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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和文化对中国制度框架韧性的作用
在改革30年时间里，不了解中国的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反复声称中国必崩溃。他们或者预言中国将回到国家计划，或者预言中国会像苏联那样走向政权的分崩离析。这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政策和绩效的评估，通常是基于新古典主义无限个人理性和完美可预见的市场均衡模型。然而，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蓬勃发展的现实对这些有缺陷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并不是一个向理论化标准概念中经济均衡收敛的过程，而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共生演化的过程。
与目前主流经济学理论强调市场无所不能的协调作用不同，资本主义调节理论认为：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公民社会及其制度安排，通过与经济动力不断相互作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一些公民社会制度安排能够缓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张力，确定行为惯例和非正式规则以促进信任和减少不确定性，等等。市场、公民社会、政府三个方面制度安排之间的一致性和冲突，推动着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及其动态演化。公民社会制度植根过去，以民众文化为支撑，代际相传。它们促进信仰和行为模式的生成，并对缓解冲击具有重要贡献。因此，要理解和探索中国今天的路径，就必须认识中国历史轨迹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集体记忆。它们源于远古文化基因，但至今仍对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结构有着重要影响。
以中华帝国国家形成的特殊过程为出发点，这一章试图识别中国传统中一些具有基本重要性的社会制度。它们不但对稳定社会秩序起着显著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创造性和持续变革。这些社会制度随时间而演化，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有条不紊的系统，大大促进了中华文明相对不间断的延续。这些制度对于我们理解以下问题非常重要：中华文明的认同感来自何方，这种认同感又是如何表达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合法化模式，以及基于欧洲经验的经典增长模型所无法解释的经济动力逻辑。
1.1中华帝国的国家形成和早期历史
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远不是古老的，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都比中国更早出现。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在于她超强的生命力。从公元前到今天，中华文明虽然不断变化，但始终保持其清晰可辨的传承。特别是漫长的中华帝国。她始于秦国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在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得到巩固。之后两千年的政体一直保持着汉代的制度基础。许多所谓“中国的”文化、社会及政治特征都形成于这一漫长的中华帝国时期。这些特征甚至在今天仍对中国人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本章所总结的这些特性也大都基于这一历史时期。
中华帝国不单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她的独特性基于对某些社会及政治秩序的维持和再生。这些秩序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持续演化的历史进程，受给定历史环境和各种偶然因素共同影响。本章将概述西周(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770年)，特别是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到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初期的这段历史。这是中华帝国基本秩序的早期形成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的转折点前后，中华文明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发展。这些发展改变了中国人之间互动和协调的方式，并终促成了我们今天认定为“中华文明”的宏观秩序之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