正拥有一颗平和心；我也没有否认，梭罗了解幸福的真正内涵。然而，在梭罗身上出现了明显不和谐的音符；爱默生意识到整个世界都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他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人们能够听见沉重的脚步声和呼呼的喘气声，尽管这两位崇高的精神领袖都在努力地摆脱加尔文传统的重负。梭罗甚至会刻板地反对品尝自己亲手捕捞的鱼，反对捕捉一些动物供阿加西研究之用。霍姆斯法官说，梭罗是一个总是对事物吹毛求疵并反其道而行之的人。爱默生在他的《日记》中曾经写到，当和他的朋友梭罗一起散步时，一旦想到握梭罗的手，就会马上想到摸榆树皮的感觉。
然而，格雷森却不同，他一直待在室外照看着自家的玉米地。我们听听他在蓝天之下的声音吧。仔细聆听，并与他一起感受生活的快乐。格雷森生活于自然状态，他比自然主义者更接近自然主义；他是真实存在的，他比现实主义者更接近现实主义；这个自然的、质朴的人生活在20 世纪，老于世故的自然主义者们是不会理解他的。当时，他正在和一个四处游逛的人谈论问题，那个游荡者是一名带着植物学锡罐的教授（那名植物学教授实际上可能是他的岳父）。教授不由自主地走进格雷森的田地，他并不知道这块田地的主人，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
……
我知道，如果一个人如此亲切地谈论生活的色彩和滋味，如此喜爱干草的气味，如此怜爱地把手放在一匹马抽搐的侧腹，那么，他就会懂得生活的真谛。他的确这样活着。这与职业哲学家的世界可谓大相径庭！也许只有一个世界，也许会有多个世界，然而，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去追求这种高质量的、真正美好的生活。世界上存在着并不严谨的纯哲学决定论体系，存在着自由意志、罪恶、原罪以及晃来晃去、迄今尚未被破译的来生。但是，谁也别再想成为第二个黑格尔，试图为我们解开整个宇宙的奥秘，仿佛克劳伦斯?戴伊笔下的“蠕虫”企图通过它们的自我意识改变这个世界！（戴伊说：“注视着这些蠕虫，想想真理，你会觉得伤心，甚至发狂！”）理解整个宇宙会令人伤感，令人沮丧；我知道，那样做会巩固思想，使其浑然一体，然而，我会更进一步地坚定地认为，那样做往往会使思想体系产生一种病态反应，可称之为脊柱关节僵化，终，快乐的探索精神会消失在思想的尸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