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初，二十五岁的爸爸正焦急寻觅着配偶，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乡下，大家都要在交配的年龄迅速结合，错过这个村，就很难有那个店。何况，除此之外，他还有生理需要。
好在媒婆很多，很快爸爸就去了相亲。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三店大队的女人，住在三公里外。他上午精神抖擞出去，中午沮丧地推着二伯父的破自行车回来，分开迎上来叫唤的鸡，踏着一地的鸡屎，穿过天井，将自行车支起，拍拍了裤子的灰尘。
婆婆正坐在灶边煮饭，用火钳夹着一小捆一小捆的干稻草，塞进炉膛，火光照亮了她半边皱巴巴的脸，红彤彤的，色调温暖，好像一幅古典油画的局部。看见爸爸，她马上站起来，急切问：“怎么样嘛？”
天井对面，大伯母身材肥硕，牛高马大，挺着个大肚子，手里捏着一块抹布；二伯母则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正要喂奶，一个乳房还耷拉在外面。她们都停下活，期待地看着爸爸，眼神询问同样的问题。
爸爸的脑袋像摇头电扇那样转了一圈，说：“你们都看过《鲜花盛开的村庄》唦？”
“前几日球场上还放过，哪个会没看过嘛。”大伯母回答。
爸爸说：“那只女的，长得就像电影里头的六百工分哦。”
这是个典故，来自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面女主人公身强力壮，和男人一样挣六百工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范典型。
“六百工分几好啊，吃得，做得，娶过来，事事都不要你操心。”大伯母说。
“那是蛮难看哦，太胖了嘛。”二伯母表达了不同意见。
爸爸说：“就是这话啰，硬是看不过眼哦。”
婆婆有点失望：“算了算了，再等下，我不相信，像你这样长长大大，又有文化，会找不到人。”
过几天，大伯母的一个亲戚来了。一踏进门槛，老鼠似的四处张望，兼大呼小叫：“金妹啊，你活得蛮不错哦。贵旺老实，不但是只闺崽子，还有一份国营工厂的正式工作，城市户口，又事事都听你的。你硬是命好哦，这一生世，硬是赢得了哦。”又摸摸我堂兄的头，“小林啊，在新家还不错吧？你记到，要拿这里当自己屋里哦，以前的爷，要抛到二十五里外去哦。”
大伯母打断她：“是哦，是哦，你这么厉害，不如再帮我屋里一个忙嘛。”
“说这样的话，亲戚头上，这么客气做什么哦。”
“我屋里三叔，你晓得唦，今年二十五岁了，你给他介绍一个女崽嘛。”
“金龙是不，还没说人家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包在我身上，我这里就有现成的一只。我屋里老头，你晓得的，大队派他去城里金塔街推粪，租住在金顺大队一家人屋里，那家人家里有个女，属鸡，也没嫁人，比金龙小一岁，蛮能干，还当过女民兵排长。现在在村里做赤脚医生，是学雷锋积极分子。虽然也是农村户口，但人家落得地方好，不种谷，只种菜，住在金塔街，门口一条好宽好大的柏油马路，人来人往，汽车不晓得几多。还跟你城南这里样的？尽是煤炭渣滓路，骑只车子跑到来，隔夜的屎都要颠出来。一到夜晚，路上没有一只人毛，鬼打得人死……你问下三叔有兴趣不，要是愿意，我就联系他们见一面。”
大伯母说：“这么好的条件，那晓得人家看得上我侬乡下人不啦？”
“人家那只女崽什么都好，就是没读过几年书，拖到现在，一门心思想找个有文化的。你三叔不是读过中专啊？现在又是小学老师，话不定谈的成哦。”
“听起来蛮好，那就劳烦你介绍一下啦。”婆婆放下手中喂鸡的碗，隔着天井插嘴。
三天后，一对乡巴佬男女在八一公园门口见面了。男乡巴佬上身穿一件洗得褪色的褐色中山装，下身穿一条同样褪色的绿色军裤，脚蹬一双解放鞋，人瘦得像根干芦苇，划根火柴就能点着，而且烧不了两分钟。他推着一辆二八载重车，车身黄泥星星点点，车杠和车把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红色塑料，前后两个车毂中间，还套着自制的彩色塑料装饰，毛茸茸的，但不可爱。女乡巴佬身量矮小，乘船坐车似乎永远可以逃票。两个人一高一低，走在柏油马路上。爸爸推着车，走了几步，主动搭话：“你住在金塔街是不？”
妈妈说：“是哦。你住在城南大队？听说蛮远哦。”
爸爸想，不远我他妈的找你，又矮，小学还没毕业，就这样还能做赤脚医生，不晓得要害死几多人。他说：“是哦，那明日你还继续在金顺大队做事？”
“什么明日？”妈妈有点摸不着头脑。
“就是结婚以后。”
“哦，你说怎样就怎样，户口迁到你们城南大队也行。”
爸爸想，迁到城南大队，那不成了脑膜炎。他说：“我们国家，子女户口随母，你还是留在金顺大队比较好，虽然说也是农村户口，但毕竟属于郊区，地方也好，就在城里，还发粮票。”
“毕竟。”妈妈回味了一下这个词，说：“这是什么意思？”
爸爸怔了一下，迟疑道：“毕竟，就是好歹。”
“哦，好歹属于郊区。意思是还不错？”
“差不多吧。”
妈妈有点不好意思：“我没有什么文化，次听到这只词。听说你是学堂里的老师？”
“是哦。”爸爸回答，“赤脚老师。”
妈妈说：“也蛮不错哦。我这只人，怕读书了，读过一年半私塾，手心都被老师打得青痛，看到老师就怕。”她的眼光中充满崇敬。
他们绕着八一公园，转了一个圈。妈妈不时地看看旁边围栏内姹紫嫣红的公园，但男乡巴佬对之视而不见，因为进去要花两分钱的门票，两个人就是四分，太奢侈了。一会儿，他们又转回了东门，已近中午，旁边一家国营馆子店门口排起了长龙，排在前面的一个人，双手高举着钱和粮票叫嚷：“一碗肉丝面，一碗肉丝面，对，啊，就放那一点子肉啊？多放点子唦。”服务员回答：“放几多肉，国家有规定，不是你想吃几多就有几多的。”那人说：“国家，国家有几多事要管，会管你放几根肉丝？你硬是扯卵蛋哦。”服务员说：“我扯卵蛋？你就不说自己事多。到底吃不吃哦？不吃靠边站，不要挡到人家——底下。”他指着后排那个。
妈妈停住了脚步，望着人群，咽了一口唾沫。爸爸觉察到了什么，赶紧说：“我的脚踏车是借我二兄的，他下午要上班，必须按时还。我先走了。”说着已经飞身上车，没入前方一条小巷，眨眼没有了踪影，像一只受惊的蟑螂。
妈妈呆呆站着，嘟哝了一句：“看样子，是一只铁公鸡。不过蛮高，也蛮有文化。”又嘟哝了一句，“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