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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家山外之争 知礼 延庆寺 谛闲 观宗寺 

 

在天台宗史上,宋代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山家山外之争”。这件事影响之大,已经超过了本宗内部学术争论的范畴,震动了整个宗教界。《中国佛教通史》上说:“山家山外之争看似宋代台宗内部的宗义辨析、抉择,实是宋代台宗与禅宗、华严诸宗之竞争在己宗内部的反映。由于在宋代新型社会体制下佛教生存境遇的改变,佛教诸宗必须为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而努力,故佛教诸宗在融通的同时,相互的竞争亦趋于激烈,且呈现出新的形式。这突出表现在,对宗义的论辩乃是与对宗教实践形式合法性的辩护紧密相连的。具体到山家山外之争,则忏法的合法性实乃整个宗义论争的核心,而义学主题的深入展开乃是围绕此点而进行的。”这个事件涉及一个关键的人物,那就是知礼。《中国天台宗通史》对此有明确的说法:“四明知礼是天台之学的中兴者,一部山家山外之争史其实就是围绕知礼而展开的。”

 

我们先聊聊“山家山外之争”的起因。从唐代中期开始,大唐盛世逐渐衰落下来,而后产生了安史之乱、会昌灭佛等等,这些动荡使得佛教各个宗派的文献资料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当然,天台宗也难以幸免。到了五代时期,吴越王钱俶偶然读到了《永嘉集》,他对此书中的一些文句感到费解,于是通过人找到了天台宗十五祖义寂。义寂告诉钱椒说,这几句话的出处是智顗的《法华玄义》,但此书的原本在中国失传了。钱俶通过了解得知,日本和高丽仍有保存,于是就想办法将其弄回来,杨亿在《杨文公谈苑》中记载了这件事:“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置书于其国王,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今天台教大布江左。”

 

这段话说,吴越王听商人们说,日本藏有天台宗文献,于是他就给日本国王写了封信,同时奉上五百两黄金,让他们把这些请回来,请回来之后,才使得中国佛教界又多了天台宗的文献。但是,吴越王从海外征集回天台宗文献,也有的记载称不是从日本,而是从高丽弄回来者,此事记载于《佛祖统纪》卷十中:“初,吴越王因览《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语,以问韶国师。韶曰:‘此是教义,可问天台义寂。’即召问之。对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妙玄》既失不存,未审何缘知之,必寂师先曾见残编耳,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 这里写明是从高丽国找回了天台宗文献,然而究竟是从日本还是高丽找回了文献,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说法,但无论怎样吧,就是从海外费了很大力气,又花了很多钱,把天台宗文献又弄了回来。

 

本宗的文献又征集回来了,这对天台宗当然是一件大喜事,于是本宗的许多高僧开始研究这些文件,这时又产生了一个版本问题。因为历史的原因,很多佛教典籍都失散了,虽然从海外征集回来一些,但这些经典因为来源不一,同一部书就产生了不同的版本,究竟哪个版本才是真正作者的本意,这自然也就引起了争议。这件事很像秦朝焚书坑儒,到了汉代之后,征集回来的各种儒家经典就有了异本,究竟哪个才是作者的本意,这样的争论有些延续了两千多年。

五代到宋初这个阶段,虽然距现在也就一千年,但那时佛教的版本就产生了类似的大争论,其中之一就涉及了智顗的《金光明玄义》。我们知道,天台宗的重要著作,是“天台三大部”,余外则是“天台五小部”,而《金光明玄义》是“五小部”之一,所以也是天台宗很看重的本宗经典之一。

 

从海外征集回来的该书与国内流传的残本之间,在内容的多少上差异较大。该书在五代时期出现了两个版本,原本流传的,因为历史的原因,产生了残缺。该书原为两卷,当时流传的只有上卷而无下卷,而后经过征集,《金光明玄义》一书又发现了上下两卷的全本,那么这个全本究竟是真是伪,在业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该书的两卷本被称为“广本”,而只存上卷者被称为“略本”。当时的天台宗分为了三派,其中的正统派或说主流派被称为“钱塘派”,这一派当时的大师是慈光晤恩。这位晤恩倒确实是名师之后,我们前面谈到了吴越王钱俶无法理解天台宗经典时,就命人向义寂请教,而这位义寂的同门志因大师,就是晤恩的师傅。晤恩在他的那个时代,也是名气很大的高僧,他针对《金光明玄义》一书的两个不同版本进行了比勘研究,然后写出了《金光明经玄义发挥记》,晤恩的结论是:后发现的两卷本的“广本”是后人伪造,而只残存上卷的“略本”才是智顗的原作。晤恩在文中阐述了自己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因为争论的焦点是天台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争论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再展开叙述。

 

晤恩这部著作的出现引起了争论,义寂的弟子义通分别写了两篇文章来反驳晤恩的结论,而晤恩的弟子源清和洪敏又作了《难词二十条》进行反击,就在这时,知礼出场了。这位知礼属于天台宗三系之一的四明系,四明系属于天台宗的旁支,所以,有人认为“山家山外之争”就是旁系挑战正统系权威的一个故事。是否如此,我们暂且不论,总之,在此之后,知礼用了几乎一生的时间进行这场争斗。

 

我们在这里先作一段插叙,那就是,吴越王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从海外征集这些经典?同时,天台宗内部为什么要为《金光明玄义》争斗几十年?这件事要从《金光明经》讲起。此经的全称是《金光明胜王经》,该经是在武则天时期由义净译出,此经对唐之后的佛教界影响很大。从内容上讲,该经主要是讲一些鬼神,其实这些鬼神的名称,我们大多数人,或者说至少是我,都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知道的,比如《天龙八部》,同时我们进入寺庙时,弥勒佛左右的四大天王也是出自该经。从《金光明经》排列的系统来说,天帝释的手下就是四大天王,而四大天王的手下就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手下则是二十八部鬼神。

 

为什么要叙述这么一段话呢?是因为该经中说,只要国王信奉《金光明经》,那么四大天王将带着他的手下天龙八部等“当与眷属无量百千鬼神,隐蔽其形,为作护助,令彼怨敌自然退散”,这么多的天兵天将来保护国王及其臣民,即此可知帝王是何等地喜欢这部经。比如到了南宋建炎三年,高宗赵构就在台州遇到了一位老僧,高宗向他请问解困之法,老僧回答说:“护国金光明三昧忏”,高宗听后,龙颜大悦。除了高宗之外,隋唐间的不少帝王都很喜欢该经,因为该经能驱敌、消灾、护国,正因为这种社会的原因,才促使天台宗内部为了这部经书,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我们上面说到,经过几个回合的争论,四明系的知礼经过了一段沉默之后,终于出山了,他写了一部书,名叫《释难扶宗记》,从这个书名就可看出,该书的内容就是为这场争论。知礼在这部书中,坚称两卷本,也就是广本才是该书的正版,他在序言中说:“《金光明玄义》,早岁闻浙阳慈光恩师,专守略本,非观心等义,谓后人擅添。受其旨者,则有奉先清、灵光敏,皆广构难词,形乎篇卷,谓观心等文文理乖舛,私欲废之。近胥山学友善信上人,传二师之义,复制长笺,请余详广略之真伪,定存废之损益,俾后人无犹豫两楹之间也。”

 

知礼在这里叙述了《金光明》一书争议的来由,他谈到了晤恩认为略本是真本的这个判断,而后又谈到了相互之间的争论,然后晤恩说他是受弟子之请,决定要给这个广本和略本,作出终的真伪判断。这部书出来之后,引起了钱塘系很大的反击,这场相互之间的争斗,个阶段就进行了七年,这七年中间,双方大约有五个回合。

这场争论到了第五个回合之时,钱塘系的孤山智圆请出了钱塘太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来干涉此事,并且,钱塘系的主战人物庆昭给自己的对头知礼写了封信,这封信较长,在这里就不再引用了。

总之,庆昭在此信中委婉地表达了要求和解之意,当然,他也不承认自己错了,在信中,庆昭用了这样一句话:“然亦各言其解,显其所承,斯何伤乎?”总体的意思就是说,您知礼知识果然渊博,我很佩服,但是我们对一些观念的见解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承体系,我们不必要相互伤害。到此为止,四明系取得了这场争论的阶段性胜利。

 

从争斗双方的地位来看,钱塘系为天台宗正宗,四明系为旁支,正因如此,有些学者认为,知礼经过深思熟虑参加这场争论,其目的是为了给四明系争得正统地位。当然,知礼绝不承认他有这个目的,他反而说,自己是为了维护祖师真正的学说被迫迎战:“余报之曰:夫评是议非,则近于诤竞,非我志也。矧以二师学解有闻,盖吾宗之先达,焉可率尔而拒之哉?信复抱曰:且闻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夫当仁不让于师,岂况与人乎?坚让不免,遂抽毫释二师之难词,救一家之正义。知我者,无以贬量得失之为诮。” 这场争论的结果,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知礼都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

 

自此,天台宗的领导权转到了四明系这里,因为这种正统被称为“山家”,而钱塘系则由正统体系反而变为了异端,所以被称为“山外”,这也就是后世所说“山家山外之争”。

 

虽然经过了七年斗争,知礼给自己争得了正统地位,但钱塘系也并不会就此甘心认输。此后过了一些年,孤山智圆带着众多弟子,又开始了对四明系的新一轮进攻,这场争斗的时间比阶段要长许多,历时将近二十年。阶段的争斗,双方的主帅是钱塘系的晤恩和四明系的知礼,而第二轮钱塘系换将为孤山智圆,四明系知礼则老当益壮,重新披挂上马,同时他的手下多了一位重要干将,那就是净觉仁岳。这次双方争斗的起因,是孤山的著作《金刚显性录》。我们知道,《金刚》是湛然的重要著作,孤山就是通过阐述这部著作,来批判四明系的妄心观,孤山是想从思想体系上来驳倒四明派,而后孤山又写出了《释请观音经疏阐义钞》,通过此文,他提出了“理毒非性恶”的论点。总之,这两部书里所提出的观念,都是对四明系观念的贬低。于是知礼又写出了相应的著作予以驳斥。双方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争斗,虽然没有明显的胜负,但结果反而更坚实了四明系的正统地位,为此,知礼也基本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曾其海在《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一书中说:“知礼的一生,为救天台宗‘一家之正义’,几乎一直与山外派、后山外派(杂家派)论战,直到耗尽后一口气。”这里又出现了“后山外”这样一个词,“后山外”的来源,恰恰是知礼著名的弟子仁岳。我们前面提到过,在第二阶段争斗中,仁岳帮着师父进行争斗,知礼指挥仁岳去撰写批驳钱塘系的文章,但是仁岳向知礼请教一些观念时,知礼的一些看法让他觉得不能尽意,于是这位弟子就对知礼的观念提出了异议,这个结果导致了山家派的分裂。正因如此,志磐在《佛祖统纪·知礼传》中,对仁岳的这个行为提出了指责:“前辅之而后畔之,其为过也,与学者何异?”这里的“畔”字通“叛”,而所说的“学者”,则是指的佛教其他宗派。但是平心而论,仁岳的这个做法,应当属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是,他的行为却导致了内部的进一步分裂,这分裂出的体系则被称为“后山外”。那么这场争论究竟有没有价值呢?朱封鳌在《天台宗》一书中给出了如下的结论:“山家、山外的论争,是宋代天台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平心而论,知礼是为了维护天台宗的正统,而晤恩、庆昭等因其受华严、禅宗等影响,而对观心问题有不同看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三宗同属大乘,可以求同存异。”

但无论怎样,经过这场争斗,天台宗就彻底分裂了,对于分裂的原因,曾其海先生归纳为四点。首先他认为,是禅宗在宋代的发达,因为禅宗是把日常生活都融入了修行之中,所以宗教变为了世俗化和市民化,山外派正是受这种影响,然而山家派的知礼却想把天台宗恢复到智顗创宗时的形态,以抽象理论来匡正天台宗的世俗化。

 

天台宗分裂的第二个原因,其实早在湛然时代就埋下了隐患。我们在湛然一文中曾经讲到,当年湛然为了对抗华严宗的澄观,就把《大乘起信论》的理念引起入天台宗,湛然用《起信论》中的“真如随缘”来解释天台宗的“性具”说,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把智顗的“性具”说变成了“心具”说,让山外派找到了破绽,所以,“山家山外之争”的真正起源,在湛然。对此蒋维乔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中也有这样的认定:“山家山外二派之争,具体事情,始自何人?

其所由来,颇极复杂;考其近因,似在荆溪。天台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为教义;而心佛众生,皆与三千三谛无违;然就事实言之,观法常以心为主,则明甚。荆溪因与华严宗对抗,故用起信论解释天台教义,既取真如不变随缘之说,势必分不变真如与随缘真如二

方面,以区别事理二种。但荆溪为努力发挥天台教义之人,尚未判然为此说;若以传于日本之传教大师之说为真心观;则于其所承之师,如道邃、行满辈,已发其萌芽矣;道邃、行满,为荆溪之亲弟,故山外之说早已存在。”事情究竟如何?或者说起因究竟如何?我觉得对知礼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给四明系争得了正统地位,为此,他圆寂之后,被列为天台宗第十七祖。其实,“山家山外之争”看似内部争斗,反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点,这使得天台宗扩大了在各个宗派中的影响,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知礼更应当是天台宗在宋代的中兴之祖。

 

知礼俗姓金,本就是四明人,在二十岁时,出家于宝云寺,跟着住持一同学习天台教义。知礼学习佛法极为勤奋,赵抃在《宁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中称赞他:“凡三主法会,唯事讲、忏,四十余年,胁不至席,当时之人,从而化者以千计;受其教而唱道于时者,三十余席。”知礼为了弘扬天台教义,确实是尽心尽力,他一生共讲了《法华玄义》七遍、《文句》八遍、《止观》八遍等等,《佛祖统纪》上还说他“印写教乘,满一万卷”,这“一万卷”可是个很大的数量,一部完整的大藏也达不到这个数,但是,这里用了“印写”两种方式,不知道他是印还是写。为了显现自己对教义的虔诚,知礼还曾“燃三指以供佛”,到了晚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山外派的争斗,令身心疲惫,他曾经跟十位僧人共同约定,一起来修《法华忏》三年,到期时,他们十一人共同自焚,后来经过一些大臣及他的同门遵式等人的再三劝阻,他才同意不自焚。而知礼的弘法道场,就是四明的延庆寺,四明就是今天的宁波,因此我来到宁波,前往寻找延庆寺,以此来探寻知礼的遗迹。

 

延庆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12 号。此趟来到宁波,正是初春,在酒店的地图上查询一番,看到延庆寺位于延庆巷内,于是打车前往此处。出租车司机却不知这个地方,转了几圈,只把我放到大概的位置,我不确定延庆寺是不是就在这一带,于是沿途打听延庆巷,好在没费多大的周折就到了。

 

在海曙区的闹市中找到了延庆巷,沿着窄窄的小巷边走边看,一直走到了尽头,在尽头的位置上,有一家卖香烛的小店,店主是一位老太太,我注意到小店的对面有个寺庙,然而门口却没匾额,我问老太太里面是不是延庆寺,她意外地告诉我说不是,说延庆寺在另一条街上。我谢过老人,返回到了延庆巷巷口,又在路口看到了延庆巷的铭牌,正犹豫间,巷口一家店铺门口有位女子正在开锁,我跑上前向她请问,她告诉我,里面确实是有个寺庙,但叫什么名字,她就记不准了。停顿了一下,她又说:“可能以前叫延庆寺,你可进去问问。”我正准备离去,她又喊住我,让我进她的店,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向我解释说,因为她的店里有一个后门,由此门即可进入寺内。我感谢了她的好心,于是跟她走进店里。她的店竟然是卖古董,这跟我的喜好颇为契合,于是很有兴趣地观看她所摆放的古董。她笑着跟我说,不是让你买东西,只是想让你走捷径,你不用看了,我带你出去即可。看来这位女子误会了我,她误以为我观看这些物品,是把她想成拉客的,而我又装模作样地摆出感兴趣状,这个误会我不知怎样解释,张了张嘴,竟然没说出话来,于是跟着她穿过了大堂,转到此院的后门,她把门打开,示意我由此出去,我连谢意都没说出口,就走入了一个几十平方米大小的花园内。

在花园的侧边有个仿古的门楼,从门楼下穿过,就看到了寺院。眼前所见者,是院中摆放的大量建筑材料,看来这个寺正在大搞建设,我看到两位僧人正跟工头讲解着建筑上的要求,似乎所聊都是关于如何施工的话题,见我从里面走出,仅看了我一眼,继续着他们的谈话。从他们的神态看,没有制止我的意思。寺院不大,仅两进大殿,感觉寺庙的格局不完整。我从后门倒着向正门走去,在正门的位置,看到了药师殿,此殿竟然是用彩钢盖的简易棚,看

上去像个临时仓库。我走进药师殿内,看到里面的卧佛体量巨大,佛的身上覆盖着红绒布,看上去的确安详,然可惜跟这个简易棚的体积不成比例。

 

走进正殿,里面有三四个妇女正在折银元宝,已经折出了许多筐,我不懂金元宝与银元宝在供奉上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大殿内的功德箱上有个装置,我也是次见,样子像个摇号机,侧旁还有手摇柄,机器上贴着说明:请滚动。我正想上去试试如何操作,在一旁折元宝的妇女,一边手不停歇地飞快折纸,一边斜眼望着我,她的眼神打消了我好奇的念头,我注意她的手,看她娴熟地做着功德,三秒钟就能完成一个,这让我想起了卖油翁。

 

我在大雄宝殿的侧墙上看到一块石碑,碑额上写着:天台教观第四十三祖谛公碑,在旁边的介绍栏中看到几张复制的老照片,其中有谛闲法师肖像,我觉得这就是碑上所说的那位谛公,而谛公则是近代天台宗名僧谛闲的尊称。谛闲为天台宗第四十三祖,也是我的寻访对象,没想到在这里无意中找到了他的遗迹,这个意外收获让我很是高兴,这也让我更加好奇:进入的这个寺庙,真的就是我要寻找的延庆寺吗?

 

在另一个布告栏中详列出了维修大雄宝殿认捐明细表,列在项的是“大雄宝殿匾额”,数量块,价格却是39 万;而第二项的“金丝楠主栋梁”,一根的价格是36 万;金丝楠如此珍贵,整个的大梁则更为稀见,如何价格还比不过一块匾额,也许是位置重要吧。

 

在大殿的侧面无意中看到有个小院,门匾上写着“四明书院”。门两旁的抱柱上,也说明了此地正是当年的证人讲会所在地:景仰先贤犹忆南雷傲骨,宏开讲舍再承东浙学风。根据资料记载,当年的证人书院就开在延庆寺内,如此看来,正如那位女子所说,这个寺院真的就是延庆寺,可惜院中无人,我无法证实自己的猜测。进入四明书院小院,整个院落是重新翻盖的仿古建筑,院中侧墙边立着一块新刻的石碑,中间大字刻着“入唐着岸圣迹碑”,碑的背面刻着说明文字,题目为“传教大师澄上岸纪念碑记”,底下密密地刻着一些小字,然而此碑距后墙的距离不足半米,拍照很是困难,我难以拍清楚后面的文字,书院的正堂锁着门,无法看清里面的究竟,我觉得还是应当先找一位同仁请他给我解惑。

 

进入侧殿,一位僧人正在读书,我先向其请教大疑问:贵寺叫延庆寺吗?他回答说,延庆寺在隔壁。同时告诉我,从延庆巷内进不了延庆寺,需回到解放南路上,才能找到入口。我感谢他的指教,于是从本寺的正门退出,在正门的旁边,无意间看到了文保牌,

上面写着“观宗寺”,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刚才参观者乃是本打算寻找的观宗寺。

观宗寺原本是延庆寺的一部分,延庆寺始建于五代后周广顺出门时才看到的观宗寺文保牌,然而颁发者却是宁波市革命委员会三年,当时名叫报恩院,到北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名为延庆寺,成为了天台宗著名的讲寺。此寺到了宋代元丰年间,知礼的五世宗孙介然在延庆寺的东北角,建立了“十六观堂”。到了乾隆末年,这十六观堂从延庆寺独立了出来,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寺院,名字就叫十六观堂。1912 年时,十六观堂的方丈犯规,被鄞县主事驱逐,经过当地的宗教人士商议,从上海请来了谛闲做此堂的住持。谛闲根据知礼所言“三观为宗,说法为用”,将这个观堂改名为“观宗讲寺”, 简称为“观宗寺”。即此可知,观宗寺是由谛闲所建造者。

 

谛闲本名朱古虚,他是浙江黄岩人,父母过世之后,谛闲跟着舅舅开药店,后来领悟到“药但医病,不能医命”,于是就想出家。光绪三年,谛闲二十岁时,就出家于临海的白云山,二十四岁时,在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但是他极其聪明,在听《法华经》时:“未及终卷,已领一心三观,一境三谛之妙旨”,因此他在二十八岁时,就做了杭州六通寺的住持,而后他大开讲习,弘传天台宗教义。因为谛闲声名远播,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曾请谛闲到京弘法,因此结识了许多著名居士。

 

民国七年,谛闲再次来到北京参加徐文蔚在京所办的讲经会,在此会中,谛闲认识到当时的铁道督办蒯若木和交通总长叶恭绰,这二人都是著名的居士,他们对谛闲很是尊重,同意出资帮助谛闲创办佛学院。民国八年,谛闲回到宁波,在观宗寺内设立观宗学社,培养出了大量的弟子,从而使天台教义在民国又得以中兴。因此,《中国天台宗通史》上评价说:“近代天台佛教在教界的主要人物是谛闲、倓虚二位大师。其中谛闲大师为近代天台的中兴者,而倓虚大师则将天台弘化于北方居功至伟。”我在宁波无意间竟然探访到了谛闲所建的观宗寺,这真是令人欣喜的意外。但此行的目的之一,还是找到延庆寺,拍照完毕后,从观宗寺大门走出,这就是我前来时首先走入的那条小巷。

 

退出延庆巷左转,前行不到十米有一条并行的小巷,在巷口的左右各有一块铭牌,分别写着解放路12 号和14 号,右侧立柱上挂着宁波市佛教协会的竖匾,这块匾白底黑字,典型的机关制式,黑色的铁栅栏门敞开着,我向内前行了20 米,又有一道大门,门楣变成了拱形,仍然是这几个字,门口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收发室人员,黑着脸冷眼看我,这神态告诉我想走进这个门拍照,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的这种神态反让我升起一股屡败屡战的斗志,我迎着他的冷眼,毫不胆怯的向他走去。

 

我走到他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神,当然我说话的口气一定是很和善的,正如我预期的那样,我刚提出要进内拍照的要求,就被他一口回绝了。以我的个性,遇到这种情况,基本是掉头就走,但这次我却改变了策略:我把自己想象成罗家英扮演的唐僧,站在原地喋喋不休地解释着自己来此寻找佛迹的伟大意义,至于他听与不听,或者他听进去了多少,我完全不介意。这样持续地唠叨了几分钟后,老人冰冷的神态有所融化,他跟我解释着不让拍照的原因:去年有人来此拍照,然后把照片放在了网上,传到了国外,造成了负面影响,省里有关部门追查到了这里,所以领导规定再也不让外人进院拍照。他的解释让我抓住了破绽,我并不关心是什么负面报道引起了领导的烦心,我临时组织词句,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绝不会把照片放在国外网站的三大理由,这套说辞起了效果,他同意我进院拍照两张马上出来,并强调“只能拍两张”,我当然是满口应承。

院落不大,像个大型的四合院,完全不像寺庙的布局,老人听到了我的疑问,他解释说,这只是延庆寺的一部分,旁边的观宗寺以前不是独立的寺庙,而是延庆寺的一部分,原来是延庆寺的讲堂,所以它叫观宗讲寺。我表示出对他的所讲极其感兴趣,并且向他请教着这样或那样的疑惑,他的解惑之词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因为要抓紧这难得的时间赶快拍几张照片,万一某个领导出来把我轰出去,拍照之事就完全泡汤了,那我刚才所说岂不真成废话了。

 

但眼前的这个寺庙,我却看不到延庆寺的匾额,正方的门楣上挂着的匾额写着“敦善堂”三个字。老人说延庆寺的匾额的确没有,他努力地让我理解,这里虽然没有匾额,但却是真真正正的延庆寺。他的这种正统的态度,似乎跟知礼一脉相承,即此也可以看得出老人爱寺如家,不允许外人对他守卫的领土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他说本寺正在修复中,等今后全部整修完毕之后,也会让外面的人来听讲座,到那时延庆寺自然就对外开放了。说到这里,老人的脸上绽放出喜悦之态,他的幸福情绪对我也有所感染,我同他一起赞叹着美好未来。可是我刚拍了两张照片,就从屋子出来几个人,从神态看应当是佛教协会的工作人员,老人马上拉我出去,大殿内的情形我未能看到。

 

回到大门口,我郑重向老人道谢,感谢他的为怀之慈悲,然后转身离去,刚走出十几米,听到老人在后面喊我,他快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本杂志,名称叫《宁波佛教》,他说:“这个你可能有用。” 

接过杂志,我心中的情绪不仅是激动,而更多的是内疚和自责,此前对老人的调侃态度让自己感到很惭愧,他的做法对他而言是职责所在,完全无不妥之处,我想尽办法与之周旋,然老人却又如此诚心待我。我连声说着谢谢,感觉脸上的神态一定不好看,好在老人并不在意我的神态,他跟我挥挥手说没什么,转身离去了。 

 

按资料记载,延庆寺位置在“日湖之上”,然我在寺庙中到处转看,没有看到任何的水面,这让我怀疑此时的延庆寺是否还在当年的原处,我从延庆寺出来时,时已正午,天气大热,我在解放南路上的一个凹口处,背阴坐在墙根儿整理行囊,无意间看到路边立着一块石碑,近前视之,正是“日湖遗址”碑,看到这块碑,让我有些兴奋,证实了今日佛教协会及观宗寺正是当年延庆寺的旧址所在,可惜的是,我没能在这两个寺内找到知礼大师的任何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