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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作一次演习吧

张学良与郭松龄关系亲密,形同一人,但那是郭松龄反奉以前的事,之后他不仅被夺去军队,还差点遭受灭门之灾。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仍要不顾一切地放郭,连刘鸣九都弄不清其动机何在,只能单纯归结为“张待人宽厚,对郭始终怀有眷顾之情”。

几年后,张学良正式继承父位,没多久便诛杀了杨宇霆。外界认为,这与杨宇霆不识时务,在张学良未“登基”之前就与之结怨有关。可是张杨之间的所谓怨其实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无非是杨当初没有能够事事都顺着“太子”罢了。这至少说明,张学良并不如他身边的人所形容的那样宽厚和有肚量,回到郭松龄这件事上,他对郭也不会真的“眷顾如初”,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在政坛上走那么远。

到了晚年,张学良说出了自己当时的打算:“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可以看出,张学良放郭的目的之一是要将其重新收拢过来,为己所用。

抛去张学良是否真的参与郭松龄反奉不提,毕竟他能成为远近闻名的“少帅”,郭松龄的作用无可替代,张依赖郭来练兵打仗,以及统摄陆大派这样一支派系力量,也都已成为一种惯性,可以说,骤然离开郭的辅佐,张会本能地感到困难重重。

张作霖出身绿林,也因此常被讥为不学无术,但他为人豪爽,且能知人善任。相比之下,张学良就缺乏这样对人才兼容并蓄的能力,终其一生,选用到的大将之才只有一个郭松龄,他也离不开郭松龄。在他看来,郭反奉,说明这员虎将的毛还不够顺,如果捋顺了,不一样可以继续用吗?从这个角度理解,郭松龄被杀,令张学良未来的用人计划落空,所以他才会跺脚叹气。

接下来,张学良只能考虑如何接收郭军残部,也就是原来归属他的第三军团了。还在郭松龄占领锦州,奉天省城陷于极度恐慌之中时,张作霖就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过善后处理的问题,吴俊升当时态度激烈:“郭松龄非杀不可,追随郭松龄的将领也非杀不可。”

散会后,张作相有意留在后面,等吴俊升走了,又重新转了回来。见他去而复返,张作霖便问:“你有事吗?”张作相说:“郭松龄反奉,都是汉卿(张学良字汉卿)的军队,也是你老的军队,都是家乡子弟,不该处理一大片,结下子孙仇!”张作霖听了欣然道:“好!”随即派人分头给尚在奉天城内居住的郭军军官家属送米送面,进行抚慰。后来郭军将领们给他发电报,请求宽恕,他在复电中又重申了“罪在一人,不及其余”的原则,这些在当时都起到了瓦解郭军的作用。

战争结束,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韩麟春会合一处,讨论怎样处理郭军将领。与张作相老实宽厚的个性不同,吴俊升是表面一团和气,内心狠辣无情,同时在后期激战时,黑龙江军队也伤亡惨重,为此,他提出要对郭军将领一律追究,并将郭部军长一级和抵抗力的几名旅长予以处死。

张作相战前就有不扩大惩办范围的主张,他表示反对:“这是奉军内部自家的事,就当作一次演习吧!郭松龄已经死了,别追究了,保留元气吧!”韩麟春也与张作相持相同观点,力主从宽。

就张学良而言,郭松龄的部下就是他的部下,全部处理完了,他在东北军内部也就失去了基础,当然不想株连过多,但终杀不杀,还得张作霖说了算,而相比于张郭战争之前,张学良在他父亲面前的发言权已大受限制,张作霖一看到他就骂:“我这点家当都叫你给折腾光了。”张学良不敢再多言,只好恳求张作相回奉说情,请求张作霖不要再多杀一人。

张作相向来都维护着张学良,听后立即赶回奉天见张作霖,并当面提出了郭松龄既死,其他人员一律免究的建议。

正好吴俊升、张景惠、王永江、杨宇霆等人也都在帅府,张作霖尚未定夺,张作相的建议就遭到他们的全体反对。张作相与众人竭力辩论达两小时之久,但室内空气仍无法缓和,“总得杀几个”的声浪还是不断响起。后张作相急得哭了,他抽抽噎噎、若断若续地说:“那就先杀了我,免得再看发生惨剧。”

张作相在文武群臣中有着不错的口碑和人缘,见他这副模样,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张作霖实际对张作相持支持态度,不同意张作相的意见等于拂了张作霖的面子,于是也就一个个改弦更张,开始帮着张作相向张作霖求情。张作霖见状顺手推舟,给了一句“那就让小六子去看着办吧”的答复。

张作相生怕张作霖事后变卦,赶紧又叫通新民的电话,请张作霖把这一意旨亲口向张学良说一遍,至此,他才如释重负,放下心来。

演一场戏

张学良能够在民初一群政要的后人中脱颖而出,固然要归功于张作相、郭松龄等人曾给予的帮助,但也确有属于他的一套。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高层,耳濡目染之下,张学良对于如何掌权和拥有自己的实力,要比练兵用兵熟稔得多,这在战后处理郭案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张学良先对郭军将领进行了一次肃清,凡与郭松龄关系较深的老同学、老同事,均撤职不予录用。当时部队不在新民,而在后方的军官,以后也均撤职。然后是职务上的考量,中下级干部大多奉命行事,因此一律不予追究,照常任职。旅长以上的将领,除郭反奉时,被郭怀疑削去军职,或在郭军到新民后,就和张学良暗通声气的少数人得以官复原职外,其余都必须经其逐一考察。这样做既在程度上保证了原第三军团的骨干力量不致流失,仍可为其所用,又避免了军队日后再次生变。

在对旅长以上将领进行甄别时,张学良问他们:“你们说怎么办?”每个人的回答都不相同,有的说:“这是郭鬼子的所作所为,我是没有办法的。”还有的说:“这账,你找郭鬼子算就是了。”只有被郭松龄任命为军长的刘伟颇为倔强,没有把责任往郭松龄身上一推了之,当张学良问他“刘佩高(刘伟字佩高)你怎么干这不是人的事(指附郭反奉)”时,刘伟坦然回答:“有不是人的长官,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

韩麟春当时在场,觉得刘伟勇气可嘉,是个汉子,在征得张学良的同意后说:“刘佩高你是好样的,还回到第二旅去当旅长(刘伟原任第二旅旅长)。”后这些高级将领只有刘伟一个人得以重掌军权,其余全部被安排了闲职。

看到大局已定,张作霖遂在帅府办公厅召开善后会议。他进入会场后,首先把头上的貂皮帽子摘掉放在大案子上,接着向会场环视一周,然后才用低沉的语气说:“今天这个会虽然还是由我主持,可我是出来向大家作交代的。”说完,他把目光转向与会的袁金铠:“四哥(张作霖对袁的称呼),你把通电先宣读一下,明天就发表。”

袁金铠清了清嗓子,高声朗读道:“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行政交王公(王永江字岷源)、军事交吴公兴权(吴俊升字兴权),请中央另派贤能来主持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张作霖之所以要让人起草这封通电,直接起因是郭松龄到新民后,便抛开“清君侧”的一套说辞,直接朝他开了炮。在郭松龄发表的告奉天父老书中,张作霖被口诛笔伐,大加指责。迫于形势的需要,张作霖当时也被迫发出通电,承认因连年参战,影响了人民生活,同时表示在张郭战争结束后,将引咎告退。

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既然前面做了这样的保证,后面就不能不有所交代,哪怕是演一场戏。

通常情况下,一场戏除了主演外还得有一众积极配合的助演。未等袁金铠把全篇电文念完,吴俊升就站起来连摆手带摇头地说:“唔……唔……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唔……咱们一块儿撂下!”王永江也连忙站起来:“永江代理一省政务,也不称职,惟有大帅在,我得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现吴督军不肯负责军事,我又不胜任政治,东北大局实不堪设想,倘有不测,招致内忧外患,大帅有负国家人民倚托之重。”

战祸是谁引起的,张作霖说是他,但郭松龄早的“清君侧”却指明是杨宇霆,此乃众所周知的事。杨宇霆不敢回避,继吴俊升、王永江之后,他站起发言:“苏皖挫败,乃至牵动全局,招致叛变,我是罪魁祸首,理应明正军法,但蒙大帅宽容,准许戴罪立功,这完全是从大局着眼。”

当时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正遭受国民军的猛烈进攻,形势岌岌可危,杨宇霆主张应加紧收编郭军残部,集中力量,先封锁辽西要塞,然后派劲旅到关内对直鲁联军进行策应,以求共同击败国民军。为此他呼吁:“这种危急存亡之际,决不是大帅引退休养之时。”

一石激起千层浪,发言实际也就是表态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直接说这次战祸仅一个月就得以平定,“全仗大帅洪福”,言下张作霖不仅无过,还有功。

眼见火候已到,再讲下去恐怕自己也要感到难为情了,张作霖站起身用手往下一压,让发言人坐下:“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行,将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

小六子上了贼船

随着“让贤”的戏份暂告一段落,张作霖突然脸色骤变,一边眼光四顾,一边询问军政执法处处长常荫槐来没来。常荫槐闻声从后面角落里站起应道:“我在这里。”

张作霖大声对常荫槐喊道:“常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去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逃跑了,拿你的脑袋来!”常荫槐弄不清张作霖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刚想转身,就被吴俊升制止:“唔……常处长,你慢走,我有话说。”

吴俊升虽然出身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但处事却极其圆滑,可谓是八面玲珑。他一眼就看穿了张作霖还在继续演戏,只是剧目由“让贤”换为“斩子”罢了,同时张作霖在剧中的虚情假意也都是一样的——嘴上喊着枪毙儿子,不过是要欲擒故纵,换一种方式为儿子擦屁股。

吴俊升两次都是个站出来给张作霖圆场,足见其人聪明之处。张作霖暗暗高兴,他假装怒气冲冲地问吴俊升:“你有什么说的?”吴俊升答道:“唔……过去没有张军长(指张学良)还将就,现在没有他一天也不行……”

为了能够把戏演得更为逼真,张作霖当然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就过去,他把脚使劲一跺:“你胡说!”全场为之震动。

吴俊升忙说:“唔……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和冯玉祥一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几倍,打过来,奉天就顶不住……”

顺着这个现编的理由,“吴大舌头”越说越顺溜:“唔……收编郭军,谁也办不到,唔……我不敢去,大帅也不行,非张军长不行!他一摆手,那些人就都回来!张军长再往前一挺,天津、北京就落在咱们手里,那时候我才敢保你上北京。”

经吴俊升如此演绎,张学良转眼之间价值倍增,张作霖再要“斩子”,等于就是不顾大局了。这时张作相也站起来要发言,张作霖大喊一声:“你住口!我姓张的用人,向来是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自己养出来的都是好的。小六子这个损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

张作相显然是要继续为张学良说话,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张作霖所有部将中偏袒张学良的一个,因而此时此刻,他说出的任何话,都可能是在帮倒忙。对于张作霖来说,有吴俊升的那些理由就足够了,用不着再画蛇添足,让别人产生自己护短的印象。

张作霖召开善后会议的另一个目的,是要贬新派,扬旧派。他对奉系内部的各个派别并无事先设定的成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新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显示了价值,因而受到重用,可是这次反奉战争恰恰又是由新派一手挑起,而且竟然用他老张的军队来打他老张。倒是一群老兄弟们两肋插刀,带着貌似早已过气的旧派人马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命。

让张作霖心存感激的这帮老兄弟中,既有一贯死忠于他的张作相、吴俊升,也包括一度离开的张景惠、汤玉麟。张景惠在张作霖感绝望的时候甘愿同生共死,汤玉麟虽然曾犹豫彷徨,但在关键的巨流河一战中,还是义无反顾地率部出击,对郭军进行了截击,由此重获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认为他“作战英勇,为人可靠”。

无论是从感情还是理智上,张作霖都感到有必要给新派泼一泼冷水,再为旧派点个赞。他说:“什么他妈的讲武堂、教导队,花了几百万块现大洋,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地装他妈的了不起。这帮杂种算狗屁!”

黑龙江骑兵旅旅长王永清出身土匪,绰号“天下好”,他不但袭击郭军后方司令部,造成郭军大乱和郭松龄脱离战场,而且还直接擒获了郭松龄。张作霖便把他拿出来作为旧派并不比新派差的证据:“‘天下好’带一个骑兵团就把这帮兔崽子(指郭军)打得懵头转向。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两省的军队,我的天下就是这些人打的!”

“我姓张的向来一秉大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张作霖确实可以做到无愧于心,甚至很多将领原来都不是出自于奉系,与他素无瓜葛,比如李景林就是直隶人,只是单纯因为作战有功而受到了重用。回到郭松龄,又何尝不是如此,张作霖对郭松龄刚来投奔他时的落魄情景仍记忆犹新:“郭鬼子这个鳖羔子(鳖羔子指鳖的幼崽,东北方言中骂人的话),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到把他妈给我当老婆他都愿意!”

站在他那个位置上,张作霖对郭松龄反奉的真实起因看得很清楚:“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指汤玉麟,冯麟阁、汤玉麟、张作霖三人结拜时,汤居于老二)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学李世民清君侧。”

历史上李世民“清君侧”只是个幌子,为的是实施宫廷政变,争夺父兄手里的权力。当张作霖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他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一下子占了上风,突然又当场发作起来:“我若不亲自毙了小六子,对不起在座诸位……常荫槐,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先枪毙你!”

眼看事情要糟,杨宇霆霍地站起身:“请大帅息怒,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的对,为大局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给他统帅全军的大权,扭转大局,非张军长不可。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归罪他一个人。”

王永江老谋深算,立即说:“近来大帅操劳过度,应该为国家保重身体,我建议马上休会。”张作相、吴俊升心领神会,两人上前一左一右地架着张作霖退席,张作霖也意识到自己入戏过深,差点就要把戏给演砸了,于是便顺势装着不情不愿的样子,被张、吴架着出了会场,走之前还不停地喊:“张学良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