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现在的大学教育很重视学术论文的写作。毕业时须写,硕士、博士结业时也须写,视其完成与质量如何,确定其能否结业,授予学位。这是十分正确的。学术论文者,论述个人学术观点之作也。一个学生,能否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论证、解决问题,须要通过学术论文；一个学者,能否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推动学术领域的进步和发展,除专著外,也要通过学术论文。因此,学术论文是考核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人们重视它,有其道理。
不过,依个人所见,现在通常的所谓学术论文似乎是舶来品,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教育交流之后的产物。中国古代文体有“论”,但是却没有今天动辄以万字,甚至以数十万字计的学术论文。记得我曾经说过,汉代贾谊的《过秦论》总结赫赫炎炎的秦王朝覆灭的历史经验,是个好题目、大题目、够水平的题目,然而,上、中、下三篇,不过二千二百余字。
宋代苏洵的《六国论》分析战国时期齐、楚、韩、魏等国的外交失策,为宋王朝处理对外关系提供借鉴,全文五百四十余字。王安石的《孟尝君传》尽翻旧说,批判一向以“得士”著称的孟尝君,全文仅九十字。钱大昕的《答问》第十诠释《元史》中的“投下”二字,旁征博引,叙述契丹、蒙古时期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全文五百余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有名的史论集,其中的文章大都在一二千字以至三四千之间。由此可见,要在我们的老祖宗的文章中找寻今天习见、常见的学术论文,大概是不可能的。
我这样说,并非反对今天的学生、学者写学术论文,相反,我承认这是学术的进步,为学术发展所必需的进步。我只是想说,学术论文并非表达学术观点的形式,在上述形式之外,短论、札记、随笔、小品、序跋、回忆等体裁都可以表述学术观点。而且,它们篇幅不大,形式灵活,没有固定的写作套路,没有八股腔、八股调,读者读起来可能更喜欢,更容易,也更愿意接受。试问,一篇上万字,以至几万字的学术论文,能用几百字、几千字的短文代替,而其学术价值无损,不是也很好吗？何况,从我们的老祖宗开始,流传至今,传诵不衰的名篇几乎都篇幅不大呢!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学人精品,很好,我很赞成。要我也出一本,甚感荣幸。但几十年来,我林林总总、拉拉杂杂写过近千万字,要从中选出几十万字的代表作来,自然颇费踌躇。由于一些难以说清的原因,选目不得不一改再改,反复斟酌。出著作,就好像选对象,总想选得俊一点,理想一点,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我在大学学习的是中国文学,多年来,断断续续写过各类体裁的诗歌数百首。现从中选出其有关历史与文化者,编为“咏史杂诗”,聊示我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大学毕业以后,我曾以十年时间业余研究中国哲学(包括佛学),出过几本小书。本书收入一篇谈禅学和理学关系的文章,表达我在这一领域的基本观点。自20世纪70年代起,命运安排我参加写作国家项目《中华民国史》,奉命研究孙中山与蒋介石,自此中国近代史遂成为我的主业。这些年来,我在这一方面出版的著作较多,发表的学术论文也较多,本书附录一对此已有叙说,这里只能选出有限几篇,略窥一斑。学术论文之外,我比较多地选择了小品、随笔、书序等短作,目的是想说明,做学问,并非只有写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等一两条道路。
我已年满八十。回首往事,除了虚掷、浪费的时间实在太多太多以外,闯荡三界,所成寥寥,很觉惭愧。近有七律诗云：
浪取虚名未补天,
人间闯荡八十年。
为文偶逆时流意,
设论曾遭白眼嫌。
造假昙花空一现,
求真玉璧永刚坚。
是非毁誉随人说,
绿野轻骑任策鞭。
忆《中华民国史》立项之初,有人企图压制,帽子之大、之重,堪称惊人,然而主事者和从事者不惧,坚持不懈,积数十年之心力,终于完成三十六卷本的一代工程,使民国史从“险学”成为“显学”。科学地总结这段历史,有利于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民族和谐和国家统一。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完全可以在学术的范围内,通过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以解决。民国史、中国近现代史,以至整个中国史、世界史,都是一片广阔无垠的“绿野”,等待着勇敢的骑士“策鞭”驰骋。
2015年5月初撰于北城之书满为患斋,修改于2016年3月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实际上,它确有其事。康有为不仅曾准备“劫制”西太后,而且曾准备乘机捕杀。笔者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获得了可靠的证据。
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处决。次日,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说：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兹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
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传统很盛的国家,单凭“惑世诬民”“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类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为,处决谭嗣同等人,“上谕”特别提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显然事出有因。
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一书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曾指责光绪皇帝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册,第4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下文所引的不同分册，皆出自此版本，不一一标注出版信息。恽毓鼎曾随侍光绪多年,上述记载自非无根之谈。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所记与恽书大体相同,但更明确。它记西太后大骂光绪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同上,第466页。《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载亦同。西太后责问光绪说：“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同上,第347页。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定：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串通,准备将她囚禁于颐和园,因而才有前述29日的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