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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李鸿章的历史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清朝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要想正确评价李鸿章，就要先了解李鸿章成长的国家和他生活的时代。

，李鸿章成长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来处于皇权专制统治之下的国家，而他又恰好赶上了这种政体业已成熟——专制程度达到——的时代。

其二，李鸿章处于一个满人统治下的汉人国家，而他又恰好赶上了满汉杂居多年且汉人的权力逐渐恢复的时代。

评论家动不动就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并不理解他们所谓“权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拿李鸿章与两汉的霍光、曹操及明代的张居正相比，和近代欧美、日本那些所谓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权臣相比，他手中的权力简直不值一提。倘若李鸿章是真正的权臣，那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古代的那些权臣，他们无一不是控制皇帝而独揽大权，让天下惧怕而能撼动江山社稷的；反观李鸿章，他没有野心、兢兢业业，可以说是个纯粹的大臣。倘若李鸿章真的是权臣，那么不妨看看近代各国的权臣，他们都是在政治改革中雷厉风行而得心应手的人物，全然不理会旁人的责难和猜忌；反观李鸿章，他却因循守旧、畏首畏尾，终无所成就而萎靡不振。如此说来，李鸿章简直是个平庸的大臣。更何况，李鸿章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本来就与那些人有出入，我在这里试着和读者一起追溯古今，以进行研究和分析。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实行专制体制的国家。但是，它的专制制度也是遵循进化的规律逐渐发展，臻至成熟，直到形成今日的局面。所以，时至今日，权臣手中的权力已被剥夺得所剩无几。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三桓，即孟孙、叔孙、季孙；晋国的六卿，即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氏、田氏，都是权臣中的魁首。那时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当道，国家的臣子是层层选拔上来的人才，就像大树的枝干太粗，必然会伤到树干。到了两汉时期，天下统一，中央集权的政体虽已出现，但根基未稳，外戚掌权而祸乱朝纲。霍光、邓骘、窦宪、梁冀等人接连而起，一时间权倾朝野，王莽借机夺下了汉朝的江山。当时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贵族政治特色。如果没有显贵的家世或非凡的资历，任何人都不敢妄想大权独揽。范晔在《后汉书》中提到的张奂、皇甫规等人，虽然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也很有声望，他们原本有机会坐上皇帝的宝座，但他们却无怨无悔地拜倒在汉朝天子脚下，这就是儒家思想教化的作用。当时贵族独揽大权的风气盛极一时，除了贵族出身，其他人都不敢有非分之想。这是种类型的权臣。后来，董卓出现，天底下的实力派纷纷起来造反，曹操趁机登上高位，为后世那些有勇有谋的武官开了个头。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纷纷效法。这是第二种类型的权臣。又比如秦朝的商鞅，汉朝的霍光、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他们身世普通，无依无靠，只能凭借自身的才识学问赢得皇帝的赏识，在朝廷担任要职，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同样也权倾一时，类似于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首相。这是第三种类型的权臣。至于权臣中的败类，则是那些只会花言巧语地巴结皇帝，窃取大权进而祸害百姓的人，比如秦朝的赵高，东汉的十常侍，唐朝的卢杞、李林甫，宋朝的蔡京、秦桧、韩侘胄，明朝的刘瑾、魏忠贤等。这是第四种类型的权臣。以上四种类型可以囊括中国数千年来称得上是权臣的人。

总而言之，时代越久远，权臣就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权臣的数量和专制制度的进化程度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中国专制制度如此发达主要有两大原因：，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第二，杰出君王的不懈努力。孔子考虑到周朝末年周天子势微，权臣玩弄朝纲的现象，希望能出现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安定天下，因此建立了一系列的理论体系，来强调这一政治思想。

西汉时，叔孙通、公孙弘等人打着儒家思想的旗号来强化君主专制。汉武帝尊崇六艺、罢黜百家，靠着儒家思想统治天下，君臣之间地位的尊卑也越来越明显，这时天下人才开始意识到权臣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之后的两千年里，他们都从这种观点出发来教化民众，这种观点在宋朝时被学者们进一步发扬光大。凡是达官显贵都时刻警醒，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以避免与权臣沾上边。这种思想的深入人心，足以消除人们心中的狂妄和跋扈。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乃至李鸿章，都是这种观点的拥趸者和践行者。

此外，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勤于研究国家兴亡的规律，以及挽救国家于危难的方法，一代比一代周密，因此到了汉朝末年时，贵族独掌大权的现象就消失了。刘秀、赵匡胤等人会给予功臣重奖，让他们解甲归田；刘邦、朱元璋等人则会设法抓住功臣的把柄，如他们稍有反抗，就株连他们全家。虽然他们对功臣的态度或宽厚或残忍，但其终目的都是削弱臣子的权力，确保君主专制。到了近代，土地世袭制度消亡，郡县制度继之而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制衡，皇帝可以任意对付他们。不论是身为宰相辅佐朝政数十年，还是在地方上封疆千里，只要皇帝一纸诏书，就可以解除他们的官职，并由司法部门的低级官员押入监牢，跟普通百姓别无二致。因此，身居高位的人没几个能善终，惟有采用持盈保泰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名声，保全自己的性命。并非这些人的性格或涵养有多好，而是因为形势所迫。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那些心怀野心的人才会有所顾忌，不敢任意妄为，天下也因此更加太平。对于那些洁身自好的人来说，他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纵然有些事应该据理力争、亲力亲为，也会因为有所顾忌而不敢力排众议，冒天下之大不韪。俗话说得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种风气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而是逐渐形成的。

清朝时，出现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满族初是一个生活在中国东北的部落，后来逐渐壮大，直至入主中原。这个只有几十万人的外来部落统治着上亿的本地居民，你我有别的想法也因此产生。当时在云南、福建和广东等地，那些投诚的武将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后来清王朝几经征战，终于将其平定，形成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因此两百年以来，成为权臣的只有满人官员，没有汉人官员。诸如鳌拜、和珅、肃顺、端华等都是满人。除去清王朝开国的那一次战役，之后出兵几十次，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等，靠的都是由亲王贝勒或满人大臣统帅的八旗兵。平时，无论是在内阁，还是作为封疆大臣，汉人都处于从属地位，即使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等在朝廷颇有威望的汉人官员，也不能插手国家的重要政策。换而言之，他们虽然地位尊崇，声名显赫，也不过是弄臣而已，剩下那些低级官员更是微不足道。因此，在咸丰帝之前，汉人从来没有在清王朝担任过任何重要的文武官职，即使偶尔有一两人官至将帅，也是汉军旗人。后来，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起兵造反，赛尚阿和琦善率领八旗兵的精锐部队前去围剿，却因为屡次贻误战机而使太平军的实力不断壮大。这时，朝廷才幡然醒悟，八旗军早已外强中干，开始对汉人委以重任。所以，金田起义可以说是满汉官员权力此消彼长的开端。等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湖南、湖北招募勇丁，逐渐成为安定江南地区的中坚力量时，朝廷仍命满人出身的官员以大学士的身份出任钦差大臣。当时的朝廷不得不依靠汉人，却并非真心信任汉人。曾国藩、胡林翼使出浑身解数，想与那些满人官员搞好关系——每次向朝廷汇报，都由满人官员领衔；每次上报军功，都将头等功记在满人官员头上，上奏捷报也必须先获得满人官员的同意。这份谦谦君子的风度固然可敬，但这背后的苦心也着实令人心酸。《曾文正公全集》提到，攻下南京后，曾国藩每日如芒在背，活得战战兢兢，人情练达的曾国藩都是如此，更何况李鸿章呢？因此，在我看来，李鸿章在清朝廷所处的地位与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明代的张居正，乃至近代欧洲、日本那些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权臣并不一样，而这种区别是时势造就的。

要说明李鸿章的地位，就得先弄清中国的官职。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是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表面看来，这足以称得上位极人臣。然而，清朝自雍正朝以来，军机大臣掌握了政府实权（同治年间以后，地方总督、巡抚的权力逐渐膨胀，但这也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国家政策的对与错，军机大臣要承担大部分责任。李鸿章虽然出任总督、巡抚时较之同一级别的人更有权，但也不应该把近四十年来朝廷在政策上的失误都归咎于他一人身上。试举同治中兴以来掌有实权的军机大臣如下：

按语：此表反映了满汉官员权力的此消彼长。在太平军、捻军起义之前，汉人没有掌握任何实权。事实上，文祥和沈桂芬是汉人执政的开端。他们之后，孙毓汶、徐用仪两名尚书继承了李鸿藻、翁同龢两人的职位。抛开这些人的才能与品性不谈，同治年间及之后，封疆大吏中汉人占了半壁江山，即使是内阁中枢，汉人的权力也一路走高。1898年8月后，形式再次发生变化，其中原委说来话长，而且跟本书并无关系，在此就不赘述了。

可以想象几十年来与李鸿章共事的都是些什么人。抛开他们的才识和品性不谈，这些人与李鸿章见识不同、信仰不同，根本不可能同心协力地做好一件事。李鸿章与俾斯麦之间的对话是有根据的，此外还有一些惟惟诺诺的军机大臣夹在其中，他们只会按照上面的旨意办事，这也是我为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我这么说，并非有意为李鸿章开脱。即使李鸿章握有实权，能将他的理想付诸实践，我认为他能取得的成就也不会更大。因为李鸿章本来就是个缺乏学识的人，倘若他是一个真豪杰，他原本可以凭着自己的地位，逐渐壮大自己的势力，推广自己的政策，从而取得更高的成就。因此，想为李鸿章辩护很困难。虽然如此，如果把中国政策的失误归咎于李鸿章个人，那些误国误民的内阁大臣就得到了逃脱罪责的理由，而我大中国四亿国民也无法认清他们应担负的罪责。正因为我看清了李鸿章的处境，所以不得不反复为他辩护。他的功劳，他的罪责，以及他的才能、品性将在后文详述。