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学科和“印度哲学”一起始建于日本明治时期的东京大学。除了这两门学科之外，另外设有“哲学”学科。言外之意，“哲学”在本质上只属于欧洲，并且他们的哲学代表着普遍的知识，故用不着冠以“欧洲”这一地域指称来命名之；相形之下，中国和印度均作为文明古国，其文化传统中不乏类似哲学的知识话语，但那些毕竟都是一种地方知识，无法代表普遍性，故加以地域性名词，表示这是针对某种地方特殊话语而言的知识体系。这样一来，前现代的漫长文明历史中，由东亚汉字圈国家和民族一直在分享的汉文话语体系，被缩小到了“中国”国民国家的历史传统。他者性的发现无疑是一个进步表现，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汉字话语的拆散和民族主体性的形成应该是有其合理的历史缘由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是立足于后现代条件中生存的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否定的重要基础。何况我们东亚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但与此同时，将“中国哲学”绑定在现有国民国家框架中，在历史上不正确，在今天的全球化情境下亦是资源的浪费。我们能否在对普遍性的关怀和渴望下将“中国哲学”放到开放的公共知识话语当中？Sinophone Philosophy（华语哲学）是不是能为此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基础？为此，从现代国民国家框架的外部介入到用中文进行的哲学思想论域中间去，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步骤。我所提议的“中文哲学”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思考的。
我也想对“哲学”一词做个交代。“哲学”作为philosophy的翻译词是在明治年间发明出来的。更早以前，如明末耶稣会士翻译介绍当时西方世界的学科体系，其中“婓录所费亚”，即philosophia被译为“理科”或“理学”；日本明治早期引进西方概念之始也以“理学”来翻译该词。之所以译做“理学”，恐怕还是受到了程朱学术思想体系的很大影响。“理”与“真理”相通，而寻求真理应当是哲学这一学科重要的目的。所以，将philosophia译为“理学”并无大过。章太炎继承了戴震“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这种以音韵训诂通向“道”的精神，结合小学和诸子学以及佛学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而其话语实践之要可以说是：寻求逼近真理的语言表述方式。真理不在语言能够表象的范围中，但是，人只能依靠语言来进行思考，而人的语言永远是“杂糅万变”的，像“万窍怒呺”的地籁喧嚣一样。虽然如此，这种“吹万不同”才是每一个个体讴歌其生命的如实写照，我们在这种多声并存的世界当中，依靠有限的语言，寻求可能的真理表述。这是章太炎的哲学实践，也是他从《庄子·齐物论》中的“天籁”寓言得到的重要观点。在此，“天籁”是指能使每一个生命各自发出不同的声音的作用。也就是说，哲学作为多声共存的语言实践得以成立的基础乃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尊重对待的共生关系，而“天籁”就是这种关系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