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年，也就是理查德·奥布莱恩被海盗抓获的同一年，托马斯·杰斐逊深深地体会到，所有政治事务，即便是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事务，也都事关诸己。
托马斯·杰斐逊是一名鳏夫。1782年9月，妻子的离世让他心如刀割，稍感欣慰的是十岁的女儿玛莎依然陪伴在旁。为了逃避萦绕心头的悲痛，他和女儿总是选择在大农场散步。杰斐逊接受美国驻法大使这一职位，也是因为这是一次让他摆脱悲伤、走出阴影的机会。
1784年夏天，托马斯·杰斐逊与玛莎乘船抵达欧洲。他安排女儿在巴黎的一所修道院学校上学，因为那里的学生大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他也可以定期去看望女儿。玛莎的两个妹妹，六岁的玛丽和刚蹒跚学步的露西·伊丽莎白，却因年龄太小而未能与他一起漂洋过海。杰斐逊将她们托付给妻子的半同胞姐妹艾普斯照顾。亲子分离本就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让杰斐逊更为痛心的则是，来到巴黎几个月之后，艾普斯寄信称“百日咳”夺走了他两岁女儿露西的生命。
悲伤又一次狠狠地打击了杰斐逊，他是多么渴望与“鹦鹉波莉”指杰斐逊的二女儿玛丽·杰斐逊，“鹦鹉波莉”是父亲杰斐逊对她的昵称。——编者注团聚，于是他给活泼、健谈的女儿玛丽写信，希望她能来巴黎一起生活。他写信说，父亲和姐姐“不能没有你”，问她是否同意乘船来他们身边。他向女儿许诺，到了法国，她可以“学习大键琴、绘画、跳舞、读书还有说法语。”
“我多么渴望见到你，希望你……好好的”，七岁的女儿回信说。但她补充说，不管有没有大键琴她都不希望前往。“我不想去法国，”她清楚地表明，“我宁愿陪着艾普斯姨妈。”
但杰斐逊执意要让女儿来法国，并且着手安排女儿的行程。他已经失去了家人两次，所以他不想再失去波莉，要尽可能来确保女儿旅途的万无一失。他要求女儿的姨夫弗朗西斯·艾普斯为波莉选择一艘可靠的客船。“客船不应是次航行大西洋，”杰斐逊说，“船的年龄不能超过四年或者五年。”他担心冬天会遭遇暴风雪天气，于是坚持让女儿在温暖的季节前往。提到旅行时的监护人，杰斐逊建议，“波莉应该随品行端正的女士从美国来到法国，或者……一位细心的绅士。”
然而，让杰斐逊担心的不是可怕的天气或船只漏水，而是来自北非海盗的威胁，那是一个被称为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的地方的海盗。对于那些常常接近该地区的船只来说，“多芬号”和“玛利亚号”的命运已是屡见不鲜。巴巴里海岸属于干旱贫瘠的撒哈拉沙漠，划分为四个国家，自西向东分别是北非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它们都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即土耳其）的统治。
几个世纪以来，巴巴里海岸的伊斯兰国家一直垂涎外国商船，并在地中海、非洲西北海岸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等国际水域攻击过往船只。即使像法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海军强国也未能幸免，他们不得不每年向巴巴里首领缴纳“贡品”，由他们去说服海盗放弃掠夺上贡国家的商船。然而贡品的价格经常会发生改变，如果一些国家不能够满足贪婪海盗的勒索要求，他们的船只就难以安全航行。
对于异常理性的杰斐逊来说，无法无天的海盗会严重危害到他那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他知道，绝不能让奥布莱恩的遭遇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正如他写给姐夫弗朗西斯·艾普斯的信中所述：“对这件事情的担忧让我谨小慎微……我们已经有两艘船在阿尔及利亚被扣留了，至今已有二十名公民沦为奴隶。”“玛丽亚号”和“多芬号船员”的困境一直在杰斐逊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们遭受的地狱般的监禁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谁能料想到……一个孩子的命运？我总是在担忧被海盗俘获的可能，”杰斐逊写道，“是否已经与阿尔及利亚人达成和平，这一定要听见我亲口说才行，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人的信息，一定要她乘坐法国或者英国的船；因为这些船只已经给巴巴里人上贡，比较安全。”他知道这两个国家已经缴纳了高昂的年贡，以此换来船只的通行安全。
作为一名父亲，他从骨子里担心自己女儿的安全。作为一名大使和美国人，让杰斐逊义愤填膺的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在出海航行时竟然会遭受此番恐惧与不公。
公使之晤
一晃数月过去，1786年3月，杰斐逊前往伦敦会见好友约翰·亚当斯。他们希望能够共同解决当前美国利益面临的新威胁。
此时的亚当斯已年过半百，大腹便便，丰颐重颌。他欣然欢迎杰斐逊来伦敦的家做客，两人寒暄之后便在宽敞的客厅里就坐。公寓是亚当斯租用的，俯瞰窗外，格罗夫纳广场绿树成荫。
亚当斯是美国首任驻英国公使。杰斐逊则是美国驻路易十六法国政府的公使，他从巴黎一路奔波六日才抵达英国，途经寒风凛冽的天气。对于亚当斯和他的妻子阿比盖尔来说，故人犹在容颜改，杰斐逊往日的满头金发已渐渐染白。一位是矮矮胖胖的新英格兰人，一位是四十二岁高挑瘦削的弗吉尼亚人，他们不仅拥有不同的血统，在未来的岁月里，也时常持有政见不一的观点。
与他们遇到的大多数欧洲外交官不同，亚当斯和杰斐逊并非出生于豪门贵族，懂得外交礼仪。亚当斯是一名粗鲁彪悍的律师，出生于波士顿南部的自耕农家庭，一贯放荡不羁的态度让他远近闻名。杰斐逊举止绅士得体，因为他在巴黎学到了国际化的交往方式，但他天生却是一位乡村男孩，他在弗吉尼亚州中部的夏洛茨维尔小镇附近继承了大片农场。两人都是国际谈判游戏中的新手，而祖国需要他们尽快成长起来。
1783年美英签署巴黎合约,战争宣告结束，美国的法律地位从此在世界各国和领导人眼中焕然一新。然而，失去了英国的保护，这个羽翼未丰的新兴国家发现其国际地位还很卑微。亚当斯致英国政府的信函无人回复，而杰斐逊在尝试与法国和西班牙洽谈贸易条约的进程上也毫无起色。现在，一个更大的国际威胁却悄然滋生。于是，亚当斯从巴黎请来杰斐逊，共同商议应对北非“海盗国”带来的危险。
过去，殖民地船舶享受英国国旗提供的保护，可是由于美国船只不再携带英国护照，英国海军对海盗开始坐视不管。法国与美国只是对英作战时期的盟友，现在战争结束法国也不再保护美国。美国人在国外只能孤军奋战，尤其是在国际水域。那时美国尚未拥有自己的海军，船只的保险费用暴涨，甚至超过欧洲船只的二十倍。
高额的保险费用让航海业不堪重负，但是美国经济也无法承受结束公海贸易带来的损失；独立革命需要依靠外债，而偿还这些债务则依赖于源源不断的国际贸易。美国与南欧的贸易是国家经济的重要命脉，贸易船只必须驶入地中海，但是这恰好途经巴巴里海盗的势力范围。根据杰斐逊计算，新英格兰地区重要的鳕鱼干出口的四分之一将流入地中海市场，而国家六分之一的粮食出口也被运往地中海地区。大米和木材同样是重要的出口产品，同时，商船为一千多名海员提供了就业机会。约翰·亚当斯认为，贸易和就业对于不断增长的美国经济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能够解决巴巴里地区的外交问题，相关经济会成倍的增长。
初，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北非国家支付保护费。但由于保护费水涨船高，面对数十万美元的巨款，美国国库能负担起的只有象征性的寥寥几笔而已。在那时，一名美国人的身价并非百万美金，就连杰斐逊先生在蒙蒂塞洛的庄园也多值7500美金。由此可见，支付如此巨额的保护费确实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如果不能足额付款满足巴巴里国家的要求，美国只能被迫让其商船航行于风险之中。“玛丽亚”和“多芬号”的船员便要成为众矢之的。
这一天，亚当斯和杰斐逊为“玛丽亚”和“多芬号”的命运忧心忡忡。自去年7月阿尔及尔的海盗掠夺船只和货物已近一年的时间，而阿尔及尔的统治者明确表明了他的条件：除非支付那些天价赎金，否则美国俘虏就要沦为他的奴隶。
他们十分同情被俘同胞，然而杰斐逊和亚当斯深知新成立的国家经不起新的战争或欠下新的债务。他们知道，让美国商船远离巴巴里海岸带来的损失将会大大超过解决问题所需的资金。重担落在了这两位公使的肩上，正如杰斐逊向一位朋友吐露，这感觉“完全是在愤慨与无奈之间” 。
然而，杰斐逊和亚当斯绝不能在危险面前丧失勇气。彼时，不仅美国家庭和经济遭受到了威胁，而且流言四起，传言海盗抓获了一艘载有前任驻法公使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船只。（一名记者在写给富兰克林的信中提到，“我们正苦苦等待您的回信。报纸上关于您的消息让我们万分焦虑，因为有些人声称您已被阿尔及尔人带走，另一些人则佯称您在摩洛哥，正忍气吞声，遭受奴役。”）让大家欣慰的是，这则消息后来证明是假的，只是巴巴里海盗制造的恐慌，但它却让人心有余悸。
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坐在伦敦的公寓里，讨论着任何可能打破僵局的谈判方式。亚当斯认为与巴巴里的统治者协商是有希望的，于是两位公使着手商议万全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