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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午，我正写着稿子的时候，收到一条作者朋友的信息，说很多公司都在跟她约稿，可她不是觉得条件不满意，就是认为对方的平台不够优秀。总之，好像所有人都在求她赏个面子。问我该怎么办。其实处于我的角度，我觉得那些条件都还不错的，尤其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我本想作为一个朋友适时地给她泼泼冷水，但转念又一字一字地全部删掉。觉得没必要再做什么讨论。因为同样的问题一个月之前她就问过我，而现在她还在挑选着。只有一条路可走的人应该不会迷茫。而过分纠结可能都是那些大有选择的人，也正是这些人才会得富贵病。我想起一个朋友，阿晟，一个大龄女编导。虽然不该这么说，可这来自她对自己的评价。我都还没忍心说“剩女”这个词。每次联络，她不是在加班剪片子，就是在去某发布会采访的路上，所以，基本上想要约见一次，就得我先陪她去跑个活儿，然后才能就近吃顿饭。在她的世界，一切都差强人意，但话语中仍透露着希望未来会有所改观。我觉得这样挺好，改变往往是变得更好的前提。半年前，公司组织体检，在炎热的夏季里，每个人都如同走了一个没什么必要的形式一般。可阿晟却意外查出了脑瘤，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种，必须马上手术。知道这个消息后，我既吃惊又紧张，她倒是很淡定，就像早有准备。但这种事情谁又能真的看开呢。所以，我不会去安慰她，生怕反而影响了她的心情。那段时间，我们所有认识她的朋友，都很小心。她也没告诉过任何人手术的时间。当我发现她连着几天没来上班的时候，手术早已经做完了。大概又过了一个礼拜，我才敢联系她。从电话里可以听出，她很虚弱，却仍嘴硬着说一切安好。不肯讲出自己在哪个医院，更不想谁来看望没有头发的她。术后没多久她就出院了，但仍不见人。直到过了两个多月，她才找我约了个饭。

（二）餐厅里，人不少，走得也急。我先到了，但并没有等上两百桌，显然这是之前她在电话里夸大其词。“Hello！”她打着招呼，从我右边的过道出现。卫衣上大大的卡通图案很显眼，这种装扮，让我猜测她的心情应该还不错。阿晟变化不大，却也好像没那么简单。术后的初次见面如我预想得一样平静。我不知道如果问点什么的话，是否会引发她情绪上的不安。所以，我决定乱扯一些彼此发生过的很丢脸的事，一来缓和气氛；二来是我很努力地想逃避掉一切关于她的病和手术的话题。看来这是个好主意，我们都兴致勃勃地交换着回忆。但让我有些不解的是，每提及一件以前的事情，她都是记头不记尾，而且总是张冠李戴。我一时着急说道：“什么记性啊你？不会是失忆了吧？”其实，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但阿晟的话，更是让我心头一颤。阿晟有些犹豫地说：“是有点记不住事哈，医生说后面也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瞬间，我能感觉到空气凝固了，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接下来的每一秒钟都显得沉重而无所适从。好像过了许久才好些。她主动和我聊了一些关于工作上的事情，我站在男生的角度，劝她可以考虑换个工作，毕竟，编导这个活儿太熬心血，有时候男生都顶不住，更何况她又是大病初愈。而当我的大道理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她情绪有点激动打断我说：“我现在的情况不能再从零开始了，工作上、生活上都一样！我没得选了，你还不明白吗？”我看着阿晟，难以想象关于更多未来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阿晟不仅记忆会受影响，而且每隔两周必须注射药物才能维持生命。这些事情，她无法面对，但又必须承受。在她眼前的路很多，但又好像只有一条。

（三）独自坐在回家的地铁中，我的心情有些低落。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但让我胸中发闷。借由阿晟，我想起了我的大学同学老魏。半年前，当时也是在地铁上，我突然接到老魏的电话，他说这会儿在北京，问我是否有空晚上一起吃个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