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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连环杀手揭秘数据：FBI估计约有50个连环杀手在美国活动。……布莱恩我同布莱恩•杜根的次面谈用了4个小时。我们谈了在他因两起谋杀被判终身监禁之前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如你在前面的章节看到的（是的，他就是你在第6章认识的布莱恩），他的家庭生活、工作经历、两性关系都很混乱，这些从他的家人、老师、雇主和前女友的报告中也可以得到佐证。问完基本问题后，我已经很有把握布莱恩的精神病态量表的得分会很高。特征反映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布莱恩是教科书级的精神病态例子。但我还想让布莱恩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他要犯下那些谋杀？我研究了关于人们为什么犯下与性有关的谋杀的各种理论。我希望通过研究布莱恩的动机和方法，来帮助执法部门抓住其他连环杀手。我已经从布莱恩的背景资料里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我希望布莱恩能揭示一些关于他的方法和思维的详尽细节。心理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认为成年后性犯罪的人曾经是儿童性虐待的受害者。也就是说，这种侵害可能导致性犯罪的循环。虽然几乎不可能确定早期创伤对布莱恩或其他成千上万性侵受害儿童的影响，但不难想象儿童性侵害对人格的某些方面会造成影响。在了解了布莱恩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我们的关系已经很融洽了。因此我开始问他一些关于童年期遭受的性侵害的难堪问题。结果布莱恩的回答没有我想的那么为难。“布莱恩，报告上说你年少时曾被人诱拐并性侵。”“是的，小时候有一个开工程车的家伙说要载我一程。他把我带到一处计划好的地方，让我给他口交，”布莱恩说道。“然后他把我带回镇上，给了我20美元，把我扔到一个加油站就跑了。”布莱恩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几乎笑了出来。他的古怪行为让我有点走神。我问了一个问题清单以外的问题，“这个经历让你觉得困扰吗？”“没有，完全没有；我的意思是，这不算什么大事。时间并不久，而且我得到了20美元，”布莱恩耸着肩说道。这件事情似乎对他的情感没有什么影响，至少不是以他可以清楚表达的方式。事实上他说的时候还有些高兴，差点笑了。这很不寻常。“你后来在报纸上认出了这个人？”我问道。“是的，事后我告诉了男孩之家的督导，并且在他因其他罪行被捕后我在报纸的图片上指认了这个家伙。不过没有什么结果。警察从没找过我，也没有追加起诉。”“但你知道了是谁，是吗？”我问道。“是的，是约翰•韦恩•盖西。我是事发后从报纸上知道的。他杀了很多男孩。我想我很幸运，”布莱恩微笑着说。70年代初，盖西在伊利诺伊州性侵和杀害了至少33个男孩。布莱恩是报道的第14起。他讲起被盖西侵犯的事就好像在讲述自己早上穿鞋的情形——完全不带感情。他缺乏情感的程度不亚于我访谈过的任何一名犯人。布莱恩还提到了自己在梅纳德少管所时曾被性侵过。“这些经历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布莱恩显得有些困惑。“为什么这些经历要对我有影响？”我继续问：“你认不认为这些经历对你犯下的谋杀有影响？”“没，”他回应到。他看着我，就好像我的问题很愚蠢。他不认为这些早期的创伤经历会影响他成年后的行为。可以从几个途径来解释布莱恩的若无其事。一方面，布莱恩有可能从童年期的经历恢复了。毕竟大多数有类似经历的青少年后并没有成为罪犯，更不要说成为连环杀手。大部分人都能从早年的压力事件中恢复，不会在成年后发展出严重的精神问题。我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我们掩埋过去，然后继续上路。另一方面，布莱恩也可能只是对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他的成长缺乏认识。很显然他对他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缺乏认识。至于这种缺乏认识是为了掩盖创伤的心理机制，还是与生俱来的神经生理缺陷，还有待确认。的科学发现表明也许是两者兼具。根据遗传学研究，布莱恩的特性至少50%是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导致大脑旁边缘系统发育不良，从而引发缺乏情感等精神病态症状，并走向了成年后成为精神病态的轨道。此外，他经历的性侵创伤很可能进一步损害了已经萎缩的旁边缘回路，使得布莱恩更加无法具有正常的情感体验。辩护团队整理了布莱恩从幼年开始表现出的情感和行为问题的完整历史。布莱恩从儿童到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都明显表现出缺乏情感。而且在我面前这个52岁的男人很显然完全没有情感。布莱恩即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意义，也不能理解他人的行为对自己的意义。布莱恩的情感状况夸张到让我都有些惊讶。很少有犯人对情感缺乏理解能到他这种程度。我潦草地在本子上记下笔记，然后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关于谋杀的计划。如果小时侯受到的性侵与他犯下的谋杀无关，那也许有其他事情导致了他产生杀人的动机。“你对你的犯罪有计划吗？”我问道。“没有，完全没有，”他答道，“我从没有计划过这些事。”“那你怎么带了胶带、撬胎棒和小刀？”我问道。许多连环杀手都随身携带杀人工具，以便绑架和谋杀受害者。新闻报道了警察逮捕布莱恩时在他的车上发现了这些东西。“哦，是的，我带这些东西是用来偷东西的，但我从没有计划杀谁；那只是巧合，”他回答说。“胶带是用来维修我那台破车。”布莱恩的说辞与文件一致。他似乎没有能力对他的生活进行任何计划，包括犯罪。“那你袭击或诱拐妇女时都是随机挑选的？”“是的，我经常开车四处转，看哪里好偷。我会边抽烟边开车几个小时。有时候找不到我喜欢的地方我就回家了。有时候我会偷五六家房子。如果刚好碰到我喜欢的人，有时候我会抓住她们性交。”这次访谈我准备了几个星期，但我的头脑里还是不断跳出新的问题。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有人出于完全随机的动机偷偷靠近和袭击你。布莱恩接着说：“一旦我抓住她们，我会开车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同她们性交，然后把她们送回家。有一个女人还打电话和我再次约会。”我哑口无言。难道他真认为会有女人在被绑架强奸后还想和他保持关系？而且，我也无法相信他会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告诉一个刚刚被他强奸的人。“布莱恩，你把你的电话告诉被你强奸的女人？”我带着质疑的口吻问道。“是的，我经常会告诉她们我的名字，要她们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补充道，“现在看起来很蠢，但当时我认为我们很开心。”布莱恩完全不能理解。我怀疑他可能会创造新的情商缺陷的记录。接下来我们谈到了谋杀。“布莱恩，为什么你要杀死那些女孩？”他看着我，摇摇头，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但愿我能知道为什么我会犯下这些事情，但我真不知道。”这个回答让人完全无法满意。但事实就是这样。我做了细致的准备，想探查他的灵魂深处，试图发现是什么事情导致了他强奸和杀人，找出背后的动机。我还从没有碰到过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的。我访谈过许多杀人犯，其中许多都是连环杀手。他们杀人都有原因。他们典型的回答是，我生气，我想报复，我想掩盖犯罪，我必须除掉目击者，我杀人因为有人付我钱，我就是想试试杀人是什么感觉。一些连环杀手杀人是因为他们发作。事实上，许多连环杀手除了是精神病态还是虐待狂。虐待狂是一种性障碍，或性欲错乱。有虐待狂的人通过对他人施加痛苦引起性欲，有时候甚至导致死亡。布莱恩是我遇到的个对为什么杀人没有答案的杀手。他没有尝试给出理由。他也没有试图归罪于其他人和事。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布莱恩，你杀死那些女孩是不是因为你想阻止她们在法庭上指证你？”我问道。“不是，”他摇头说道，“我没想过要除掉证人。”他不像是在说谎。毕竟他强奸的人比他杀的人多得多。如果他杀人是为了除掉证人，那受害者会远不止这么多。事实上，就像我所困惑的，布莱恩认为被他强奸的女人喜欢这样。“你杀人是不是为了找刺激？”我问道。“不是，我杀人时会尽快，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发生了，”他耸耸肩答道。他杀人没有动机。这让人更难理解，也更加无情。我借口上洗手间，暂停了谈话，去洗了把冷水脸。在盯着镜子中自己的脸看时，我想起了精神病态学的名著，赫维•克勒利的《精神健全的面具》。我回想起克勒利给出的精神病态特征。让人费解的症状之一是克勒利说的动机不足的反社会行为。这个症状有点自相矛盾。我所受的训练告诉我，所有行为都有动机。但在盯着镜子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克勒利在描述精神病态时将这个症状包括进来是什么意思。精神病态者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犯下反社会行为。虽然其他人可能有动机，他们是真没有。对于布莱恩无法说出他为什么犯下那些可怕的罪行，我不再感到挫折或生气。现在我理解了，他就是缺乏这种理解能力。他永远也无法对为什么的问题给出常规的答案。他永远也不会给出合乎逻辑的答案来为这些可怕的罪行辩护。在问到为什么他要杀死那些女孩时，布莱恩的大脑一片空白。这就好像当我们大部分人被问到如何解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时一样——毫无意义。心理学家想知道，布莱恩以及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精神病态者犯下反社会暴力罪行的动机是什么。但有时候精神病态做事情是没有理由和动机的。其他人会寻找虽然有违道德但合乎逻辑的理由。我开始理解这个事实，许多像布莱恩一样的人犯罪并没有合乎逻辑的答案——虽然这会让人失望。盯着镜子看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布莱恩也许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他犯下这些罪行，但他的大脑也许会告诉我。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用移动式MRI来窥探布莱恩的大脑，以解决我心里迫切的疑问。我知道布莱恩无法为他的行为给出理由，但解开他大脑的秘密也许能告诉我他说不出的答案。在他的头脑里的某个地方藏有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线索。我要把它找出来。有问题的大脑通过窥探布莱恩的大脑来解开他犯罪之谜，这可能有点好笑。但许多受精神疾患折磨的人都无法说出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经常举一个人的例子，姑且称其为“布拉德。”布拉德40岁，很普通，没有精神病史，在学校、家里和工作中都没有行为问题的历史。他拥有硕士学位，在学校当老师，近刚和一个有个女儿的女人结婚。大约两年前，布拉德开始对色情书刊产生浓厚兴趣。他花很多时间收集色情杂志和上网。然后他开始光顾按摩院寻找有偿性服务。布拉德后来说他的性冲动十分强烈，他很难控制自己。但是他觉得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因此他对妻子隐瞒了。然后一天晚上他向尚未进入青春期的继女提出了性要求。布拉德的继女将此事告诉了母亲，她母亲报了警并把他赶出了家门。布拉德被诊断为恋童癖，医生开了药（甲孕酮）对他进行“化学阉割。”由于布拉德是初犯，法官判他接受性瘾住院治疗。在治疗期间布拉德的性行为继续恶化。他猥亵其他病人甚至工作人员，后被赶了出来。由于布拉德没能完成治疗，法官判他入狱。在被送到监狱去的头一天晚上，他说头很痛。医生对他进行了MRI检查，在眼部正上方的额叶部分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肿瘤。这个区域是眶额叶皮质，负责调节冲动控制和情感反应。布拉德的肿瘤被成功切除。康复后，他不再对色情杂志、卖淫和他的继女有性冲动。他被从医院释放，他的妻子把他接回了家。此后一年都很正常。然后布拉德再次出现了反常的性想法。他又进行了MRI检查，结果发现肿瘤复发了。手术再次成功。很显然类似肿瘤这样的大脑疾病能剧烈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然而患者本人并不能说清楚自己为何有这样糟糕的行为。在发现肿瘤之前，布拉德只知道自己有强烈的性冲动。布拉德并不知道，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性冲动，是因为他的大脑被肿瘤挤压。只是在肿瘤被发现之后，布拉德才知道自己为何性行为反常。一些法学家认为，因为布拉德猥亵继女，他仍然有罪，无论是不是肿瘤导致他这样做。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即便有个小绿人在布拉德头脑里驱使他这样做，他也一样有罪。这些学者认为，如果发现了导致一个人行为不当的机理就能让其逃脱罪责，那这个世界上就无罪责可言了，因为所有行为都是由某种原因导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斯蒂芬•摩尔斯称这个归因难题为“基本的心理法学错误。”这个有关罪责的哲学原理还存在争议，但大多数人，包括美国法院都认为，即便大脑存在差异或疾病不能让一个人完全免除法律制裁，这种疾病的存在至少也会减轻他们的个人过失。这正是美国法院免除青少年（汤普森诉俄克拉荷马州案和罗珀诉西蒙斯案）和智障人士（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死刑的理由。本质上，法院的立场是，在死刑方面，行为模式不一样，也即大脑不一样的群体，要比健康正常的群体承担较少的罪责。大脑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青少年，以及大脑灰质密度明显异常的智障人士，要比正常成年人的罪责轻，因为他们的大脑不一样。大量行为学证据表明，青少年和智障人士与健康成年人有根本性的差别，从而支持这个立场，并且相关的神经科学进展也进一步支持这个立场。法院还认为，根据报复原则——想要看到犯人得到“报应”或以眼还眼——适当的惩罚程度也必须取决于犯人的罪责。这符合直觉。我们对青少年和智障人士的惩罚要轻于成年人，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的责任较少。另外，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协会都认为大脑科学的发展也支持这一点，即青少年和智障人士应当承受较轻的惩罚，因为他们的行为和大脑相对健康的成年人有差异。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也支持对青少年犯人免除重刑，例如虚拟死刑——终身监禁并且不准假释。支持者认为，根据汤普森、罗珀和阿特金斯案的相同逻辑，重刑也应当被废除。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在后来的一系列决定中，美国法院废除了在特定情形下针对青少年的一些重的刑罚。并且在许多案件中，青少年法律改革者引用了神经科学的新进展来支持减轻青少年的罪责。我认为这些观点的逻辑很受社会大众尤其是法律系统的关注，同时也极具挑战性。神经科学的进展不断揭示精神疾病如何与大脑异常有关。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强迫症（OCD）、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边缘型人格障碍等大部分主要的精神疾病都与大脑结构、功能和连接性受损有关。其中一个尤其引起法律方面的兴趣的就是精神病态的神经科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