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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2009年民主党入主白宫几乎没有改变美利坚帝国政策。从一开始,反恐战争中共和党关键人物的留任或晋升便表明了政策的延续性:盖茨(Robert Gates)、布伦南(John O.Brennan)、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A. McChrystal)。在当选参议员之前,奥巴马曾反对伊拉克战争;当选参议员后,他投票支持为这场战争投入3600亿美元。竞选总统时,他以另一场战争为理由来批评这一场战争:美国军力应该集中于阿富汗,而非伊拉克。奥巴马上任一年之内,为了重复在伊拉克的胜利,美国驻阿军力翻了一番,达到10万人,特种部队行动数量增加到了原来的六倍——至于伊拉克,奥巴马仅仅遵循了前任制定的撤军计划。然而,阿富汗不是伊拉克,也没有桂冠可供摘取。该国不但面积比伊拉克大一半,而且大多是适于进行游击战的山地。与阿富汗毗邻的面积更大的邻国,虽然不得不允许美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展开行动,但同时也十分乐意为边境处反对占领的抵抗运动提供秘密掩护和援助。后且同样重要的是,支持美国的仅是该国的少数群体——塔吉克族、哈扎拉族、乌孜别克族——而抵抗运动的基础则是居于多数、深入邻国西北边境省的普什图族。除了这些障碍,伊拉克战争也构成了不利影响。对于布鲁塞尔、莫斯科、北京和新德里而言,伊拉克战争并不重要,但对于兴都库什山脉地区而言,却是重要的。伊拉克抵抗运动虽然四分五裂、自相残杀,而且遭到了镇压,但这花费了五年时间以及25万兵力,并且给予了塔利班喘息之机,令其成了为某种更接近于民族解放战争的事业而战的斗士,使得阿富汗游击队得以重组,并且更加有效地打击占领军。    共和党已经在巴基斯坦用的导弹运载系统发起了秘密进攻。民主党政府绝望地试图镇压阿富汗抵抗运动,于是将巴基斯坦的战争升级。自科索沃战争以来,新军事变革便大获成功,如今已经制造出了能够从三万英尺高空瞄准地面上个人的无人驾驶飞机。在奥巴马治下,无人机成为白宫的理想武器。在仍在进行的反恐战争中,执行“自由特别任务”的“捕食者”无人机向西北边境省的可疑村庄如雨点般投下“地狱火”导弹,将妇女、儿童和战士一并消灭;民主党政府所发动的隐蔽打击数量是共和党政府的七倍。奥巴马决心表现得像小布什一样强硬,倘若巴基斯坦抵制美国在阿伯塔巴德击毙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突袭行动——出于国内因素考虑,这是他处理国际事务时重大的成就——那么他已经做好了与巴基斯坦交战的准备。通过无人机进行刺杀是奥巴马的前任开创的,但成为这名诺贝尔奖得主的标志。在任期内,奥巴马每四天就会下令进行一次空袭,频率是小布什的十倍还多。    如今,在总统的指令下,反恐战争被重新命名为“海外紧急行动”——该词汇可以与小布什时期的“强化审讯手段”一词相提并论——在国内外都丝毫没有减退。施加酷刑者可免于惩罚,官方则否认酷刑的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用刺杀取而代之,但必要时仍可将其外包给其他情报机构,不必受到虐待这些被移交给他人的俘虏的怀疑。奥巴马曾许诺关闭关塔那摩湾拘留营,但该拘留营一如既往,仍在运作。在当选总统后的两年时间里,奥巴马政府创建了多达63个新的反恐机构。    除此之外,与前任相比,总统的保密外衣被收得更紧了,任何胆敢违背官方缄默法则者都会遭到更加无情的骚扰与迫害。战犯受到了保护,对战争罪行的揭露受到了惩罚——臭名昭著的是曼宁(Chelsea Manning)一案,在美国三军统帅的亲自许可下,体现出空前的残忍。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来说,奥巴马政府的杀戮格言是:“精准、经济、可否认。”但只有后一项是确切的,其他特征则是连带的平民伤亡。自二战以来,总统不受法律约束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态;奥巴马同样如此。为了推翻另一个美国厌恶的军事政权,他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便下令向利比亚发射导弹、发动空袭,既违反了美国宪法,又违反了1973年《战争权力法案》。奥巴马声称,美国部队并未参与其中,此次攻击不构成“战争行为”,而只是一场“动态军事行动”。这是对尼克松名言(“如果总统这么做了,就意味着这不是非法的”)的推论,为总统对帝国权力的运用定下了新的基准。其结果与阿伯塔巴德的突袭行动相比,在国内也许不那么激动人心,但更具价值。利比亚行动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一个面对起义不知所措的弱小政权,重塑了因伊拉克战争一度黯然失色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信誉,并且如南联盟和阿富汗战争一样,恢复了在北约旗帜下与欧洲的军事合作(只有德国未参与其中)。“奥德赛黎明行动”在意识形态和外交上都取得了胜利,并且为日后捍卫阿拉伯世界的人权——这并非各友邦的内部问题——提供了样板。    更重大的任务仍有待完成。伊朗对于美国推翻两个以逊尼派为主体的政权感到心满意足,并且暗中参与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但伊朗没有就攻占美国驻德黑兰使馆一事道歉,并未置身巴格达事外,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视为大恶魔。这些只是意识形态上的烦恼。更为严重的是,伊朗的神职政权致力于一项令自己拥有战略武器的核计划。《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少数大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奉为圭臬,其目的就是防止类似局面发生。事实上,只要一国对美国足够顺从,华盛顿就并不在意并且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惩罚印度或巴基斯坦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伊朗则另当别论。当然,伊朗拥有区域性武器并不足以威胁到美国本身。然而,除了该伊斯兰共和国不知满足的本性外,还有另一项重大因素,决定了不能允许伊朗获得同等待遇。在中东,以色列早已积累起了由多达200至300枚核弹构成的核武器库,并配有先进的导弹运载系统。而在美国主导下,整个西方坚持一套客气的虚假说辞,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伊朗核弹将打破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核垄断。对此,以色列——当然,从未承认自己拥有核武器——表明了维护自身核垄断地位的决心,必要时不惜在伊朗获得核武器前对其进行打击。    与以色列的密切联系自然而然地使得这同样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然而,华盛顿不能只是依靠特拉维夫来处理这一危机,部分原因在于以色列可能无法清除伊朗的全部地下装置,但主要原因还在于犹太国发动闪电战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喧嚣。如果必须发动进攻,那么由超级大国自己来发动终归要更安全一些。在美国及其盟国,许多人都哀叹共和党政府宣称自己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是令人心痛地背离了美国的优良传统;这常被认为是该段任期内严重的错误。但这种批评并不得要领:这一原则不仅早在小布什之前便产生了,还受到了民主党政府的延续,奥巴马公开威胁要向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在此期间,正如华盛顿曾希望通过经济封锁和空中打击推翻伊拉克政权,避免诉诸(终仍然发生了的)地面入侵;如今,华盛顿也希望通过经济封锁和网络战争令伊朗政权屈服,不必向该国发起战火。制裁不断变得更加严厉,目标是切断其贸易,迫使生活必需品价格上升,削弱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社会基础,同时打击商人和民众,进一步强化中产阶级和城市青年这些西方可以信赖的支持者对现政权根深蒂固的反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