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重建中的中国上古史：中华文明起源
中华文明到底是怎么起源的?
几千年以来，人们依据历史书的记载和儒家典籍的描述，天然地认为“三皇五帝”是我们的祖先，由黄帝代代传到尧舜禹，继而是夏商周。这段叙事世系完备、记载有序，人们对此并没有反思和怀疑过。
但这个观点在100 年以前被打破了。
当时，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反映在史学领域，便是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疑古派)”的出现。他们用西方整理古代资料的办法，重新梳理了古文献和史书，认为中国的古史传说是靠不住的。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而这个论断，否定了整个“三皇五帝”时代，也否定了古史记载的那个黄金时代。胡适声称“东周以上无信史”。顾颉刚甚至通过“考证”，推断出大禹是一条虫子，而不是一个人。传统古史系统于是崩溃，大一统观念也失去依托。
“此前，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重视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史学学术背景下，‘三皇五帝’都是想当然的事，文明起源不是问题。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古史辨派’，却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a
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中华民族会不会像世上万千民族中的大多数，难以找到自己的起源?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洋说：“历史，是人类的集体记忆。失落了源头，人类就陷入失忆。我们历来自称炎黄子孙，可如果炎黄是否存在也还没有搞清楚， 难道不尴尬吗?”所以，能否通过扎实的科学研究，在准确事实的基础上重建上古史的体系，成为百年来史学界的一大重要课题。
1925 年，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考察古史要有文献学和考古学二重证据法。要将地下的考古发现补正文献史料，即以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相互印证，以此辨析历史真伪。比如，如果上古史书记载了某件事，而出土文物恰好也印证了这件事，那这部分记载一定是可信的。
于是，在重建上古史与回答文明起源的问题上，考古学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一线希望。由此，中国学术界才开始主动接纳这门源于西方的学问。以考古来印证古史传说，进而重建可信的古史，是近一个世纪之前中国代考古学家的基本心态。
1926 年，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考古学家李济来到山西临汾，考察晋南地区，并对西华阴村进行了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独立主持的项田野工作。
此后，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到了21 世纪，考古研究更加波澜壮阔，例如科技部2002 年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除了传统的历史、考古等学科外，还集合了环境史学、物理、化学、地理、计算机、动植物、医学、人类遗传学等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
100 年来，随着考古学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越来越多的古史记载获得了印证。
中国夏商帝王世系，自“古史辨派”质疑以来，只被看作传说，不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顾颉刚主张要把这段历史当故事看)。然而20 世纪上半叶以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识别，史记中商代帝王的世系很多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王国维考证发现，《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帝喾确有其人a，《史记》记载的商朝世系也是可信的。这样，被古史辨派一度推翻的夏商世系传说，自此重新获得了可信的证据。
1928 年，商朝首都遗址“殷墟”在河南安阳被发掘出来。殷墟是中国历史上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墟的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再次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等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确为信史。
1959 年，历史学家徐旭生根据上古史籍记载的指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葱葱麦田覆盖的地下，发掘出一片城市遗址，此遗址距今3700 年左右，考古学家研究认定此时期是夏朝晚期、商朝初年。
至此，“双重证据法”所证明的历史，已经被推前到夏商之际。但关于夏禹前的历史，还只是传说，尚未被考古证实。海外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持怀疑态度。
情况终于有了转机。2002 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 距县城约15 里地的一块麦田里，发掘出一片规模巨大的上古都城，都城在鼎盛时期面积达4000 多亩地(280 万平方米)，跟今天的清华大学校园差不多大。这一发现，将历史进一步推前到了尧舜时代，即夏朝建立之前的时期。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这项考古发现，使考古学所证明的中华文明起点由二里头遗址所标明的距今3700 年左右的夏商时期推前500 年，到距今4200 年左右。而根据古书的年代记录，那正是尧舜时期a。
遗址中的古观象台，据碳十四方法测定，大约在公元前2100 年左右使用。这个观象台表明，4000 多年前人们已经通过设计大型的建筑，来测定节气。此地还出土了两个精美的彩绘龙纹陶盘，直径近半米，内饰盘龙，龙口衔松枝，说明华夏族的龙图腾已经出现。又出土一只陶土扁壶，上面写有几个暗红色古文字，比商代的甲骨文早至少七八百年。这都表明，当时的文明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
2011 年，考古人员在陕西神木发现了石峁古城遗址。石峁古城的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浙江，300 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山西，270 万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的城址，相当于6 个故宫。石峁古城和周围的卫星城主人是谁，目前尚不确定，有不少学者推断，它很可能是轩辕黄帝领地。其他小型一些的考古发现，更是不胜枚举。
李济先生说：“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资料，一步一步地分析它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与此同时，蒙文通、徐旭生、傅斯年等众多学者也在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 重新梳理上古历史，试图从理论上还原出上古中国的脉络。“三大集团说”“夷夏东西说”等鸿蒙时代社会状况的新描述，逐渐产生。蒙文通和徐旭生各自独立得出了远古时期中国大地上存在三大部族集团的结论，可谓不谋而合。
尽管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经过大量的考古实证加古史重新梳理， 一个上古时的中国，轮廓已经逐渐清晰。有了大量学术研究的支撑，即便跟几十年前相比，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已经大大进步。其实，顾颉刚在考证大禹是一条虫时所用的方法颇多附会，后有好事者沿着顾颉刚的逻辑去考证，考证出“顾颉刚”竟然是一只鸟a。
中国上古历史，百年来经历了相信古典——打碎古典——重建新古典之路。这恰似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轨迹，也是中国人百年来思想历程的缩影。国人曾对古人深信不疑，又曾以“五四”“文革”的铁锤将其彻底打碎。而今天，在我们对西方文明激烈拥抱之后，蓦然回首，却发现那些满载着方块字的残简与黄卷，重又在灯火阑珊处放出光芒。时代浩浩向前，我们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清晰地看到这一“正—反—合”的百年路径。
对于鸿蒙时代的描述，本书将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互参照来展开。以前的历史书中，这两者大都是割裂的，本书尝试将两者交织进行。
在这部分“双重证据式”的历史开始之前，先来讲一讲神话传说的时代。
…… ……
东汉影响了欧洲历史
大约与汉代同时代稍晚，在欧洲，罗马帝国已经在地中海一带崛起、征战。东西方两个大帝国，中间隔着中亚大沙漠。
公元1 世纪以前，罗马帝国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人员往来。商业往来主要靠中亚地区的中间人。但中国人和罗马人相互都很关切对方的存在。中国人对罗马人的印象不错，听说他们身材高大长得很像中国人，所以给罗马帝国取名“大秦”——比起视其他民族为蛮夷，这待遇不低。
甘英出使大秦失败，终未能渡海。直到汉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大汉与罗马帝国才有正式接触。《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献象牙、犀角、瑇瑁(大海龟)，“安墩”正是马可·奥勒留(161—180 年在位)，罗马皇
帝安东尼·庇护的继子。近年来，洛阳市北郊还出土了几枚古罗马金币，乃是当时罗马商人在中国生活的写照。
中国人早已发明了丝绸(看到蚕，想到并做成衣服，确实很神奇)，这种西方人从未见过的华美面料，令他们如痴如狂。今天我们在油画中看到的罗马元老院的元老们身着丝绸，正是来自中国的进口货，这是当时罗马的奢侈品。
如今罗马所在地为意大利，该国Gucci、Zegna 之类“奢侈品”目前正在中国大受追捧，其实这些奢侈品相比当年的丝绸地位可是差得远了。一直到公元552 年左右，罗马才获取了取卵养蚕的技术，向阿拉伯人炫耀，阿拉伯人十分吃惊。
今天，意大利跟中国并称丝绸业强国，而意大利的设计水平略胜。
不幸的是，罗马帝国的两次灭亡，都跟中国有间接关系。
东汉时，华夏大破北匈奴后，北匈奴在中国的历史书中就消失了，“不知所之”。后世欧洲学者考证，北匈奴残部一路向西溃逃、迁移、侵略，经历了一两百年之久，进入了欧洲，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先是侵占日耳曼蛮族的土地，日耳曼蛮族被驱赶继续向西向南，一部分(盎格鲁- 撒克逊人)征服了英格兰当地人，演变成日后的英国;一部分进入罗马帝国腹心，并终蚕食掉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剩余的东半部分，被称为东罗马帝国。匈奴人在欧洲历史书中被称为匈人(Huns)，他们在匈牙利草原逐渐定居，著名的领袖是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匈人与马扎尔人混血后，变成今天的匈牙利人。上述过程历时数百年。
隋唐时，中国大破突厥，突厥西遁，杀入东罗马帝国腹心之地，建立土耳其(Turkey，即突厥音译)，突厥人后来攻破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陷落。上述过程亦历时数百年。
东汉具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被周边的朝鲜(高句丽、百济)，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多个国家尊为宗主国。在日本列岛上，东汉时有一百多个小国。公元57 年，日本国王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并赐封“汉倭奴国王印”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这颗金印已于1784 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成了日本国宝，现藏于福冈市博物馆。
…… ……
隋唐轶事：李氏家族的非同寻常及李唐血统之谜
隋末，全国陷于四分五裂。中原有李渊、李密、杜伏威、窦建德、王世充等数支势力相互竞争;塞北，突厥虎视眈眈，时有南下之意。20 年的动乱之后，黄河下游已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人口由4500 万锐减到1000 多万。
公元618 年，隋旧将李渊袭据长安，称帝建唐。此后，经过数次兼并战，中原大小势力全都荡平。
李氏这一支，也不简单。李渊的爷爷名叫李虎，是杨忠的同事。一次随宇文泰检阅军队，忽然有豹子跳出，李虎立即上前一棍打折了豹子的前腿，豹子疼得在地上打滚，但仍张牙舞爪，士卒不敢上前。李虎见势一跃骑上豹子，右手摁住顶瓜皮，左手挥拳做武松状，还笑问宇文泰：丞相，你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杨李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不仅先世同为关陇军人集团重要成员，而且还有姻亲关系(李渊之母是杨坚的独孤皇后的姐姐，李渊也就是杨坚的外甥，与杨广互为表兄弟。李世民娶了杨广的女儿，也算得上是杨广的女婿)。所以隋唐的改朝换代可以看作同一集团内部权力交接，只是政权换了姓而已。
易代之际风云变幻，《隋唐演义》等评书小说已经充分展现了这段历史的精彩，只是这些演义小说戏说成分很大，不能全当做信史来看。如李元霸，传为隋唐英雄，善使双锤，力大无比，其实是演义里虚构。其原形为李玄霸(唐高祖李渊第三子)，16 岁就早逝。还有“四猛十三杰”的传说，也属杜撰。
而李渊这个人，历史上面貌一直都很模糊，似乎有点庸庸碌碌。其实李渊绝不庸碌。当年周武帝外甥女窦姑娘出嫁，采取比武招亲的方式：在门屏上画两只孔雀，谁若是双箭射中孔雀眼睛，便中头彩。众多考生中，只有李渊以神射技法抱得美人归，这便是“雀屏中选”的故事。
隋末动乱，民间谣传“李氏当兴”，炀帝于是对李姓大臣加以迫害，对李渊亦不断派人监视。老李也十分狡猾，故作沉沦并申请外派，终于躲过一劫。
新旧唐书等正史，一会儿说高祖李渊庸碌无为，一会儿又赞他智勇兼备，自相矛盾。为什么会如此呢?原来是历史底稿遭篡改。太宗李世民上台本是抢班夺权，为构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遂经常“照顾”史官的工作，如干预起居注的修纂。在塑造自己形象时，有时需要贬低老父，所以，李渊的形象便被歪曲。
真实的高祖李渊，颇有雄才伟略，起兵之时，温大雅在其幕府担任机要秘书，亲历这段历史，此后著成《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才是更可靠的史料。
同样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还有李氏的血统问题——他们是不是胡人?
据陈寅恪考证，“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居，乃一较晚之事实也”。李氏先祖确为汉人，但发迹后多次与鲜卑贵族通婚(太宗祖母独孤氏是鲜卑化的匈奴人，母窦氏出自鲜卑乞豆陵氏)，故唐朝皇帝身上带有一些鲜卑血统是无疑的。
…… ……
明朝开篇：恢复中华
如果现代人穿越到朱元璋的成长环境，多半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1328 年， 朱重八出生在安徽濠州(今凤阳)的一户贫苦家庭。20 岁之前，他一直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挣扎。他曾给地主放牛，并在皇觉寺当过杂役僧。皇觉寺破产解散，他托钵四处乞讨。朱重八还在少年时，他的家人基本都已饿死或者病死。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星火燎原，儿时的小伙伴汤和写信给朱重八，叫他一起入伙。25 岁的朱重八收到信后，坐卧不安，又怕被人告发，又怕错失发展机会。他于是找朋友商量，又去求神问卦，终下定决心，投奔到濠州红巾军郭子兴的麾下，成了一名士兵。朱重八很快脱颖而出，并改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朱元璋。郭子兴死后，朱元璋便逐渐掌握了这支军队。1356 年，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 改名应天府，并在此建立江南行省，拥兵十万。
此时，有数股反元力量，相互构成威胁：北有刘福通、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这些人的心思和理想各不相同，只有朱元璋的想法非常明确：他在研究刘邦、李世民、赵匡胤等人的往事。显然，朱元璋意在荡平四方、统一天下。
陈友谅是一支劲敌，朱元璋诡计与苦战并用，花费了四年时间，终于摧毁陈友谅部。之后，朱元璋又派遣徐达、常遇春等一路攻击前进，直取张士诚的都城平江(苏州)。张士诚年轻时也算是一代豪杰，称王后早把奢华享受当做人生首要目的，这时已经腐化得不像样了。张士诚战败之后，被擒至南京诛杀。
随后，朱元璋又于1367 年冬和1368 年，相继消灭了浙东方国珍、福建陈友定、两广何真的势力。
到此时，南方大局已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十月，他又派徐达、常遇春率军25 万，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口号，挥师北伐，向元大都(今北京)发起攻击。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攻克山东、河南、直隶等地，终在洪武元年(1368 年)八月初二攻入大都， 残余政府向漠北逃窜，元朝灭亡。
洪武元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以此为都，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明朝拉开了帷幕。
明朝恢复了华夏文明、承接了自古以来的道统秩序，被认为是正统的回归。例如明朝中期内阁大学士、被历史学家钱穆称为“中国历史上流人物”的邱濬就曾赞美道：“幽燕沦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变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复归于中国，治教于是乎大明，彝伦于是乎复古。”因此，即便到了后期，皇帝的工作十分荒废， 中枢决策系统有时处于半瘫痪状态，明朝政权也没有出现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